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疾控局等15部門印發《傷害預防控制行動計劃(2026—2030年)》,計劃提出,推動在機場、火車站、地鐵站、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配備急救箱(包)、自動體外除顫器(AED)等急救設備。深入社區、農村、校園、企業、機關,廣泛開展以心肺復蘇(CPR)、創傷救護為主要內容的應急救護培訓,提升社會公眾傷害發生現場安全救援和應急救護的認知與能力。
提升全民應急救護的能力對于改善人民的健康獲益極具經濟價值。最新的五年行動計劃將急救培訓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也讓急救領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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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救回來,只能憑運氣?
當身邊忽然有人倒下時,我們并不能都指望“過路醫生”恰好像天使般降臨,事實上,這樣的概率也非常小。
以心臟驟停為例,據國家衛健委數據,我國每年約有54.4萬人發生心臟驟停,院外心臟驟停的存活率不足1%。心臟驟停能不能救回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旁觀者的反應,而這很多時候靠的是“運氣”。
一位知名心血管專家曾向第一財經記者描述過一個案例:有一次在飯桌上,忽然一個人倒下了,結果在場的全部都是醫生,救回來了。“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就好像是蘋果掉下來正好砸中了腦袋。”這位專家說道,“不可能所有人都有這么好的運氣,走在馬路上也不可能遇到那么多醫生。”
近年來,隨著年輕人猝死的消息頻發,也提升了普通人對急救的意識。與此同時,心肺復蘇等基本急救技能的普及任務也更加艱巨。
去年,一位年僅17歲的羽毛球小將在比賽時突然暈厥,送醫后不治身亡,有專家稱,現場沒有看到AED等專業設備的出現,也未采取心肺復蘇術等急救措施,就連心電圖檢查也未看到。
“醫療搶救的及時性最重要,如果準備不足,那就失去了搶救的最好時機,非常可惜。”一位知名運動醫學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還稱,猝死大多與心、腦血管疾病相關,通常需要“爭分奪秒”。
體育運動場所是易發生人員身體傷害的場所,在這些場所,除了配備AED等專業醫療設備之外,還應讓更多非專業施救者掌握心肺復蘇的急救技術,從而提升對危重病患急救的成功率,將更多生命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積極組織開展全民心肺復蘇知識普及活動,情況也正在得到改善。4月24日,杭州一名23歲小伙在球場突發心臟驟停,球友接力用AED搶救挽回生命;4月10日,在深圳寶安一球場也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識,身邊兩位醫生球友立刻施救,一人緊急心肺復蘇,一人清理口腔,眾人撥打120并取來AED,在120視頻指導下完成電擊除顫,為搶救贏得黃金時間。這樣的例子正變得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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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也難為“無米之炊”
在飛機或者高鐵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緊急醫療事件的發生也越來越頻繁。一旦旅途中有人身體出現不適,乘務員往往會進行尋醫廣播。然而,多位參與過病人搶救的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醫生雖然作為專業人士,但在院外缺乏醫療條件的情況下,他們能做的也非常有限。有醫生曾呼吁,在航班或者高鐵上,最好應該配備電子血壓計以及指尖血氧飽和測定儀等常用設備。
去年9月,一位中國籍職業護士在社交媒體發帖稱,她在某國內航司從澳大利亞布里斯班飛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航班上遇到一位老年乘客突發疾病,口吐鮮血。她和兩位外籍醫生在萬米高空合力救助該老人。
在這一案例中,反映了在互聯網技術加持下,空地聯動進行遠程醫療急救指導的先進性,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醫療硬件設備方面的不足。
通過“空地遠程醫療急救平臺”,機上的醫護人員可以在地面專家的指導下對患者進行有限條件下的急救支持,并提前協調地面醫務人員在航班抵達后立即開展急救檢查,這得益于近年來空中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然而,在施救過程中,三名醫護人員發現機上所配備的聽診器等急救物品出現損壞的情況,血壓儀、溫度計顯示都不穩定。對此,他們建議航司應定期檢查并更換機上急救設施,以確保能在緊急情況下快速使用。
據相關航司介紹,已在民航機載應急醫療設備配備(急救箱、應急醫療箱)基礎上,增配乘務長藥盒、一臺電子血壓計及一套急救箱物品;國際遠程航班增配包括血氧儀、血糖儀、地塞米松注射液、哮喘粉狀劑等在內的急救包。
一位曾在航班上救治過患者的心內科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空中條件下,救治的首要目標是穩定病情,為航班抵達后的送醫贏得時間,而非完全治愈。”
盡管在很多航班上醫務人員都積極參與緊急醫療事件的救治,但整體比例并不高。據2025年《JAMA Network Open》發布的一項研究,對84家航空公司報告的近8萬起機上醫療事件進行統計后發現,每212個商業航班里就會出現1起醫療緊急情況,在處置方面,具有醫療背景的乘客志愿者參與了約三分之一的醫療事件救助。
近年來,一些航司也在通過建立醫療志愿者乘機信息管理系統來掌握醫學專業人士的乘機情況,以便應急時發揮作用。但當遇到緊急醫療事件時,根據緊急處置原則,機組人員應率先對患者實施心肺復蘇等急救措施,或采取常見急癥處理方法,如提供氧氣以及協助乘客用藥。
有數據顯示,約三分之二的機上緊急醫療事件可由機組人員單獨處理,通過詢問乘客主訴和觀察癥狀與體征變化特征獲得疾病初步判斷,以及實施必要的基本急救操作,在這些操作都無效后,乘務員可通過廣播尋找機上醫務人員參與協助救治,也可通過空地連線實施遠程救助指導。
在火車上,相應的急救用品配備也在完善,急救能力正在提升。2024年,《鐵路客運車站和旅客列車醫療急救箱管理辦法》印發,規定應從醫療急救箱配置、紅十字救護員培訓和應急處置流程等方面提升站車急救能力。
社會急救系統已發揮作用
近年來,各地都在加強社會急救人員的培訓。以上海為例,2024年至2025年,上海市紅十字會牽頭,連續兩年將“培訓8萬名持證應急救護員”列入市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全市累計新增持證應急救護員超過20萬人次,經培訓合格的持證應急救護員已在公共場所成功施救超過20起。
利用互聯網等技術的發展,過去幾年,一些民間的網格化急救系統也逐漸發展起來,并承擔起社區居民的急救培訓等工作,培育起一批新的社區急救員。通過手機APP應用程序,就能精準匹配AED附近的急救員,能讓AED第一時間來到需要急救的患者身邊。
具體而言,APP應用建立了一套調度系統,可以向患者周圍500米之內的志愿者發出請求援助。收到求助信息的志愿者在趕去現場的同時,還可通知平臺上的其他志愿者一起援助,以獲得更專業的醫療指導。
“在全國急救一級響應系統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這類志愿者網絡平臺,把專業的醫護人員以及學過急救知識的人員組織起來,可以大幅提高社區居民的自救能力。”某網絡急救平臺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這些平臺組織已經發揮出作用,急救志愿者唐先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在這類APP應用上已經多次接到過求助,也成功救助了多名患者。他還參加了數十場馬拉松的急救工作,其中也包括使用AED進行心臟驟停的急救等。
如何讓AED“流動起來”,而不僅僅是個擺設,是推動急救設備發揮作用的重要課題。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葛均波教授就呼吁,要普及AED的使用,應該發動外賣快遞小哥一起參與培訓,甚至可以考慮給他們一定的補助。“比如政府可以補貼1000塊錢給你,雖然你沒有送外賣,沒去做快遞,但我用了你的時間,這個錢國家補給你,將來形成一個急救網絡體系該多好!”他說道。
上海現代服務業聯合會(醫療服務專業委員會)主任、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今年也計劃在公共場所,比如機場、鐵路、高鐵站這些地方推廣和培訓AED的使用。目前的問題就是設備沒人會用,沒人敢用。”
從科技賦能到制度標準建立
老年人是醫療緊急事件的高發群體,也是完善社會急救體系中的關鍵一環。對于很多居家的“空巢”老人而言,獨自在家摔倒或突發心梗、腦梗無人知曉怎么辦?對此,在國家疾控局最新發布的《傷害預防控制行動計劃(2026—2030年)》中,特別提到了老年人跌倒預防控制行動,要求推進預防老年人跌倒相關適老化環境建設。
這背后需要一套高度標準化的技術和服務運行機制,需要打通各個環節的數據和“信息孤島”,同時還要保護好老年患者的隱私。
就在本月,全國首個專門針對社區居家老年人如何獲得快速優質院前急救服務的團體標準——《社區居家場景下老年人急救服務系統技術規范》正式發布,這一標準涉及“跌倒自動報警、病史實時同步、急救資源智能調度”的一體化急救服務體系,目標是通過明確技術標準、數據共享、厘清各方責任,解決居家養老的安全兜底問題,將“理想的智慧養老”變成“可執行的標準規范”。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發達國家在應對老齡化急救挑戰時,核心策略之一是推動急救體系與長期介護體系的制度化協同,并通過“區域綜合護理系統”將醫療、介護、預防、生活支持整合在社區層面。中國此次發布的團體標準,也在制度理念上與全球老齡化先行國家地區接軌,不僅關注急救響應的速度,更強調從日常監護到院前救治的全鏈條打通。
深度參與標準擬定工作的諾丁漢大學商學院(中國)信息系統學教授、諾丁漢中國衛生健康研究所執行主任蔡昭教授表示,過去老人在家突發心梗或摔倒,最大的困境是“無法呼救”或“說不清位置”,即便有智能手表,數據也是零散的,家屬和急救機構之間信息不通。
要實現信息打通這一目標,科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最新出臺的標準鼓勵并規范了物聯網傳感器、可穿戴設備等前沿技術在老年人生命體征監測、跌倒檢測、SOS一鍵呼叫、定位追蹤等場景中的使用,要求系統能通過毫米波雷達(非攝像頭)自動監測跌倒,并實時將老人的位置、既往病史、血型、用藥記錄同步給急救中心和家屬。
“這相當于為老人配備了一個24小時不休息的隱形護工,在遇到緊急情況時,系統能自動報警,大大縮短黃金救援時間。”蔡昭表示。
針對市面上老人手環、跌倒報警器等產品良莠不齊、誤報率高等現狀,新標準設定了硬性技術指標:要求跌倒檢測準確率不低于95%,心率檢測誤差不超過±3次/分鐘,并規定設備需在-10℃到50℃環境下正常工作。這避免了低質量產品擾亂市場,也為政府和養老機構采購設備提供了依據。
這一標準不僅在技術層面為居家養老的急救兜底提供了可落地的規范,還創新性地要求建立“監護-管理-服務”三級聯動機制,推動形成社區、院前急救、監護人、志愿者四方協同的服務模式,打破傳統急救中的信息孤島局面,構建從風險預警、一鍵呼救到快速響應的完整服務閉環。
“這改變了傳統急救單打獨斗的局面。急救中心成了指揮大腦,社區醫生和受過培訓的志愿者可以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進行查看并基礎生命支持,實現病人還沒到急診室,搶救方案已經在路上。”蔡昭介紹道,“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醫療資源緊張,避免了因誤報誤觸造成的急救資源浪費。”
“下一步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標準真正融入基層衛生健康體系,并處理好設備成本、數據安全、跨部門協同等現實挑戰。”一位公共衛生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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