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為何“難”？聽戴錦華、雙雪濤對談文學與影像的轉換

作為兩種不同的敘事形態，文學與電影如何共同捕捉人類心靈的幽微之處，又如何顯影一個時代？當文學經典不斷被影視化改編、被“再創作”，我們究竟是在觀看故事，還是在重讀自身？在日前舉行的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電影文學公開課上，學者戴錦華與作家雙雪濤圍繞“大時代兒女：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展開對談，重新審視文學與電影這兩種具有“親緣關系”的藝術如何彼此轉譯、互通有無，以及在這個影像生成泛濫的年代，文學的價值為何依然不可磨滅。

電影文學公開課現場。

兩種不同媒介的轉換，文學名著改編為何難？

影視作品中不乏改編自文學原著的案例，但即便擁有堅實的文學底本，改編效果依然常常毀譽參半。究其原因，文學與影視之間的轉換，從來不是文本向銀幕的簡單平移，而是一種跨媒介的再創作。

戴錦華。

“文學與電影的分野往往比我們想象得要更為深刻。”戴錦華指出，過去，甚至有電影人提出“文學與電影離婚”的說法，強調電影人要有獨立編劇的能力，而不是一味依賴現成的文學改編。小說與電影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媒介系統：前者依托語言文字，后者則通過視聽時空重構現實世界。也正因如此，“好的文學作品往往很難改編成同樣優秀的電影”——好的文學作品往往在自身媒介中達到了極致，很難再適應其他媒介語言的改編。“小說講述了迷人的故事，卻沒有承諾它會變成一個迷人的電影。”

這似乎也解釋了一部改編自文學原著的電影，為何常出現“原著黨”與“電影黨”之間的分歧。圍繞“忠實原著”的爭論，戴錦華也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所說的‘忠實’，究竟指向什么？是情節的還原、人物的再現，還是精神氣質的延續？”不同觀眾心中有不同答案，這也使得改編永遠處于爭議之中。

雙雪濤。

從《平原上的摩西》《刺殺小說家》到近來上映的《飛行家》，雙雪濤的多部小說作品已被搬上了大熒幕，他本人也參與到了這些電影的制作環節中。作為文學、影視兩個領域的“雙棲者”，雙雪濤從具體的創作機制上分析了二者的不同：文學創作往往帶有更多的“感性”色彩，更多出于作家個人的靈感與直覺噴涌；而電影更具理性屬性，需要一個團隊的共同把關設計——鏡頭是否有效、節奏是否成立，都需要在現實條件中不斷判斷與取舍。因此，一部小說在被改編為電影時，往往需要刪繁就簡，“找到最核心的表達”。

但“簡化”并不意味著“降低”。戴錦華反駁了“電影必須簡化文學”的常見看法，她認為，電影完全有能力處理最復雜的人類經驗，關鍵在于創作者在兩種媒介間轉換的能力。電影對文學的改編并不一定是復制照搬或亦步亦趨的，它需要電影創作者自身的思慮和裁剪，甚至進行重構，讓電影獲得獨立于文本的生命力。

比如前段時間斬獲多個奧斯卡獎項的電影《一戰再戰》，其靈感來自自美國作家?托馬斯·品欽?于1990年出版的小說《?葡萄園?》。但戴錦華注意到，這部電影雖保留一些原著的人物設定，卻并未拘泥于原著《葡萄園》的復雜情節，更像是以原著的精神內核為切口，實現對當下社會的批判。

即便文本已經固定，影視化的再創造依然擁有無限可能。雙雪濤注意到，導演保羅·托馬斯·安德森作為一位“視覺專家”，為電影《一戰再戰》注入了極具風格化的影像表達與絢爛質感。與此同時，他也提到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這部電影改編自武俠小說家王度廬的作品，原著中人物繁多、情節駁雜，而李安則以一個核心主題為“衣架”，將敘事有序收束，在刪減部分武打場面的同時，反而使影像呈現出更為深沉而內斂的韻味。

“一葉知秋”，個體敘事照見大時代

盡管文學與電影之間橫亙著媒介的差異，但作為對現實的再創造，它們都使讀者與觀眾在文字或影像之“鏡”中不斷照見自我與他者，獲得對現實的升華與超越。二者的交織，也遠比想象中更為復雜。

比如雙雪濤提到，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作品有著“純電影”性，其機位的設置、拍攝方式、分割空間的方法都是如此獨特，在文字中難以復制其影像效果。戴錦華表示，有趣的是，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往往也被人評價為有“文學性”，電影中那些舒緩的鏡頭、對微末情緒的捕捉、對人生沉重時刻的頓悟等，都會讓觀眾感慨“太文學了！”這或許也道出了電影與文學的共通之處：它們本質都是涵蓋心靈的藝術。

正是在個體命運的細致描摹中，文學與電影也讓一個時代顯影。以東北的書寫為例，戴錦華認為，從張猛導演的電影《鋼的琴》的上映，再到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代表的“鐵西三劍客”在當代文壇異軍突起,以獨特視角展示20世紀90年代下崗潮背景下東北人的命運沉浮，“他們共同創造了‘可寫’的東北”。“他們塑造了不同的人物，講述了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完全適用于傳統意義上的悲劇、喜劇或者正劇等概念，但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東北故事。”這些故事反映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并且余味深長。至今在課堂上講到這些作品時，戴錦華還會遇到東北籍的學生，與她聊起這些作品帶給他們的觸動與回憶。

作為創作者本人，雙雪濤卻坦言自己在寫作時并未刻意追求“時代性”，而是從熟悉的個人經驗出發，作真誠的書寫。“一葉知秋”，個體命運本身就與集體經驗緊密相連。正是這些具體而微的人物與故事，最終拼合出時代的整體圖景。

戴錦華和雙雪濤都認為，無論電影還是文學， 所有作品都“必然屬于其時代”，即便它們書寫的是古代或未來，真正被講述的始終是“當下”。借用福柯的說法，“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戴錦華提到，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經典名著”，其實早就不只是原著本身了，而是在電影、電視劇、舞臺劇等一次次改編中不斷被重新講述、不斷被“更新版本”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亞、狄更斯、簡·奧斯汀等人的作品，在英國被反復拍成影視劇，甚至像“國家名片”一樣不斷展示出來。人們今天接觸到的，其實往往是經過很多次改編疊加后的形象，而不是直接面對幾百年前的原著。經典的意義不在于“原來是什么樣”，而在于它在不斷被改編、傳播的過程中，被注入了哪些當代的表達與闡釋。

文學公開課現場合影。

那么，在影像生成技術不斷突破的當下，影像又是否會取代文字成為最主要的敘事工具？戴錦華表示，即便在所謂“讀圖時代”，文字依然是基礎性的表達工具：從社交媒體交流到AI生成圖像，語言始終是入口與核心。她甚至認為，在數碼技術泛濫的今天，我們反而進入了一個“有圖無真相”的時代，圖像的權威性正在被削弱。

“作為一名作家，我還是堅定對文字的信心。”雙雪濤說，文學依然是一種“基石性的存在”，盡管它在當代語境中面臨新的挑戰與變化，但這種變化未必是衰落，也可能意味著新的可能性——一種“對文字要求先降低、再提升”的循環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