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蘭這輩子都沒想過,自己七十六歲了,還能成為全村人茶余飯后的談資。
那天她從縣醫(yī)院出來,手里攥著一張化驗單,手抖得厲害,紙都攥出了汗印子。縣醫(yī)院的醫(yī)生倒是挺客氣,說話也委婉,可那四個字扎在她耳朵里就跟針扎似的——“HIV陽性”。
老太太當時就懵了。
她一個守了大半輩子寡的農村老太太,怎么就染上這個病了?要不是上個月摔了一跤去縫針,術前抽血查出來的,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身體里還藏著這種東西。
李秀蘭的男人張德厚,三十八年前在礦上出了事,人抬回來的時候身上蓋著一塊白布,連最后一面都沒讓她見全。那年她才三十八歲,大兒子張建國十五,二兒子張建軍十三,小女兒張桂枝剛滿十歲。村里人都勸她改嫁,說一個女人拖三個孩子,日子咋過?她誰的話都沒聽,硬是靠一雙手把三個孩子拉扯大了。
她給人家洗過衣服,一天搓十幾盆,手指頭的皮搓掉了又長,長了又掉;她在工地上搬過磚,一塊磚三分錢,一天搬兩千塊,腰都快斷了;她撿過廢品,翻遍了鎮(zhèn)上每一只垃圾桶,被狗追過,被人罵過。大兒子考上大學那年,她把自己結婚時娘家陪嫁的一對銀鐲子賣了,又跟村里人借了一圈錢,湊夠了學費。二兒子學手藝,她給人白干了一個月的活,才說動師傅收下他。小女兒嫁人,她把攢了五年的錢全掏出來置辦嫁妝,一分都沒給自己留。
三個孩子倒也爭氣。張建國大學畢業(yè)后留在了省城,進了事業(yè)單位,一步步熬成了科長,娶了個城里媳婦,在省城買了房安了家。張建軍學了水電工的手藝,在縣城開了個小門面,日子過得也算殷實。張桂枝嫁到了隔壁鎮(zhèn),婆家是開小超市的,吃喝不愁。
按理說,李秀蘭這把年紀該享清福了。可三個孩子各有各的忙,誰也不肯把她接過去住。大兒子說自家房子小,騰不出地方;二兒子說店里忙,沒工夫照顧;小女兒倒是想接,可女婿不樂意,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李秀蘭也不爭,一個人住在村里那間老屋里,養(yǎng)了幾只雞,種了一小片菜地,逢年過節(jié)等孩子們回來吃頓飯,日子就這么一天天挨過去了。
直到這張化驗單,把她后半輩子最后一點平靜也碾碎了。
她拿著化驗單在縣醫(yī)院門口的臺階上坐了很久,久到保安都過來問了她兩回。太陽曬得她頭暈眼花,她才站起來,腿麻得幾乎走不動道。她沒有回家,而是去了縣疾控中心,她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染上這個病的。
疾控中心的人很耐心,跟她聊了很久,問了她很多問題,抽血、輸血、手術史、伴侶情況,一點一點地幫她梳理。李秀蘭坐在椅子上,臉紅一陣白一陣,有些話她實在說不出口,可為了弄明白自己到底是哪一步走錯了,她咬著牙把那些陳年舊事一件一件往外掏。
張德厚在礦上那幾年,常年不回家。礦上都是男人,下了班沒事干,有些人就跑去那種地方。張德厚也跟著去過幾回,回來跟她坦白過,她跟他大吵了一架,差點離了婚。后來他出事了,這件事也就被她埋在了心底,幾十年沒跟任何人提過。
疾控中心的人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跟她說:“阿姨,這個病有很長的潛伏期,有些人感染了幾十年都沒有癥狀,您這個情況,很可能是您丈夫當年感染了,后來又傳給了您。”
李秀蘭愣在那里,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她不是因為自己得了這個病哭,她是突然想起了張德厚。那個男人死的時候才四十出頭,身體一直硬朗得很,可出事前一年,他開始莫名其妙地消瘦,老發(fā)燒,嘴里長了白斑,礦上的衛(wèi)生所看不好,去縣醫(yī)院也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后來礦上出了事故,人沒了,這件事就再也沒人追究過。現(xiàn)在想來,他當年那些癥狀,分明就是這個病。
他走的時候,連自己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
李秀蘭坐在疾控中心的椅子上,眼淚流了滿臉。三十八年的委屈,三十八年的辛苦,三十八年的孤獨,突然全堵在了嗓子眼里,她張了張嘴,卻什么都說不出來。
這個消息傳出去的速度比她想象的快得多。縣疾控中心的人按照規(guī)定要去她家里做隨訪,正好那天二兒子張建軍回村看她,撞了個正著。工作人員走了以后,張建軍鐵青著臉問她怎么回事,她原原本本地說了。張建軍聽完,一句話沒說,轉身走了。
第二天,大兒子張建國和小女兒張桂枝都回來了,三個人坐在堂屋里,臉色一個比一個難看。
“媽,這病能治嗎?”張桂枝先開了口,眼圈紅紅的。
“能治,醫(yī)生說現(xiàn)在有藥,按時吃就能控制住,跟正常人一樣過日子。”李秀蘭小聲說,她從床頭柜里拿出疾控中心發(fā)的宣傳冊,遞過去。
張建國接過來翻了翻,臉色更沉了:“這藥一個月多少錢?”
“醫(yī)生說有免費藥,但也有些檢查要吃自己的,一個月大概兩三百塊。”
堂屋里安靜了一會兒。兩三百塊,不多。可誰也沒開口說“我出”。
張建軍點了根煙,悶著頭抽了半根,才開口:“媽,我不是不想管你,可你知不知道,這事傳出去,我們以后怎么做人?我兒子剛上初中,學校要是知道了他奶奶有這種病,同學怎么看他?”
張桂枝跟著哭了起來:“媽,不是閨女心狠,你女婿那個人你也知道,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不讓我再回這個家了。我自己不回來沒事,可兩個孩子還小,我不能讓他們沒媽啊。”
李秀蘭的眼睛一暗,但她沒說話,只是轉頭看向大兒子。張建國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一個,供他念書她花的心血最多。可張建國靠在門框上,半天沒吭聲,最后嘆了一口氣:“媽,這個病……說出去太難聽了。要不,你先把鄉(xiāng)下的老屋賣了?”
李秀蘭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她知道大兒子的意思——他們不想被拖累,更不想沾這個“臟病”的名聲。
“我不跟你們住,”李秀蘭聲音顫顫的,“我自己能過,我不要你們伺候,藥錢你們三個湊一湊,一個月一人幾十塊錢……”
“不是錢的事!”張建軍突然大聲說,使勁把煙頭按滅在鞋底上,“媽你明不明白,這不是錢的事!這是艾滋病!傳出去我們全家都沒臉見人!”
李秀蘭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可嗓子里像是堵了一團棉花。她看著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三個孩子,看著他們臉上的嫌棄和恐懼,突然覺得很陌生。
張桂枝擦了擦眼淚,從包里摸出兩百塊錢放在桌上:“媽,這錢你先拿著,但是后續(xù)的事……我真的管不了。你別怪女兒不孝。”
張建軍沒掏錢,站起身就往外走:“我回去跟我媳婦商量商量再說。”
張建國也跟著站起來,猶豫了一下,從兜里掏出五百塊錢塞到李秀蘭手里:“媽,你先用著,我回去想想辦法。”說完,他匆匆出了門,像是怕被人看見似的。
三個人走的時候,沒有一個回頭。
李秀蘭坐在堂屋里,看著桌上那兩百塊錢,眼淚順著臉上的皺紋往下淌。她不怪他們,她誰也不怪,她只是覺得胸口堵得慌,像是有一塊石頭壓在心上,喘不過氣來。
她慢慢站起來,走到院子里。雞圈里的幾只老母雞咕咕叫著,她撒了一把玉米進去,扶著雞圈的圍欄站了好一會兒。太陽快落山了,西邊的天燒得通紅,像著了火一樣。她想,張德厚死的時候,她沒哭出聲來,因為她知道她不能倒,她倒了三個孩子怎么辦。如今三個孩子都大了,她反倒覺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這輩子最要緊的那根弦,突然斷了。
她回屋翻出一個舊木箱子,從箱底摸出一本存折。存折上只有兩千三百塊錢,是她這些年賣雞蛋和領養(yǎng)老金攢下來的。她想了想,找出一張紙,用一支鉛筆頭在上面寫了幾行字——她要把這錢留給小女兒,小女兒日子最難,婆家雖然開著超市,可錢都攥在婆婆手里,她手里頭緊。
寫完這些,她突然覺得自己有點可笑。她這輩子,從三十八歲守寡到現(xiàn)在,養(yǎng)活三個孩子,什么苦沒吃過,什么罪沒受過,到頭來,竟然被一個藏了三十八年的病給打倒了。
不,打倒她的不是病,是她那三個孩子。
李秀蘭把存折和紙條壓在枕頭底下,關了燈,躺在黑暗里。窗外的月亮很亮,照進來把屋子照得灰蒙蒙的。她睡不著,腦子里翻來覆去地想一件事——她到底做錯了什么?她這輩子沒有對不起任何人,卻好像誰都對不起她。
第二天一早,她沒跟任何人說,自己坐班車去了縣疾控中心。她得去問清楚,這個病到底該怎么治,吃藥有什么忌諱,需要注意什么。她不信自己會死在這上頭,七十六年了,她什么難關沒闖過來。
疾控中心一樓大廳里坐了不少人,有年紀大的,也有年紀輕的,一個個面色沉重。李秀蘭找了個角落坐下來,等著叫號。旁邊椅子上坐著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看了她好幾眼,終于忍不住問:“大娘,您也是來……”
李秀蘭點了點頭,坦然地說:“嗯,查出來了,來問問咋治。”
那女人眼圈一紅,小聲說:“我也是。我男人在外面亂搞染上的,傳給了我。我跟他說離了吧,他又不肯,說我不原諒他他就去死。”
李秀蘭嘆了口氣,拍了拍她的手:“閨女,別怕,治就是了。我今年七十六了,我都不怕,你怕啥?”
女人忍不住問她:“您家人……不嫌棄吧?”
李秀蘭頓了頓,嘴角泛起一絲苦笑:“嫌棄啊,我三個孩子,一個比一個跑得快,說是怕丟人。”
女人一聽,眼淚掉了下來:“他們怎么能這樣?您這么大年紀了……”
“沒事,”李秀蘭說,聲音很平靜,“當年他們爹死的時候,我一個人帶三個,也覺得天塌了。后來日子還不是一天天過來了。人這一輩子啊,靠誰都不如靠自己。”
她說完這句話,叫號機響了,輪到她進去了。她拎著那個洗得發(fā)白的布兜站起身,腳步沉穩(wěn)地走了進去。
那天下午,李秀蘭在縣疾控中心待了整整三個小時。她問清楚了每一項檢查的意義,每一種藥該怎么吃,飲食上要注意什么,什么癥狀需要趕緊去醫(yī)院。工作人員給她建了檔,幫她申請了免費抗病毒藥物,耐心地一項一項交代清楚。
從疾控中心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李秀蘭站在門口,深深吸了一口氣。她知道自己接下來要面對什么——村里人的指指點點,孩子們的冷眼,一個人去醫(yī)院做檢查的孤獨,還有那些說不出口的委屈。
但她不怕。她這輩子,比這難的事多了去了,不也一件件扛過來了嗎?
她拎著布兜,朝汽車站走去。路燈亮起來,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她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穩(wěn),就像她這七十六年來走過的每一步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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