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女烈士丁佑君，慘遭敵人凌辱虐待，朱德稱她是“好女兒”

1958年3月27日，成都東郊的杏花剛剛綻放，朱德元帥在一座新立的青石碑前駐足良久，手執狼毫，寫下十二個遒勁有力的大字——“丁佑君同志是黨和人民的好女兒”。墨香四散，圍觀的群眾默然低頭，那句沉甸甸的評價，把人們的思緒帶回8年前的艱難歲月。

1949年底，西南解放的號角讓四川盆地的霧氣都似乎稀薄了幾分。19歲的丁佑君，這位出身成都富戶人家的小姐，在父親勸她“安心念書、將來相夫教子”的目光中，毅然投考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學校。她說：“新社會來了，總要有人去做新社會的人。”幾句話，讓家中老管家直搖頭，卻也沒人攔得住她。

在干部學校，她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恩格斯那句“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像火種點在心里。從此，課堂之外，她整日在青年學生中奔走，宣講減租、土地法，每到夜深才拖著疲憊身子回宿舍。老師打趣：“丁佑君，你是不是想把自己累成‘老革命’？”她咧嘴笑：“革命不分早晚，路在腳下。”

1950年8月，組織任命她為西昌縣鹽中區婦女干事。那里山高林密，土匪、暗匪、散兵游勇雜處，危險時有耳聞。同行干部提醒她多加小心，她卻擺擺手：“再險，也是我的崗位。”自此，她披上粗布夾衣，挎包、草鞋，山道一走就是幾十里。每天，她在田埂上講婦女識字班，在院壩里宣讀新政令，村里人親熱地叫她“丁代表”。

剿匪尚未結束，暗流卻已涌動。鹽中區地頭蛇王正中表面擁新，暗里窩匪。9月17日清晨，丁佑君趕到裕隆鄉組織夜校匯報，沒想到王正中滿臉堆笑迎上來：“丁代表，外頭亂，快到我家避避。”她思忖片刻，見道路被封，只得隨行。誰知這一步，竟踏進了陷阱。

傍晚，十多名持槍土匪破門而入。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對她軟言勸降：“伢兒，交出公糧存放地，可保平安。”丁佑君被反綁，卻昂首回敬：“要殺要剮隨你們！怕死就不來這兒了。”這句擲地有聲，把幾名土匪罵得面紅耳赤。

夜色愈深，堂屋燈火卻映出鞭影橫飛。皮鞭、木棍、槍托，雨點般落在她身上。鮮血順著指縫滴落，地面很快浸出一片暗紅。隨后的酷刑更是慘絕人寰——鋼針、辣椒水、火烙，甚至禽獸般的侵犯。折磨間隙，有個年輕匪徒顫聲問頭目：“大哥，就這么個女娃，至于嗎？”話音剛落，領頭的狠狠給了他一腳：“共產黨不滅，咱們哪還有路？”惡意像瘴氣，窒息周遭。

拷打持續到黎明，丁佑君已奄奄一息，卻依舊噙著血絲冷笑：“你們想知道的，我一個字也不會說。”匪首惱羞成怒，將她衣衫撕開，命人把她抬到集市。天色微亮，鄉親被押來圍觀，槍口指著人群，不許動。她渾身血痕，頭發披散，卻努力撐起身子，高喊：“鄉親們別怕！新政府一定會回來！革命不會倒！”聲音嘶啞，卻傳得老遠，有人落淚，有人咬牙，更多人低聲嗚咽。

一聲槍響劃破清晨。19歲的生命定格在泥土與晨霧之間。土匪倉皇逃竄，將遺體棄于山道。趕來救援的民兵只找到殘缺的遺容，抬回西昌縣城，萬余名群眾自發前來吊唁。許多老人說，這丫頭和幾年前犧牲在長征路上的紅軍小號手一樣，讓人心疼又敬佩。

四川軍區在簡易祠堂里召開追悼會，時任總司令的鄧小平發來唁電，高度評價她的英勇。西康省委追認她為革命烈士，并決定為其修建紀念碑。直至1958年春，碑成，朱德揮毫寫就那句流傳至今的評語，字字沉重。

丁佑君的故事，在西昌一帶口口相傳。老人回憶，她到村里辦夜校時，總帶幾顆糖分給孩子，遇上挑柴婦人，會搶過扁擔替人一程。有人問她：“大小姐，真不嫌臟啊？”她笑著反問：“再臟，能比舊社會還臟？”一句話，說得眾人啞然。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遍布川西的“佑君橋”“佑君路”，皆緣于那座青石碑。1959年，當地民兵在剿匪紀念館外立起石標，寫道：“此橋跨越苦難，通向光明”。路人不禁駐足，輕撫碑面彈孔，仿佛能聽見那聲“別怕”的呼喊。

歷史并未隨風而逝。19歲的年紀，本該執筆描眉、看花看月，她卻選擇在槍林彈雨里守護一方百姓。人們常說革命烈士“不屈”，或許在她的詞典里，這兩個字從不是口號，而是本能。

丁佑君未曾看見后來西昌的稻浪豐盈，也未聽見孩子們瑯瑯書聲；但她堅信那一天終會到來，才把生死置之度外。銘刻在石上的“好女兒”四字，早已超越親情概念，成為千萬人民對她的共同稱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