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升職加薪的人，越來越多

當“不想當領導”從80后蔓延到90后，人們以為這已經是代際態度的終點。直到00后進入職場，連“上班”這件事本身也開始被重新審視。

最先察覺這種變化的，往往是那些坐在面試桌對面的人。一位從業十五年的HR負責人描述了一個微妙的轉變：幾年前，拒絕晉升的對話通常伴隨著歉意——“領導，我真的干不了”“家里孩子太小”。

現在，年輕應聘者會在初面時就坦然詢問：貴公司有沒有純技術晉升通道，不轉管理的那種？

語氣里沒有試探，也沒有不安。在他們看來，這并非權宜之計，而是再自然不過的職業選項。

與此同時，另一個信號也在企業里浮現：入職不滿一年的00后，離職原因一欄里開始高頻出現同一句話——“和職業規劃不符”。追問下去，薪資與人際摩擦都退居次位，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這份工作占據了他們太多本不想被占據的時間。

如果80后還在“升不升”的問題上權衡，90后在“值不值”的計算中猶豫，那么00后已經把問題推向了一個更徹底的維度——這份工，一定要打嗎？

三代人對于職業態度的分野，從這里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算了，太累，不值

80后的“不想當領導”，是目睹了管理崗位的真實代價之后，算清了這筆被頭銜遮蓋的賬。

李念今年42歲。在西南某座城市的一家大企業里，她摸爬滾打了將近17年，靠著過硬的筆試和面試表現，從基層職員一步步走到了部門總監的位置。對于一個從小城市走出來的孩子來說，這已經是傳統意義上的“出息”。

但在一次和直屬領導的激烈沖突后，她正式提出了辭去部門負責人職務的請求。這個曾令人艷羨的職位，留給她的只有“實實在在刻在骨頭里的痛感”——手機得24小時攥在手里，哪怕凌晨兩點鈴聲一響，也得立刻翻身投入工作，就為了那句“領導馬上要用”。就算心知肚明很多任務純粹是走形式，她也只能咬著牙硬推下去。

她越來越覺得，各部門之間的扯皮、溝通耗費的精力、投入的人力成本不斷水漲船高，最終能沉淀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卻少得可憐。“很多時候，事情要么無聲無息地爛尾，要么只能靠非常規的路子硬推。”常年處在高壓之下，幾年前，抑郁和焦慮終于把她壓垮了——確診、整夜睡不著，甚至一度冒出過輕生的念頭。

無數個翻來覆去無法入眠的深夜，唯一讓她撐下去的，就是那個還沒長大的孩子。

張工的故事更直接地暴露了這筆經濟賬。他是一家300人硬件公司的技術骨干，公司兩次提拔他當硬件四部的經理，他拒絕了兩次。

第一次晉升時，月薪從1.7萬元提高到1.9萬元。表面上看是加薪，但他仔細盤算后卻發現得不償失：每周六固定加班，相當于每月多工作4天；平日還要額外延長約1.5小時的工作時間。此外，還有應酬支出、健康消耗以及陪伴家人的時間損失。若按時薪計算，收入反而下降。

第二次，公司開出更優厚的條件——月薪提高至2萬元，并配備獨立辦公室。但他依舊選擇拒絕。他曾見過硬件總監老陳，才45歲就滿頭花白，桌上全是藥瓶，說著話手也沒離開過太陽穴。眼前這些讓他更堅定了自己的路。

張工說，去年抽空接了些外包活兒，平均一個月能多掙幾千塊，“技術積累帶來的那股成就感，比掛個經理的頭銜強太多了”。

他的選擇里還有一個殘酷的現實參照：公司2023年調整組織架構時，最先被裁掉的正是中層經理。而像他們這樣的核心技術骨干，不僅毫發無損，反而人人漲了薪水。

升職？全球有39%的員工對此提不起興趣。這是荷蘭Randstad公司2024年度報告里的數字。另外還有42%的人說了，就算公司把升職機會擺到面前，他們也會一口回絕。

換言之，越來越多的職場人正在重新評估晉升的意義，對傳統意義上的“向上流動”持更加審慎甚至抗拒的態度。

相較于80后，90后的拒絕則更少糾結、更多判斷。阿南畢業四五年，在公司里一直踏實做事，憑借穩定而亮眼的業績贏得認可。部門主管離職后，老板主動找他談話，打算提拔他接任這一職位，但阿南卻婉拒了這次晉升機會。

他坦言，自己更享受當前的崗位狀態——專注于具體事務，付出與成果清晰可見。相比之下，主管職位意味著更復雜的人際博弈，以及層出不窮、耗費精力的會議。他不愿為了一個頭銜，犧牲工作的純粹感與成就感。

27歲的琪琪也是一樣，碩士畢業后，她進入一家新媒體公司擔任項目執行。入職不到半年，上級兩次主動提出為她升職加薪，希望她轉任項目經理，但都被她婉拒了。

一方面，她覺得自己的性格偏溫和，并不擅長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也不愿把精力消耗在“管理他人”這件事上；另一方面，在她的判斷里，這樣的晉升并不劃算——“薪資提升有限，卻多了不少瑣碎麻煩”。

很多時候，付出與結果并不匹配，努力也難以及時兌現為回報，連業績提成都存在延遲。在這樣的現實之下，她很難說服自己繼續為公司投入更多。

前程無憂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年輕求職者對管理崗位的態度愈發謹慎。接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管理層職位意味著更沉重的壓力與責任，難以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另有45%的人坦言，薪資增長幅度有限，并不足以抵消所需承擔的額外負擔。

如果80后還在“升不升”的問題上權衡，90后在“值不值”的計算中猶豫，那么00后已經把問題推向了一個更徹底的維度：這份工，一定要打嗎？他們的態度不是“不想當領導”，而是“不想用上班的方式生活”。

這種態度以多種形態呈現——間隔年（Gap Yea）常態化、自由職業低齡化、副業收入超過主業時果斷辭職、全職兒女的出現......每一項都在解構傳統的雇傭關系。

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自一位00后設計師，他辭掉工作后自己做了自媒體賬號發作品，把作品往上一發，慢慢地就有客戶主動找來了。設計簡單的活兒，一張收兩三百；復雜點的，一千到一千五打底。另外，他還在設計網站上“打包”賣模板，一張十塊錢。“沒人管，落得個清閑自在，掙的還比上班時多。”

一項調查顯示，57%的「Z世代」（（通常指1995—2009年出生）有經營副業，相比之下，「千禧世代」（指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群體）、「X世代」（通常指出生于1965年至1980年之間）和「嬰兒潮世代」（通常指出生于1946至1964年）的比例分別只有48%、31%和21%。

隨著副業收入的穩定，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考慮徹底脫離組織——當互聯網提供了脫離組織生存的可能性，“不想上班”就不再是逃避，反而變成了一種可執行的替代方案。

經濟環境的變化也在加速這種轉向。1111人力銀行在2025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一半的年輕人（47.8%）更傾向于以兼職或接案的方式取代傳統全職工作。在他們看來，這種選擇更契合當下的生活與職業期待。

具體而言，首要原因是工作時間更具彈性，占比達54.5%；其次是仍在探索未來發展方向，占41.8%；此外，還有40%的受訪者坦言，不愿被困于朝九晚五的“社畜式”生活。

與此同時，“全職兒女”也逐漸成為一些年輕人的現實選擇——他們并非沒有工作機會，而是在權衡之后主動放棄入職。理由是工資低、工作時間長、職業晉升空間小。與其進入高壓低薪的職場，不如留在家里照顧父母，順便節省家庭雇傭外人照護的支出。

這種在家庭單元內進行的“暫時性社會緩沖”，背后是更宏觀的就業圖景——截至2025年，全國已有超過2億人選擇靈活就業。換算到城鎮就業者中，這個群體的比例達到了40%，差不多每五個人里就有兩個是靈活就業。

當“班”本身不再是唯一選項，00后對雇傭關系的質疑，就有了現實的落腳點。

這條線一拉出來，代際變遷的脈絡就清晰了：

80后質疑的是管理崗本身——那份名不副實的責任、那些吞噬生活的消耗、那條看似上升實則空轉的職業路徑；90后質疑的是晉升體系的性價比——當升職加薪變成一道簡單的數學題，拒絕就成了理性的最優解；00后質疑的是雇傭關系本身——比起“在這個系統里怎么往上走”，他們更在意“我為什么要待在這個系統里”。

三代人用不同的句式，問了同一個問題：那些曾經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職場規則，還值不值得遵守？

不想管人，也不想被管

如果說80后拒絕升職時還會感到一絲歉疚，那么90后和00后的拒絕幾乎不帶任何道德包袱。

前程無憂發布的《2025中國職場代際差異報告》指出，有59.7%的95后員工明確表示不愿意走上管理崗位，這一比例較2018年提升了31個百分點。另一份出自華德士咨詢公司，他們問了3600名「Z世代」職場人，結果72%的人更愿意待在以個人貢獻為主的崗位上慢慢成長，還有16%的人干脆承認，中層管理的位子，自己會拼盡全力繞著走。

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精細計算投入與回報，管理崗位那本原本被視為“向上通道”的賬，正在變得不再劃算。

一位95后的程序員在拒絕晉升為技術主管時，曾認真算過一筆賬：職位雖帶來5000元的月薪漲幅，但隨之而來的，是每周會議時間從4小時驟增至15小時，還需全天候待命解決團隊問題，周末也常常要陪同客戶應酬。綜合計算下來，單位時間的收入不升反降，時薪反而縮水了40%。“所謂升職，不過是用更多的時間換更少的經濟回報。”

經濟賬不只在個人層面失衡。在組織層面，管理層級的“薪酬斜率”也正在被壓扁。有HR專家指出，近年來企業將調薪火力集中在新進與基層員工，平均調幅約8%，而整體預算僅3%至5%，導致級距斜率被壓縮。

換言之，你爬上去的每一步，臺階之間的高度差都在縮小。一位大廠35歲仍在寫代碼的程序員對此表示：“中層管理是職場上性價比最低、風險最高的‘夾心餅干’。當專家崗的總包不比基層管理者低，而技術能力跨公司可復用、管理經驗卻高度依賴組織環境時，選哪條路，已經不需要太多糾結。”

如果只是錢的問題，事情反而簡單。更深層的位移發生在價值層面。

德勤在2025年的一項全球調研中，對44個國家、23482名受訪者進行了分析，結果呈現出相當明確的代際差異：超過一半的「Z世代」受訪者表示，“工作是否有意義”直接決定他們的幸福感與滿意度；其中只有約6%的人將“成為管理者、晉升領導崗位”視為職業發展的首要目標。

另一組覆蓋7.7萬人的調查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分歧：僅有2%的「Z世代」認為自己與上級在價值觀上是高度一致的。

更具體來看，年輕人最在意的三項優先級分別是自我關照、做真實的自己以及幫助他人，而管理者更強調的則是業績結果、持續學習與高強度投入。兩套價值排序之間的重疊空間被壓縮到極低，僅剩約2%的交集。這意味著什么？年輕人從未否認意義的價值，只是拒絕被納入一套與自身無關的意義體系。

「Z世代」打小就泡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余波里，眼睜睜看著企業一撥撥裁人、福利一茬茬縮水。斯坦福學者卡茨的研究給出了一個更貼近現實的理解：“在他們眼里，職場早就不跟員工講什么情分了。所以這代人不會傻乎乎地對老板死心塌地，跟懶不懶沒關系，他們只是想把工作活成另一種樣子。”

前程無憂的一項調查同樣印證了這種價值遷移。數據顯示，年輕職場人在職業選擇時最看重的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占比達58%；其次是個人成長空間，占51%；再次是工作的自由度，占37%。當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可以從登山、烘焙、育兒、寫作中獲得充分滿足，職場頭銜的象征價值就被嚴重稀釋了。

年輕人不愿升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們目睹了中層管理者正在經歷什么。

DDI（美國智睿咨詢有限公司旗下人才管理咨詢品牌）在《2025全球領導力展望報告》中指出，放眼全球，認為自身已建立起“強大接班梯隊”的組織比例僅為6%。

作為戰略執行的關鍵一環，中層管理者本應承上啟下，卻正承受多重挑戰：既要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又要適應組織重組，還需承擔愈發嚴苛的績效考核與頻繁的人才流動壓力。

而最致命的信號來自裁員潮。2025年，微軟裁撤全球3%員工，主要影響中層管理崗位，旨在扁平化組織、提升效率。亞馬遜也在內部推進結構調整，明確要求各核心團隊在2025年第一季度前，將“個人貢獻者”相對于管理者的占比至少拉高15個百分點。

國內某頭部互聯網公司裁員比例高達25%，波及游戲、直播、短視頻等核心業務線。正如一位觀察者所寫：“成千上萬的中層管理者正在失去工作，而公司根本不打算填補這些職位，因為雇主正在徹底取消這些崗位”。

顯然，這已超越某個行業的局部陣痛，演變為一場系統性的組織邏輯重構。尤其是當AI大規模“入侵”人類世界，迅速發展后，便不再只是輔助工具，它開始替代管理者的核心職能：傳達指令、同步信息、追蹤進度，這些任務AI已經能做到60分，而且不需要社保，不會因為情緒崩潰請假。中層正在被從兩頭擠壓：上面要扁平化，下面要自動化。當年輕人看著自己的主管被裁、被替代、被壓垮，比起“成為領導”，他們更不愿“成為炮灰”。

互聯網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脫離組織生存的可能性。據相關資料顯示，2025年，僅閑魚一個平臺就有1962萬名賣家發布技能服務，其中00后占比高達41%。這些搞副業的人里，超過四成的人靠副業賺的錢能占到月收入的三成以上。

這意味著，對于相當比例的年輕人來說，打工不再是唯一的收入來源，甚至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當一個人可以在數字平臺上用技能直接變現，傳統組織的雇傭關系就從“必需品”變成了“可選項”。

「Z時代」成長于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周期，他們從未見過父輩口中那個“只要努力就能出頭”的年代。他們出生時，那套奮斗敘事的可信度已經在下降。到他們進入職場時，它幾乎成了一種需要打引號的修辭。他們對這套敘事天然免疫，歸根結底，是因為它未曾成立于他們的世界。

互聯網給了他們另一個選項：不必在一個組織里向上爬，也可以在多個平臺上向外生長。

我的工作，誰做主？

當大多數人都“不愿意做領導”之后，整個職場的環境、規則和風氣會發生什么肉眼可見的小變化？

最先發生變化的是權力關系本身。提拔談話越來越像求人辦事。一家互聯網公司內部選拔技術小組組長時，五個候選人里有三個自己放棄了。其中一位名校出身的業務尖子，在退出申請里寫著：“我更想每天準時回家，給孩子講講故事。”

過去，升遷是領導者手中最有力的籌碼，是下屬需要爭取的恩賜；現在，這個籌碼正在貶值。當“提拔”不再被當作獎賞來接受，當領導者發現最想給的東西對方根本不想要，上下級之間的議價位置就發生了微妙的位移。

隨之而來的是管理人才的結構性流失，其后果比權力關系的變化更為深遠。并非真的沒有人愿意當領導，是愿意當領導的人正在發生變化。當那些有責任心、懂業務、會帶人的高手因為看透了而退出管理賽道，留下的真空由誰來填補？

2025年「人才市場報告」顯示，傳統中層管理崗呈現降薪降級的“雙降”態勢，企業正進一步壓縮這一部分的人才綜合預算。

此外，企業自身也在主動縮減管理層級。京東在2025年6月宣布，在員工規模不超過220萬時，全集團只允許存在5個組織層級，核心目的就是實現扁平化管理、提升效率。

人工智能公司「出門問問」則更激進，其創始人李志飛明確提出“可能很多中間管理層就得撤銷”，并解釋稱“如果不調組織的話，這些人可能會成為AI轉型的較大的阻力”。

一位觀察者寫道，“AI時代中層壓縮、組織走向極致扁平已成為普遍趨勢，大型企業調整組織有了共同的方向——老板穿透中層，直接接管各個職能條線或業務領域。”

波士頓咨詢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層管理者手里42%的常規性工作，比如信息采集、過程跟蹤、日常審核等，現在都交給了AI。在制造業、金融業等行業的一些企業里，這種取代的苗頭已經能看到了。

最可怕的是「逆向淘汰」已經開始顯形：真正懂行的骨干都貓在基層干活，而最后愿意接棒的人，可能反而是那種特別想掌權但能力一般的人，或是只會對上奉承、對下壓榨的人。

當一個系統中最該管事的人集體退出，而留下的人里又混雜著能力與意愿的錯配，整個組織的運轉質量不可避免地在下滑。公司里管事的人水平在下降，中層成了高層的傳聲筒和基層的甩鍋俠。

最后一個變化發生在觀念的層面。以前，“不想當領導”是需要解釋的——那是沒出息，是缺乏上進心，是職業生涯的失敗信號。現在，“拒絕升職”成了一種可以坦然說出口的選擇，甚至是一種值得被理解的選擇。

當“拒絕晉升”從需要藏著掖著的消極心態，變成可以在飯桌上大聲說出來的常態，一種新的職場倫理就形成了。

這套新倫理的核心邏輯其實很簡單：升職不再是成功的唯一尺度，甚至不再是重要的尺度。當一個人可以在專業領域獲得尊嚴，在副業中獲得收入，在生活中獲得意義，那個曾經金光閃閃的領導頭銜，就只剩下一張名片的分量了。

對于“不想當領導”，人們習慣于將其簡單歸因為“躺平”或“逃避”。但縱觀這一代又一代職場人的選擇，會發現這更像是一種清醒的權衡。

80后算清了責任與回報的賬，90后重新評估了晉升的性價比，00后則進一步追問雇傭關系本身的意義。他們拒絕的，并非成長與奮斗，是那套不再適配時代的「成功公式」。

這里，有人選擇深耕專業，有人轉向自由職業，也有人在家庭與自我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這些分流并未削弱社會的活力，反而重塑了人才與組織之間的關系——讓工作回歸價值交換，讓人生重新擁有選擇權。

不妨把問題從“為什么不想當領導”轉向“什么樣的領導仍然值得被向往”。

當權力不再只是消耗，當晉升能夠帶來意義、尊嚴與合理回報，拒絕才會減少，追隨才會重新發生。

部分參考資料：

1.《中年人變了，80后拒絕當領導》，鹽財經，龐海塵

2.《“升職加薪我不要”，這屆年輕人有點兒“叛逆”》，36氪，霍輝

3.《“為什么這代年輕人開始拒絕升職加薪”》，ELLEMEN睿士，Echo、ccc

4.《2026，人的覺醒》，劉子1984

5.《只靠正正職薪水怎么活？Z世代的多重收入思維，用斜杠打造自由人生！》，《money錢》

6.《趙浩：年輕人變了，95后拒絕升職》，南風窗

7.《報告：數字平臺成青年就業創業“實驗室”》，經濟參考網

8.《Deloitte：2025年Z世代與千禧一代職場調查報告》，生活數據，研究報告

9.《7.7萬人調查揭露：98%的Z世代「不想活成老板那樣」》，商周

10.《拒絕升職的年輕人，能混一天是一天》，先活

11.《近2000萬賣家在閑魚發布技能服務，數字平臺成青年就業創業“實驗室”》，北京商報

12.《《2025中國新就業形態報告》發布：供需兩端同時擴張》，顧陽

13.《年輕人開始拒絕升職了》，鳳凰網，馬江博

14.《35歲沒做到管理層，反而是好事》，小智的互聯網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