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一周,日本在安保領域動作不斷。據央視新聞報道,日本執政的自民黨高市早苗內閣于4月21日會議上正式修改了“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原則上將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
23日,高市內閣推動的設立“國家情報局”相關法案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經表決通過,并將移交參議院進行表決。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日本突破“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還是計劃效仿美國建立國家情報局,都在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遭到多方反對。
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日方近期在軍事安全領域一系列危險動向,戳穿了其“和平國家”和“專守防衛”的自我標榜。很多專家學者擔心日本重新開啟戰爭機器,對外輸出戰爭,日本加速“再軍事化”是事實和現實,有實際的路線和行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將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堅決抵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
“東亞地區不穩定的導火索”
在此次日本“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調整前,日本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出口的防衛裝備僅限于救援、運輸等5種以后勤用途為主的武器類型。新措施則規定,日本武器出口范圍將在事實層面上實現全面放開,殺傷性裝備也可能被納入其中。
上海市日本學會會長、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子雷教授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高市政府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險惡圖謀,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變化,“日本正在向‘再軍事化’方向大步前進,將嚴重危及地區和平與穩定。”
他表示,二戰結束后,日本確立了以“和平憲法”為核心的安保體系,其中“武器出口三原則”成為一項關鍵制度安排,“但從近些年來看,日本政府不斷通過放寬相關限制、修改相關規定,旨在為武器出口松綁。如果說過去是遮遮掩掩的陰謀,那發展到現在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陽謀’,通過內閣決議來突破憲法的障礙。”
公開信息顯示,2014年,彼時的安倍政府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以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大幅放寬數十年來對外出口武器裝備和技術的限制。2023年和2024年,日本政府又進一步放寬“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允許向安全合作伙伴國出口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5類非殺傷性裝備;向受到“侵略”或者相關威脅的國家轉讓非殺傷性裝備。
據央視新聞報道,4月18日,日本與澳大利亞簽署一項軍購協議,將向澳大利亞供應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這已成為日本戰后金額最大,也是自2014年制定“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以來,最具影響力的防衛裝備出口項目。
此外,自高市去年10月上臺以來,日本政府一直以現有機構在情報整合方面協作不足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報機構“國家情報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過決議,向國會提交相關法案,擬新設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具體事務機構的情報機制。
陳子雷表示,高市上臺后,在這一既不屬于經濟、又不隸屬于民生的安保領域“最積極”,“當前此舉相當于高市內閣在日本國會內部缺少約束的現狀下,全面為安保開綠燈,日本已成為當前東亞地區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以及地區不穩定的導火索。”
掩飾經濟增長乏力現狀
據央視新聞報道,4月以來,日本民眾已通過多次舉行大規模集會,反對高市政府的危險動向。4月19日?,約?3.6萬名日本民眾?在東京國會議事堂前集會,抗議高市早苗政府試圖修改和平憲法(尤其是憲法第九條)、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增加防衛費等政策?。這是自4月8日以來,日本國會附近再度出現3萬人左右大規模的反修憲集會。
陳子雷分析,高市上臺后加快推動武器出口的原因之一在于她意識到武器出口是利潤豐厚的產業。“在此前‘和平憲法’的約束下,日本的武器裝備制造主要滿足日本國內的需求。而要確保相關軍工企業的產能或者生產線不停擺、不廢棄,生產成本非常高。”他分析道,“在當前日本經濟低迷的背景下,高市內閣希望放開武器出口,有助于通過軍售獲取可觀的經濟收益,從而提振本國經濟。而最終的戰略目的就是實現所謂的國家‘正常化’。”
而“國家情報局”的相關動向自醞釀階段就一直在日本國內受到質疑與擔憂。據央視新聞報道,在野黨“中道改革聯合”代表小川淳也曾在眾議院會議上指出,“國家情報局”搜集的情報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風險。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金子勝上周在社交媒體發文說:“高市政府試圖通過修憲和軍事化掩蓋日本即將到來的經濟崩潰,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轍’。”
在陳子雷看來,高市內閣一系列的舉措掩飾不了當前日元貶值令日本經濟承壓的現狀。而中東沖突以來,輸入型通脹又進一步加劇日本的民生負擔。當前隨著國際油價大漲,日元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大,一度觸及1美元兌160.45日元,“160關口”被市場廣泛視為日本政府干預匯市的警戒線。
日本總務省4月2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3月核心通脹率降至1.8%,連續兩月低于央行目標,這一數據反映出短期內政府干預對能源成本的緩沖作用明顯,但潛在通脹壓力并未消失。月初,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對外透露,日本政府的燃油補助每月耗資約6000億日元,最多三個月資金就會見底。
當前,中東局勢緊張對日本企業運營造成廣泛沖擊。一項最新調查顯示,近97%的受訪日本企業表示經營受負面影響,主要源于原油價格上漲和供應鏈不穩定。
“當前,日本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數字領域,甚至一些傳統制造業領域,競爭力都不占優勢,所以在這一背景下祭出軍工產業,本質上就是想借軍工領域的擴張,掩蓋日本在民用產業競爭力下滑、經濟長期增長乏力的真實困境,試圖靠激進的對外政策轉移民眾對民生困頓、經濟疲軟的不滿,維系自身的支持率。”陳子雷表示,“由此,要特別警惕新型‘軍國主義’在日本國內輿論煽動下的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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