文津圖書！在這本書里，讀懂一代學者風骨，遇見一段民國佳話

昨天，國家圖書館公布了新一屆“文津圖書”和“文津提名圖書”入選圖書。

作為國內(nèi)最具公共閱讀導向的圖書獎項之一，文津圖書由國家圖書館主辦，側(cè)重評選那些兼具思想深度與閱讀價值的優(yōu)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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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出版的《吳文藻傳:從社會學中國化到重建中國社會學》成功入選。本書撥開歷史煙塵，帶領(lǐng)讀者走近吳文藻。

人們往往只知他是“冰心的丈夫”“費孝通的恩師”，卻忽略了他作為中國社會學先驅(qū)的獨立身份與深遠貢獻。本書正是要走進這位奠基者的精神世界，還原其推動社會學中國化與重建中國社會學的學術(shù)生涯。

一、冰心的“書呆子”丈夫

1982年底，時年81歲的吳文藻發(fā)表《吳文藻自傳》，三年后因病去世。吳文藻去世后一年，冰心不無“嗔怪”地提到這篇自傳：

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么學校、讀的什么功課、從哪位老師受業(yè)、寫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課程，培養(yǎng)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jié)婚，短短的幾句！至于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說到二人的相遇，可以追溯到六十多年前（1923年8月），當時年輕的冰心正準備赴美留學，因找錯人而與吳文藻相識。

初識之時，吳文藻并未像其他男生那樣，對冰心說出“久仰、久仰”等客氣之詞，也未談起冰心的作品，而是與冰心深入討論了未來學習和讀書的內(nèi)容，由此讓冰心“悚然地”把吳文藻作為她的第一個“諍友、畏友”。

20世紀20年代，吳文藻、冰心與同學在美國的合影。

在美國期間，兩人通信頻繁，然而內(nèi)容大多是關(guān)于讀書和學習。也是在這頻繁的通信中，他們的熟絡(luò)程度逐漸超過了普通的同學和朋友。

1925年夏天，吳文藻前往康奈爾大學的暑期學校學習法語，在這里他遇到了同來學習法語的冰心。無論是不是籌劃已久的偶遇，這一年夏天二人訂下終身之約。

離別之際，吳文藻送給冰心一支“理想牌”（Ideal）鋼筆和一沓印有謝冰心英文名字大寫首字母的信箋。此后，二人在兩地的通信往來便成了常態(tài)。

20世紀20年代的吳文藻風華正茂。

1926年，冰心獲得碩士學位，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吳文藻致信冰心父母，用學術(shù)的語言詳細講述了自己的愛情觀、婚姻觀及與冰心的愛情。

他認為自己和冰心有著相同的戀愛觀與婚姻觀。在新思想方面，他們都將戀愛和婚姻視為宗教般神圣，真摯和專一的愛是婚姻唯一的條件。

令愛是一位新思想舊道德兼?zhèn)涞耐耆恕Ｋ膽賽酆突橐鲇^，是藻所絕對表同情的。她以為戀愛猶之宗教，一般的圣潔，一般的莊嚴，一般的是個人的。智識階級的愛，是人格的愛。人格的愛，端賴乎理智。愛——真摯的和專一的愛——是婚姻的唯一條件。為愛而婚，即為人格而婚。為人格而婚時，即是理智。這是何等的卓識！我常覺得一個人，要是思想很徹底，感情很濃密，意志很堅強，愛情很專一，不輕易地愛一個人，如果愛了一個人，即永久不改變，這種人的愛，可稱為不朽的愛了。愛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亦即是自我擴充人格發(fā)展的原動力。不朽是宗教的精神。留芳遺愛，人格不朽，即是一種宗教。愛的宗教，何等圣潔！何等莊嚴！人世間除愛的宗教外，還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吳文藻手寫的求婚書（節(jié)選）。

1929年，他們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司徒雷登證婚，婚禮的花費僅有34塊錢。從此，在長達56年的歲月里，吳文藻始終以他的儒雅與篤定，站在冰心的身后。

吳文藻與冰心在臨湖軒的婚禮合影。

二、社會學“中國化”的先驅(qū)

從1929年2月到1938年8月，吳文藻在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度過了人生的黃金十年。

近十年的時間里，他改造了既有的課程，培養(yǎng)了許多學生，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引入了功能理論和社區(qū)研究等社會理論，與海內(nèi)外的科研機構(gòu)廣泛交流，使燕京大學社會學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一個典型代表，由此形成的“燕京學派”也成為中國社會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1930年，費孝通由東吳大學醫(yī)學預科轉(zhuǎn)學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他入學后的第一門課程就是吳文藻的“西洋社會思想史”。

他用中文給我們講課，記得他曾經(jīng)用中文給我們講解一本英文寫的西方社會思想史。用中文講英文腳本，實際上就是現(xiàn)場“口頭翻譯”；吳文藻也不給自己起外國名字，后來他更提出“社會學本土化”的口號。這是吳老師的特點，有中國味，我是很贊成的。

費孝通在《暮年漫談》一文中回憶吳先生的課堂。

除了“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也是吳文藻一直堅持開設(shè)的課程。吳文藻在課上用中文授課，并且基于中國國情，在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和授課方法上都做出調(diào)整，這在當時可謂首開風氣。

為了與中國社會有聯(lián)系，為了研究中國社會，首先要以實際問題為取向開展研究，而這就要求打破學科分野。吳文藻廣泛吸收各個學科中適宜研究中國社會的部分來發(fā)展中國社會學，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是在社會學中引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這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一大進步和成就。

1932年，芝加哥大學的派克教授受吳文藻邀請赴燕京大學講學，帶來以田野調(diào)查為核心的研究方法。吳文藻由此敏銳意識到，這種“深入群眾”的調(diào)查路徑，為社會學提供了新的可能，并據(jù)此推動社會學中國化：一方面指導學生從實地出發(fā)開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將其確立為自身學術(shù)上的自我要求和期許。

1933年，吳文藻和林耀華等人創(chuàng)辦了《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圖為《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周刊創(chuàng)刊號。

三、費孝通的社會學引路人

除了推動教學改革與學術(shù)風氣，吳文藻更為看重的，是人才的培養(yǎng)。在他看來，“社會學中國化”不僅是一種方法轉(zhuǎn)向，更意味著必須建立屬于中國自己的研究隊伍。

以費孝通為例，可以清晰看到這一點。費孝通回憶，自己自1930年起隨吳文藻學習人類學，在其指導下逐步確立研究方向。其畢業(yè)論文從選題、修改到最終定稿，幾乎每一步都與吳文藻的指點密切相關(guān)，費孝通因此特別致謝其“諄諄不倦，循循善誘”。

費孝通的本科畢業(yè)論文封面與扉頁（1990年，費孝通在該論文原本扉頁上題字“五十七年后重見舊作，感謝母校妥為保存”）。

更重要的是，吳文藻并不止于課堂教學，而是系統(tǒng)性地為學生規(guī)劃學術(shù)路徑。他深知學術(shù)風氣的更新非一人一時之功，因此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育人才之上。在燕京大學，他帶出一批重要學生，如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黃迪等人。

在費孝通的成長過程中，吳文藻尤其傾注心血：從推動其進入清華研究院、安排師從史祿國，到促成其赴英國深造，并最終幫助其獲得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資格。

在廣西大瑤山調(diào)查中，費孝通的新婚妻子王同惠不幸遇難。面對悲痛欲絕的費孝通，吳文藻一方面給予深切安慰，肯定其“鎮(zhèn)定而勇敢”，一方面鼓勵其完成未竟研究，最終促成《花藍瑤社會組織》的整理與出版。可以說，費孝通的學術(shù)道路，與吳文藻的引導密不可分。

吳文藻發(fā)表在《社會研究》1936 年第 123 期專號上的悼文；右上為費孝通為王同惠的墓碑撰寫的碑文。

在中國社會學史上，人們普遍認為，吳文藻不僅是一位開風氣的學者，更是一位真正塑造了一代人的教育家。

20世紀60年代，（左起）費孝通、孟吟、潘光旦和吳文藻合影。

四、為中國社會學重建而奔走

在學術(shù)生涯的鼎盛時期，吳文藻親歷了日軍侵華的動蕩歲月。在南下任教于云南大學后不久，他又出于各種原因離開學界，前往重慶，進入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擔任參事，主要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吳先生作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二組的組長，前往日本處理日本戰(zhàn)后受降事宜，而他真正的心愿則是將戰(zhàn)后日本作為一個大型社會調(diào)研場地，開展相關(guān)研究工作。在日本，他依然不失學者本色，在工作之余，廣泛而深入地研究了當時日本的社會與文化狀況。

在日期間，吳先生逐漸下定了回國的決心、做好了回國的計劃，最終在 1951 年攜全家回到了祖國。在回國后的數(shù)十年時間里，他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歷經(jīng)諸多磨難，但是在艱苦的歲月中，他以認真的態(tài)度面對一切，保持真誠的思考，堅持從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方面的研究，積極投身社會學的重建工作。

1966年2月，由費孝通翻譯、吳文藻校對的《中印邊境》出版，譯者署名為“民通”。

晚年的吳文藻參與組織社會學座談會，為學科恢復提供方向性意見；參與重建課程體系與教學秩序，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同時推動與海外學界的交流，使中國社會學重新接入國際學術(shù)網(wǎng)絡(luò)……

這一時期的他，重新變回了當年那個一心向?qū)W的“書呆子”。就連他與冰心的金婚紀念日，也因兩人均需參加會議而不了了之；不久后冰心生日當天，他又因評閱學生論文、接受《光明日報》采訪、出席學術(shù)會議，全然忘記了這個日子。

晚年的吳文藻抓住一切可能的時間，只要身體允許，就集中精力讀書。

1923 年，梁啟超引用曾國藩“莫問收獲，但問耕耘”這八個字，贈送給即將赴美留學的青年吳文藻。吳文藻當晚便在日記中寫道：“我茍能得其精神則將終生用之不盡矣。”

終其一生，吳文藻始終秉承這份信念，踐行了少年時期“未來之世界文明定有一番貢獻”的初心，更實現(xiàn)了對學術(shù)的赤誠追求。他極具代表性的人生際遇和心路歷程，早已超越學術(shù)研究的范疇，成為關(guān)于現(xiàn)代中國的社會學文本。

吳文藻手書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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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吳文藻傳 : 從社會學中國化到重建中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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