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單——互聯網大廠反貪腐史

文 | 強調NexT

她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2025年某個普通的工作日午后，她坐在一家新入職公司的會議室里，對面是HR。對話進行了不到十分鐘，她就知道自己又要失去這份工作了。

這是她被移送公安機關、從上一家互聯網大廠開除之后，第三次被迫離開一個崗位。

01.通報

2026年4月23日，百度集團發布2025年度反貪腐通報。

內容一如往常：2025年共查辦處理違法違紀員工144人，其中33人被司法機關依法處理，111人被公司依規處罰。附上26起典型案例，措辭克制，姓名隱去，只留一個姓和“某某”。

但有一個細節，足以讓大廠“牛馬們”一震：通報中一名叫石某某的原MEG貼吧業務部員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這是近五年來互聯網企業內部貪腐案件中判處刑期最長的一例，已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全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典型刑事案例。

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2025年5月發布的《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顯示，僅這一個法院，2020年至2024年就審理了涉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額超3億元。七成以上，發生在互聯網大廠。

02.“真的是觸目驚心”

2022年12月，騰訊召開內部員工大會。那是一次線上會議，馬化騰一改以往相對溫和的風格說：“騰訊集團內部的貪腐問題，真的是觸目驚心。很多業務做不起來，并不是因為管理者問題，也不是業務方向問題，而是貪腐漏洞太大，業務被掏空。”

此后，各家大廠的反貪腐力度肉眼可見地提升。騰訊2023年全年解聘120余人、移送司法近20人；2024年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00余人和20余人，且已有5人被法院判刑。字節跳動的通報頻率更高，他們幾乎每個季度都會發出一份《企業紀律與職業道德委員會通報》，2023年全年查處違規案件177起，136人被辭退，23人移送司法。京東2024年調查案件達到221起，是已知大廠中單年案件數最多的。

一位前騰訊員工回憶，在連續多年高壓反貪腐的背景下，他原來所在的小部門陸續有多位同事被帶走，其中不乏十多年的老員工，這在一家有著數萬名員工的大廠并不多見。

密集披露和曝光，并不意味著問題在減少。恰恰相反，它更像是一層被揭開的皮，皮下的東西，比人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03.一個平臺，一把鑰匙

為什么是互聯網公司？

一位不愿具名的反舞弊律師給了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這里的權力，太便宜了。”

傳統制造業的腐敗，往往需要采購合同、驗貨把關、財務審批：每一個環節都有人盯著，要貪就要打通多個關節。但互聯網公司的權力結構扁平、快速、分權，一個手握“白名單權限”的平臺運營，可以決定一個商家上不上線；一個負責達人合作的BD，可以左右一場直播的流量分配；一個審核賬號的員工，能讓一個被封的主播重新出現在推薦位上。

這種權力不顯山露水，卻實實在在值錢。

阿里一名叫王某的基礎崗位員工用行動做了最直白的注解：他負責審批商家入駐。一年時間里，他收受商家賄賂超過9200萬元，對入駐“明碼標價”：一家店鋪，15到20萬元。受牽連商家超過400家，涉案總額1.3億元。事后央視曝光，這個案子甚至讓阿里當時正在進行的“1+6+N”架構改革蒙上了一層陰影。

律師吳昕棟把這類現象總結為“小官巨貪”：職級不高、權限不大，但恰好卡在了一個樞紐位置上。海淀法院的白皮書用了“部分重點部門'小官巨貪'現象亦不容忽視”這樣的表述，這是司法文書，措辭保守，但背后的意思已經相當刺眼。

餓了么的案件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CEO級別。2024年，餓了么前CEO韓鎏被上海警方帶走。調查顯示，他與另外兩人利用管理物流配送業務的職權，幫助多家供應商獲取大中城市配送業務資格，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30余次收受行賄款物，合計超過4000萬元，甚至要求按照對方利潤比例分成。

從9200萬到4000萬，從普通運營到CEO，腐敗的劇本在每一家公司、每一個層級上，以類似的劇本重復上演。

04.“她”的三次離職

回到開頭那個女員工。

她曾經是一家互聯網大廠的市場部核心職員，在職期間涉嫌收受合作商賄賂。案發后，公司將她開除并其移送公安機關，調查后釋放出來。

處理完畢，她努力重新走進職場。

第一站是一家創業公司。那家公司剛起步，CEO和她有一定私交，且創業公司沒有太多紅線束縛。她順利入職，做回老本行。開始幾年，公司處在風口發展還算順利，但最終沒能跑出來，解散了。

第二站是另一家大廠。這一次，她不知道是僥幸還是制度漏洞，通過了入職審查。HR沒有在簡歷核實環節碰到那段歷史，初步背調也沒有觸及。她以為這頁已經翻過去了。

但沒有。

入職不到一個月，有同事認出了她。互聯網行業圈子不大，當年的案件在某些人的記憶里留著。那位同事向HR舉報，附上了材料。公司啟動核查，約談，結論是“不符合用人標準”。她離開了，比入職快得多。

第三站又是創業公司，但這次的公司背景不差，有知名機構投資，賽道也熱。她以為這次能低調落地，重新開始。

然后一封舉報郵件到了。

郵件同時發給了這家公司的幾位主要投資方和行業媒體，內容詳盡，附有當時的全員通報郵件截圖。投資方開始問管理層，媒體跟進報道。

這件事沒有結局，或者說，結局還在繼續發生。

它留下了兩個開放性的問題：

一個犯過錯、也承擔過法律責任的人，究竟應不應該被永久性地從行業中抹去？

而那些主動散布信息的“知情人”，他們的動機是正義，是仇恨，還是某種權力感的滿足？他們的行為，是在填補制度漏洞，還是在創造一種新的傷害？

05.那張網

理論上，她本不能入職第二家大廠。

2017年2月，一個名叫“陽光誠信聯盟”的組織成立了。發起方是京東，聯合騰訊、百度、美團、聯想、沃爾瑪中國等14家企業。這個聯盟的核心機制是：一旦有成員企業將某人錄入失信名單，這個人在聯盟任意一家企業求職時，都會被拒絕錄用。截至2018年，成員已擴展至184家（此后數據沒更新披露），失信名單錄入了超過一千條信息。

字節跳動每次發反貪腐通報，都會在末尾寫明：“已同步陽光誠信聯盟及企業反舞弊聯盟。”這意味著被通報的人進入了一個跨企業的黑名單系統。

但這張網有三個洞。

第一個洞是覆蓋范圍。 184家成員，聽起來不少。但中國的科技與互聯網行業，每年新成立的公司數以萬計。大量規模在50人以下的早期創業公司，根本不在聯盟之列。對于一個涉腐離職員工來說，主動降低預期，去一家沒人認識自己、也沒有接入聯盟數據庫的小公司，是完全可操作的路徑。

第二個洞是執行。 背景調查的深度，取決于企業愿意為此投入多少資源和時間。那些專注于以最快速度擴張的創業公司，背調往往只是走個程序。一位在多家早期公司做過HR的從業者私下說：“真正深查的，很少。能核到學歷和上一份工作就不錯了。”

第三個洞是可查性。 失信名單不向公眾開放，也無法通過常規招聘渠道檢索。非成員企業的HR，沒有任何途徑知道候選人是否在名單上。相比之下，法院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央行的征信系統，至少對特定機構開放查詢。陽光誠信聯盟的黑名單，連這一步都沒有，它只在成員企業內部流轉，對行業其余部分來說，等同于不存在。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那位女員工能夠順利通過第二家大廠的入職審查。黑名單存在，但黑名單本身也是一個暗箱。

06.數字的年輪

過去五年，各家大廠的反貪腐數字走勢各異，大方向一致：逐年擴大。

年度查處人數上，字節跳動從2021年前后開始爆發，2024年單年解聘人數估計超過200人，無論案件數還是人數，都是近幾年大廠中最激進的。京東則在2024年以221起案件躍居案件數最高位。

從司法移送比例來看，百度2025年移送了33人，占當年查處總數的23%：每查處約4人，就有1人觸及刑事紅線。美團在2022年移送了107人，其中約有60人是外部合作商。這一數字的特殊性在于，美團的業務重線下、重供應鏈，貪腐往往不是員工單干，而是內外勾結。

時間軸上大致分三個階段。

2019到2021年，是起步期。 各大廠陸續將內部通報常態化，建立反舞弊部門，但整體還是以“做給內部看”為主。這一階段的典型腐敗形態偏傳統，采購回扣、禮品卡挪用、供應商返點等。

2022到2023年，是深水區。 馬化騰的“觸目驚心”成為行業共識的公開表達，各家的通報開始越來越多地面向外部，數字越來越大，處罰越來越嚴。與此同時，降本增效的大背景讓管理層對內部成本損耗更加敏感。虛假報銷、違規吃請這類“小錢”也開始進入通報范圍。

2024年到現在，是AI反貪腐期。 百度、騰訊等公司開始將自研AI引入風險識別環節，通過大數據捕捉異常交易。字節將內審調查團隊從總部拆分到各業務線，深入電商、商業化等最容易出問題的一線。重點打擊對象，從傳統供應鏈腐敗，轉向直播電商、MCN勾結、游戲出海發行等新業態腐敗形式。

一位大廠員工小林幾年前曾收到公司系統推送的一條異常提示：他有兩張一年前提交的打車報銷發票，搭的是同一輛車，且發票編號相差不大。系統判定：可疑！他自己翻記錄才想起來，那是連續加班的兩個清晨，六點多出門，滴滴派來的恰好都是在他家附近趴活的那輛車。最后他提交了訂單截圖和支付記錄，才打消了公司的疑慮。這套系統足夠敏銳，但它識別的是模式，不是情境。

階段在變，問題沒有消失。每一份新的通報，都是這句話的重復。

07.悖論

一位長期研究企業合規的律師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企業因為舞弊損失的金額，大約是舞弊者獲利金額的兩倍。”每一次腐敗，對企業的傷害，遠超涉案員工自己撈到的那部分。

這一點所有人都明白，但它依然持續發生，年年如此。

一個可以側面印證的現象是，各個大廠反貪腐通報發出的那天，員工往往會出現一個固定動作，翻名單，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震懾變成了獵奇，警告變成了內容。這或許是所有威懾機制在長期運作后都無法避免的命運：先讓人害怕，再讓人習慣，最后讓人漠然。

這讓人想到一個更深的問題，互聯網大廠的反貪腐是一種威懾，還是一種管理工具？大張旗鼓地發通報，把人名（部分）公之于眾，是真的為了讓行業更清潔，還是在塑造一種“我們很透明”的形象？當字節跳動每季度的通報變成一種固定節目，當百度每年發一次“成績單”，它的震懾作用究竟是在增強，還是在邊際遞減？

還有更難回答的，那些被寫進通報、被移送司法、最終承擔了法律責任的人，之后去了哪里？他們還在這個行業里嗎？有沒有人，用比聯盟黑名單更幽暗的方式，繼續在市場上運轉？

沒有通報會告訴你這些。

08.結尾

開頭那位女員工，最近的狀況我們沒有辦法追蹤。她的三次離職，三次嘗試，三次失敗，構成了一個關于懲戒、代價與第二次機會的問題，這個問題目前沒有制度性的答案。

也許她已經找到了一種新的方式繼續生活。

也許她還在某個城市的某個角落，打開招聘軟件，看著職位描述，權衡著要不要再投一次簡歷。

而在同一個時刻，某家大廠的內審團隊，正在從數據庫里調取一份疑似異常的報銷記錄；某位運營員工剛收到了合作商轉來的一筆“感謝費”，正在考慮要不要拿；某家創業公司的HR，正在接受一個看起來能力很強的候選人的簡歷，她的上一段工作經歷寫的是“某互聯網集團，市場部門”。

這個故事，沒有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