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長松：蘇聯技術哲學和工業化道路的當代價值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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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蘇）為師曾經是我們長期堅持的方針，我們曾屬于同一個研究綱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技術哲學；我們曾走過大體相同的工業化道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重積累輕消費的快速工業化道路。時過境遷，當俄羅斯學者已經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時，我們卻以發展了的、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的技術哲學研究；當俄羅斯打破了舊的經濟模式又苦于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難于建立之時，我們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之下大力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努力探索把工業化和信息化有機結合起來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但是，蘇聯的技術哲學和工業化道路是有其當代價值的。蘇聯的技術哲學和工業化道路以及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是我們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參照系，蘇聯工業化既是一個正面教員，讓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時有經驗可循，使我們工業化的速度大大加快，工業化的質量得到顯著提高；同時，蘇聯工業化更是一個反面教員，蘇聯工業化的最大教訓就是速度質量不平衡和產業結構不合理，以蘇為鑒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少走了很多彎路，最終走上了一條質量效益優先、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兼顧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俄羅斯早熟型去工業化和原料出口依賴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再次警告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重中之重；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尤其是要把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的創新擺在第一位。總之，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黨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絕對領導、堅持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堅持群眾觀點和保護群眾的首創精神是我們在借鑒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基礎上總結出的寶貴經驗，而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沒有堅持統籌兼顧，量質并舉，保持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則是我們需要汲取的蘇聯工業化的最大教訓。

蘇聯工業化是蘇聯歷史問題中一個爭論不休、常談常新的問題。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論，是因為這種爭論不是從一個熱點上和一個角度上迸發出來的。對蘇聯工業化持肯定態度的人所論述的大多是蘇聯的工業化本身，即那種持續了十多年甚至延長到戰后的工業的迅猛發展及其毋庸置疑的成就；而對蘇聯工業化持否定態度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快速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經濟計劃化和肅反擴大化等帶來的種種副作用，是蘇聯工業化與蘇聯社會發展的負面關系，是其對蘇聯文化、思想、哲學等上層建筑的消極影響。從后一種情況來看，蘇聯工業化確實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有許多教訓值得汲取。

第一，如何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又好又快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

我們必須堅持采用歷史分析的方法來看待蘇聯工業化問題，這就需要從特定的歷史背景出發，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進行具體的、全面的考察。

列寧指出：“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我們應該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如實反映歷史人物與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關系，既不能無視歷史局限性，過分夸大或拔高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也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用今天的標準苛求甚至貶損前人及其取得的歷史成就。毋庸置疑，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方針是蘇聯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唯一正確的選擇，而且對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工業基礎薄弱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而言，在工業化初期往往也很難避免這樣的選擇。落后國家要想實現追趕型現代化，達到彎道超車的目的就不能按部就班地從輕工業做起，而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實行國家干預是兩個基本的手段。

2016 年，俄羅斯基于新歷史文化標準的新版歷史教科書正式出版發行。還原歷史真相、尊重國家歷史，已經成為當代俄羅斯政界和學界的共識。新版歷史教科書一反過去歷史虛無主義的做法，重塑“蘇聯記憶”，希望讓每一個俄羅斯人都能學習到為之驕傲和自豪的國家歷史；同時，也希望能發現歷史的經驗教訓，幫助俄羅斯人更好地選擇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新版歷史教科書對蘇聯工業化使用了“偉大的轉折”這一標題，指出了蘇聯工業化的歷史必然性：“工業化的目的在于通過優先發展國家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以保障蘇聯經濟發展的獨立性。在與西方各國不可避免的競爭形勢下，蘇聯只有‘追趕、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水平，才是國家立足的根本。”新版歷史教科書充分肯定了蘇聯工業化的成就：“蘇聯人民通過艱苦的勞動和非凡的努力，建立了完全獨立、無依賴的工業強國，能夠自主生產各類工業產品。國家具有強大的工業發展潛力，能夠基本達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新版歷史教科書還引用了蘇聯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涅克里奇（А. М. Некрич，1920—1993）的話對廣義工業化進行了高度評價：“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歷經十一個五年計劃，蘇聯從工業落后國發展成為具有完備的工業基礎，在航空航天、熱核武器和海軍建設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強大國家。”可以說，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軍事包圍，面臨國際國內復雜的斗爭形勢，以斯大林為領袖的蘇聯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社會主義工農業建設，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而且積累了人類歷史上極其寶貴的“蘇維埃經驗”。但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要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驅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物質精神產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我們不能否認，工業化不僅給蘇聯帶來了綜合國力的提高，而且帶來了社會生活和文化教育的重大改變，蘇聯人民享受到了社會平等、福利、低物價，實現了四年制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大學和學院培養的200 多萬名專業技術人員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力軍。

特別是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蘇聯居民的住房條件得到明顯改善，民眾工資收入大幅提高，食品供應結構趨于平衡，普及了七年制和十年制義務教育，建立了完善的醫療和退休金保障體系，居民平均壽命得到顯著提高。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蘇聯工業化乃至整個蘇聯存續期間，農業經濟和消費品生產長期落后，住房、日常生活設備和設施長期短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相對于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快速增長，民生長期得不到徹底改變。特別是在20 世紀30 年代，由國家政權強力推動的農業集體化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糧食和牲畜急劇縮減，發生了波及2500 萬—3000 萬人的嚴重饑荒；而肅反擴大化造成了大約150萬人被逮捕，70 萬人被處決的悲劇。工業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但是，如果為了實現工業化而脫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甚至為增長而增長，不惜以犧牲人民根本利益為代價，那就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已經從“有沒有”轉變為“好不好”、從“又快又好”轉變為“又好又快”。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習近平總書記滿懷深情地說：“我們的目標很宏偉，但也很樸素，歸根結底就是讓全體中國人都過上更好的日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決民生問題，就是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二，如何實現計劃與市場、速度與效益、投入與產出的平衡，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

1921年，年輕的蘇維埃俄國建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計劃委員會成員除了黨的干部還有管理領域、科技領域的著名專家。1927 年蘇聯開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所以選擇五年為期，是因為這是任何一個大型方案建設的平均周期，并且五年一個周期經濟可能會發生重大進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是非常高的，數百座工廠同時建設，無論是物資還是人力資源都是不夠的，導致計劃最終沒有完全實現，但是國家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基礎。第二個五年計劃在1934 年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這個五年計劃更具現實性。當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生產指標就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突出特點是優先發展國防工業，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除了從農業和輕工業中獲得工業化所需資金，壟斷對外貿易所產生的收益是工業化另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利用這些資金蘇聯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機床設備以及其他工業必需品。因此，蘇聯工業化是建立在加強計劃管理和高度集權的基礎之上的，這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需要集中動員國家巨大的內部力量。蘇聯建成了工業化社會的經濟基礎，形成了這種特有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模式。

盡管計劃經濟體制避免了盲目的市場競爭，確保了企業有計劃地獲得利潤，建立了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但是這種經濟模式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對勞動和創新較弱的激勵機制，日常用品的長期短缺和無效的技術創新。特別是20 世紀70 年代以后，當新技術革命席卷整個西方社會時，蘇聯，技術創新應用卻受到了制度壓制，進入了所謂的“停滯時期”。蘇聯不止一次地嘗試將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實際上，蘇維埃政權從1918 年上半年就開始了嘗試，但是被國內戰爭打斷。第二次嘗試是新經濟政策，但是隨著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主張戰勝布哈林等的平衡論，市場化進程再次被打斷。戰后蘇聯經濟重新回到和平建設的軌道上，它是有機會再次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但是冷戰的開始使繁重的、以發展軍事工業綜合體為目的的產業結構喪失了市場改革的機會，柯西金改革成為最后一次這樣的嘗試。遺憾的是，這些嘗試都沒能貫徹到底，改革的大好時機也未能被抓住。

在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40多年來，我國已經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市場經濟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極大地增強了黨和國家的生機活力。我們一定要汲取蘇聯頑固地堅持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教訓，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讓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在“兩只手”的協同作用下行健致遠。

此外，為了趕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黨和政府不斷追求建設的高速度，但不計成本、不講效益的高速度浪費了資源、污染了環境。許多高指標不僅無法完成，而且助長了浮夸、冒進和弄虛作假的不良風氣。

斯大林很早就已經意識到加快集體經濟的建立有可能引發災難性后果，1930 年3 月2 日的《真理報》刊發了他的文章《勝利沖昏頭腦》。文章指出：“決不能用強力去建立集體農莊。”“決不能把發達地區集體農莊建設的樣板機械地搬到不發達地區去。”認為這樣做不僅是愚蠢的，而且是反動的。但實際上，“斯大林認為，經濟比例失衡是導致食品供應危機的主要原因。小農經濟從根本上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國家工業建設的需求，同時大富農階層有意識地破壞國家糧食供應，加劇國家輕工業和農業危機”。同時，派遣了25 000 名布爾什維克黨員下到農村去推進集體化政策。一方面，農業集體化為將農村的物資和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以滿足高速工業化的需要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集體化也消滅了市場經濟在蘇聯的最后棲息地——私有小農經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平均每29 小時就會有1 家新的企業投入生產，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平均每10 小時產生1 家新的企業，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平均每天出現3家新的企業，即每8 小時產生1 家。截至1940 年蘇聯建成了約9000 家新的工業企業。可以說，在斯大林之前，世界經濟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增長速度；在斯大林之后也再沒有出現過。然而，這種只追求數量和速度，不顧質量和效益的高速度增長不僅造成了低水平重復建設，大量的資源和人力浪費的后果，而且還引發了一系列環境問題。赫魯曉夫時期盲目開墾黑土地雖然能夠帶來糧食的增產，但卻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和沙塵暴肆虐的后果；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則是蘇聯時期最大的生態災難。因此，長期忽視人民利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所謂高指標，影響和動搖了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和信仰，最終動搖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蘇聯工業化的慘痛教訓一再警示我們要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也就是堅持走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工業化道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的總要求，因為高質量發展是最能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總之，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根本要求就是實現高質量發展。

本文摘編自《蘇聯的技術哲學與工業化 : 歷史·經驗·啟示》（萬長松著.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2026. 3）一書“結論 蘇聯技術哲學和工業化道路的當代價值”，參考文獻略，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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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03-084497-2購買本書

責任編輯：鄒 聰 陳晶晶 高雅琪

《蘇聯的技術哲學與工業化: 歷史·經驗·啟示》是一部對蘇聯的技術哲學與工業化以及二者之間錯綜復雜關系進行全面總結和深刻分析的學術著作。作者對橫跨300 多年的以工業化為中心的俄羅斯和蘇聯現代化歷史進程做了全面的梳理與概括，著重分析了蘇聯時期，特別是在三個“五年計劃”時期以發展重工業為核心的蘇聯工業化的成就、經驗和教訓。作者詳盡論述了蘇聯馬克思主義技術哲學的興起和主要觀點，并把它概括為“技術決定論”、新“專家治國論”和“技術手段論”三部分，每一部分內容都與蘇聯工業化的方針、方法相輔相成。正確看待和處理蘇聯技術哲學與蘇聯工業化之間的關系，可以為我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創新型國家提供啟示。

本書可供廣大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科學技術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專業的師生，以及對哲學感興趣、具有理論思維的廣大科技工作者閱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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