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共同”歷史觀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鑄魂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序言指出：“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凝聚成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的命運共同體。”這一表述科學回答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邏輯與本質特征。

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實體，它不是56個民族的簡單相加，亦非某一民族的單向塑造，而是各族人民在歷史長河中持續互動、深度互嵌、遞進融合所形成的有機整體；其歷史邏輯內在于“五個共同”的實踐進程之中——共同開拓疆域奠定空間基礎，共同締造國家確立政治框架，共同書寫歷史構建民族記憶，共同創造文化織就文明紐帶，共同培育精神凝聚心理認同。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歷史實踐中自發生成

一般認為，民族包括公民民族與族裔民族兩種類型，同時存在相應的兩種民族主義。前者以英國、法國、美國等為典型，強調憲法框架下的平等權利與共同身份，后者起源于德國、俄國等彼時尚未政治統一的東歐國家，往往根基于血緣、語言、宗教等文化因素。后一種民族主義向亞非拉地區廣泛傳播，對于那些缺乏政治力量的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自主產生重要影響。

處于近代發端期的中國，既面臨列強侵略下“救亡圖存”的現實壓力，又遭遇現代國家建構中“何謂中國”“誰是中華民族”等理論追問，同時受到舶來的民族主義的影響。

但與西方民族主義興起根源于歐洲民族國家的統一進程，核心是王權對封建割據的整合與民族語言、法律、行政體系的標準化建構不同，中華民族的自在發展自秦漢時期便已在中國大地上漸次展開：中原地區郡縣制取代分封，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奠定政治—文化整合雛形，唐宋時期市民社會的興起與城市經濟的繁榮，科舉取士、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加速文化向基層社會傳播，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促進人員流動和經貿往來，家國理念厚植，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形成奠定牢固基礎。與上述歷程持續匹配的是，中原與邊疆地區雙向互動：邊疆地區各族政權興起均受中原王朝政治互動和邊疆治理實踐影響，持續認同中華制度文明與政治主體地位，以此為基礎，邊疆民族入主中原，都秉持“大一統”理念，接續中華正統。總的來說，由漢唐的持續開拓，經宋遼金元分承正統，最終由元明清三朝鞏固、提升，“大一統”疆域治理實踐日臻成熟，“華夷一家”理念演化為持續性的制度建構。可以說，就政治基礎、社會基礎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在中國千百年歷史實踐中鞏固和鑄就的，而不是受西方民族國家建構影響的產物。

▲2月6日，西藏拉薩市城關區奪底鄉舉辦“我們的節日·藏鄉歡歌賀新年 民族團結慶新春”四季村晚文藝演出。中新社記者 貢嘎來松 攝

從共同體意識形成的維度看，在大一統的政治空間內，各族人民不斷遷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口分布格局；語言文字互通、典章制度互鑒、節慶習俗互融、信仰實踐互滲，構筑起多層次、立體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網絡。在此基礎上，經歷數千年不間斷發展，形成了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也即一種相互包容、彼此吸納、和合共生的歷史規律性、必然性——東北民族（烏桓、鮮卑、夫余、高句麗、渤海、契丹、女真）遞進融入華夏；北方草原民族（匈奴、柔然、突厥）“附漢得安”、內遷融合；西北民族得中原王朝的政治庇佑，在暢通東西貿易和文化交流過程中向內凝聚；西南民族則是在中原王朝的政治粘合下實現自我和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正是這種規律性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數千年持續自在發展，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凝聚為牢固一體。中華民族的獨特發展道路突破了族裔民族主義的認識局限。

立足“五個共同”抵制國外錯誤史觀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華民族在悠久歷史發展過程中凝聚為一體，形成對共同的歷史記憶、文化基因與精神歸屬的自覺認同。

長期以來，國外學界卻形成了一種解構中華民族連續性、統一性的錯誤認知傳統。這一理論傾向源起于日本右翼學者服務于侵華政策的“南北對立論”，后有歐美學者倡導的“內亞史觀”“征服王朝論”，將同屬中華文明的游牧與農耕對立起來，將大一統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互動發展視為征服與對抗。20世紀后半期，伴隨著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建構論等學術思潮的興起，以挑戰“大漢族主義”的名義，“內亞史觀”“征服王朝論”，甚至“南北對立論”再度炒熱，美國形成所謂“新清史”學派，強調清朝是滿洲民族建立的“非漢”的“征服王朝”，將清朝維護國家統一的行動定性為殖民征服。此外，還有一些歐美學者借助“贊米亞”理論體系（指稱東南亞及我國西南高山地帶的所謂“山地人”阻礙國家權力滲透的特性），植入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敘事話語，將我國西南邊疆史說成征服史、殖民史。

上述錯誤理論貌似“新穎”，實則“陳腐”，一是不了解、甚至刻意隱瞞中國歷史主流，無視中原與邊疆在數千余年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生性制度文明、持續性文化涵化與包容性身份認同，夸大次要、邊緣的一面，渲染民族對立、政治對抗，割裂中華各族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紐帶；二是利用對西方殖民帝國征服史的普遍唾棄，將中國歷代中央政權對邊疆的治理、開發與整合，歪曲為類似西方殖民帝國的掠奪性統治，迎合“黑化”中國心理，甚至介入地緣政治博弈，借以標新立異、謀取學術話語權。這種理論建構不僅背離史實，更在實踐中造成對中華文明的誤解、對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曲解，毋庸置疑會給反華勢力提供理論依據，給中國維護國家統一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造障礙。

事實是，在近代西方列強入侵，邊疆危機頻發的形勢下，中華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共御外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面自覺——沙俄入侵雅克薩，達斡爾族英雄倍勒爾率眾反抗，并配合清軍作戰；新疆大小和卓叛亂，吐魯番額敏和卓協助清軍予以平定；張格爾叛亂，南疆各族民眾配合清軍共同捍衛國家統一；中亞浩罕阿古柏入侵，左宗棠率部收復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回、蒙古、錫伯等各族同胞同心協力、浴血奮戰；法軍侵占鎮南關，劉永福率領漢、壯、瑤等族人民組成的黑旗軍堅定抗擊法國侵略；英軍入侵西藏，西藏各族人民奮起抵抗，沉重打擊英國侵略者。抗日戰爭爆發后，各民族積極參加“全民族抗戰”，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等譜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中華民族于血與火的淬煉中升華出不可分割的整體意志。

▲1939年，冼星海（前）指揮魯藝學員排練《黃河大合唱》。資料圖片

今天，我們在保護各民族基本權利、傳承各民族語言文化、尊重各民族風俗習慣、保障各民族平等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利的同時，更要超越西方民族理論的邏輯，充分尊重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規律與文明底色，深刻把握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內在統一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性，不斷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根基與情感紐帶。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有用“五個共同”歷史觀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強基鑄魂，才能真正把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縱深與未來向度，才能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闊步前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心協力、矢志奮斗。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制作 | 魏妙

來源 | 統戰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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