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 | 當年我住“鴛鴦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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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去仙霞西路探望患病的老同事。途經水城路口，兩幢灰白色的6層建筑映入眼簾，這不就是38年前，我結婚時曾住過的“鴛鴦樓”嗎？望著既陌生又熟悉的樓棟，我百感交集，往事重現，清晰如昨。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居民住房的困難程度，今人難以想象。一家三代蝸居一室比比皆是，大齡青年結婚無房更是普遍現象。

彼時，我也進入了這個行列。巧的是，長寧區房地局此時調撥了一間鴛鴦房給我供職的單位。消息一傳開，立馬就有8位大齡青工申請。粥少僧多，如何平衡？廠黨委提出擇優分配。我進科室三年，兩年當選先進，又入了黨，憑著這些硬條件，獲得了入住“鴛鴦樓”的資格。

去仙霞路房管所駐“鴛鴦樓”辦事處，與對方簽訂了租用兩年的協議，我拿到了5樓一套朝北的一室戶鑰匙。房間獨門獨戶，鋼窗結構，面積約11.8平方米，有小衛生間和一平方米的袖珍陽臺。最可心的是，有一只單眼煤氣灶，可免生爐子做飯之累。請同事幫忙刷墻、油漆地面，給新家具系上紅綢帶，給窗戶貼上大紅喜字，鴛鴦房頓時面目一新，喜氣洋洋。

雖是過渡性質的婚房，但基本生活設施齊全，想到同單位有不少大齡青年婚后不得已與父母擠在一室，或借近郊無衛無煤的農民房成家帶來的種種不便，我深感幸運。

婚后的日子苦樂參半。那時，仙霞路正在開挖鋪管，不通公交。妻在浦東上三班，早班3點半出門，走半小時，趕71路頭班車。中班，妻到家已是凌晨時分。她自嘲，自己是“星光照耀上下班”。雖然苦，但我們年輕能承受，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期盼。

當時兩幢“鴛鴦樓”都是六層建筑，每層南北各有一排長長的兵營式的住房，中間的走道和上下樓梯十分寬敞，這是為方便租賃者經常需要進出搬家而特意設計的。“鴛鴦”們早出晚歸，平時交流不多，可誰一旦有事，只要招呼一聲，大伙二話不說，伸出援助之手。一天傍晚，我下樓倒垃圾，忘帶了房門鑰匙，煤氣灶上正煲著湯。情急之下，我敲響了隔壁鄰居的房門。開門的是市府小車班的司機小李，他找來一根細竹竿，讓我踩在他肩上，將竹竿從房門上方的活動翻窗伸進去，抵住司必靈鎖頭，再往下按，試了5分鐘，鎖被頂開了，我長吁了一口氣。此后，我和小李成為“鴛鴦樓”里最好的朋友，至今仍聯系。

記得1988年1月14日凌晨，睡夢中的我突然被妻子的一聲驚叫嚇醒，“不好，羊水破了！”距預產期還有一個半月的妻子要早產了！事先毫無征兆，看到膽小的妻在哭泣，手足無措的我立馬鎮定下來，柔聲安慰著妻子，第一反應就是叫救護車。我披衣起床，向樓下的公用電話間奔去。當時，“鴛鴦樓”600多戶人家只配置了一臺公用電話機。此時，電話間大門緊閉，我心急火燎地去敲門衛值班室的門，值夜班的老張打著哈欠問：“啥事啊？”得知孕婦有早產跡象，他也急了，說：“我帶你去找肖老頭，電話間是他負責的。”我和老張連奔帶跑趕到肖老頭家，睡眼朦朧的肖老頭先是不耐煩地問：“半夜三更折騰啥？”了解情況后，他也急了，拿上一把鑰匙往“鴛鴦樓”趕。夜色正濃，半道上，眼力不濟的肖老頭摔了一跤，老張對他說：“你走得慢，把鑰匙交給小童不就行了？”

我將肖老頭攙扶起來，他說：“不是我不放心，而是一大串鑰匙，別人分不清。”5分鐘后，電話打通，10分鐘后，妻上了救護車，直駛長征醫院。清晨四時許，女兒呱呱出世，有驚無險。

租借“鴛鴦樓”協議規定，租滿兩年須搬離，由所在單位負責分房。可事實上，真正按時“撤退”者鳳毛麟角，有的“鴛鴦”孩子讀小學了，還在這里生活。為了加快“鴛鴦房”流轉，為新“鴛鴦”騰出婚房，協議明確，房租兩年內租費平價，第三年翻一番，第四年再翻一番。好在廠工會報銷了一部分租房費，減輕了我們的壓力。四年半后，妻子單位分房，我們才告別了“鴛鴦樓”。

“鴛鴦樓”是特定時期的一種大齡婚房供給，它對緩解住房緊張、保障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鴛鴦樓”早已退出舞臺，但它存在的意義，讓我們這一代人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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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童偉忠

編輯：顧金華

誦讀：吳若愚（復旦大學）

音頻：寧楊（復旦大學）

制圖：邱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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