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鐵證，和平的警鐘——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的回望與啟示（上）

今年5月3日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紀念日。1946年，這場匯聚11國司法力量、持續兩年半的世紀審判正式開啟，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甲級戰犯進行集體審判（又稱“東京審判”），全面清算日本軍國主義的累累罪行。在這場世紀審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

東京審判現場。新華社發

　　東京審判是二戰后同盟國對日本侵略行為的系統性法律審理，更是人類文明對野蠻、正義對邪惡的偉大勝利，為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筑牢堅實基礎。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回望這場正義審判，厘清其歷史意義與法理價值，既是對歷史記憶的珍視，更是對當下現實亂象的有力回應。

歷史審判——清算罪行，捍衛人類文明

　　1945年二戰結束后，清算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訴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紐倫堡法庭一道，開創了以國際法追究戰爭罪犯責任的先河。東京審判是對日本近代對外侵略擴張行徑的全面系統清算，其對戰爭罪行的揭露之深、證據之實，在人類司法史上留下深刻一筆。

　　這場審判的正義性，首先體現在鐵證如山的罪行揭露上。818次開庭、419名證人出庭、4336件證據、4.8萬余頁庭審記錄，庭審全面曝光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行。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從南京大屠殺到“巴丹死亡行軍”……日本侵略者在亞洲各國犯下的罪行，通過詳實證據與證言被確立為不容爭辯的歷史事實。“這不是一場普通審判，是捍衛人類文明的生死存亡之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說。

　　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庭審中，檢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獻、親歷者證言及第三方國際人士的見證記錄，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日軍的屠城暴行；關于販賣毒品，法庭根據檢方證據及日本證人證詞確認，日本為毒化中國人民，籌措侵略資金，設立由其控制的壟斷公司銷售毒品，違背了相關國際公約。東京法庭的庭審記錄、判決書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戰爭暴行的重要史料，彰顯了審判的歷史與時代價值。

2025年9月19日，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觀眾正在參觀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參加東京審判時所使用過的老式打字機。王初攝（人民視覺）

　　中國的參與使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更加彰顯。作為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中國積極參與、推動審判，派出以梅汝璈為法官、以向哲濬為首的檢察官團隊赴東京伸張正義。梅汝璈秉持公正，深入研究案情，參與判決書中日本對華侵略部分撰寫，在戰犯量刑上堅守正義立場；向哲濬帶領團隊輾轉海內外搜集證據，庭審中直面辯方狡辯，控訴侵略罪行，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聲音得以傳遞，侵略者受到嚴懲。他們留下的史料，是中國人民捍衛歷史真相、追求和平正義的見證。

　　東京審判的歷史意義，還在于它成為促使日本社會反思戰爭責任的契機。戰時日本被軍國主義和皇國史觀裹挾，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正當性和天皇的神圣性被無限夸大，民眾被美化侵略戰爭的宣傳所誤導。審判將戰時黑幕、日軍的侵略野心和暴行公之于眾，讓民眾首次了解真相。

　　“東京審判是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笞。”日本《朝日新聞》在審判期間指出，不正視過去，日本就無從出發。當時的日本國會議員巖本信行、川崎秀二等紛紛發聲，要求更廣泛地追究戰爭責任；作為東京審判辯護律師之一的戒能通孝，在了解到日軍的罪行后，發表文章支持進行戰爭審判，反駁右翼對于東京審判的指責；早稻田大學等高校迅速成立相關研究會，呼吁日本國民正視審判、反省戰爭……戰后初期的日本社會，一度達成反思侵略歷史的共識，為日本社會的發展埋下了追求和平的種子。

法理創舉——循法定罪，確立侵略罪責

　　東京審判的革命性貢獻，還在于為人類以法律遏制戰爭、追究侵略責任奠定了基礎。它與紐倫堡審判一道，首次以破壞和平罪追究侵略戰爭發動者的刑事責任，將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的“侵略戰爭違法”轉化為司法實踐，東條英機等戰犯被定罪量刑，為人類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

　　東京審判不是紐倫堡審判的翻版，而是結合日本侵略行徑實現了法理突破。在紐倫堡審判中，用以起訴被告發動侵略戰爭的“破壞和平罪”，法律定義并未明確包括“不宣而戰”，而東京審判將“不宣而戰”納入，使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未宣戰侵略罪行得以被審理。這一突破離不開中國的推動。美國等西方國家原本僅打算起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對華侵略，但在中國的堅持下，14年的日本侵華史被納入起訴范圍，相關證據也得到法庭確認。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內景。人民日報記者劉文璋攝

　　相較于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對侵略的裁決更徹底，對侵略與自衛的討論更全面。辯方將日本發動的14年侵略戰爭狡辯為“自衛戰爭”，檢方與法庭在判決書中全面駁斥了這一論調。日本學者一又正雄指出，東京審判圍繞自衛權的討論遠超紐倫堡審判，法庭最終明確日本發動戰爭的侵略性質，既反駁了辯方的歪曲言論，也肯定了中國人民自衛戰爭的正義性。

　　針對日本右翼對東京審判法理正當性的無端質疑，歷史與國際法實踐早已給出有力回應。日本右翼長期以來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借口，稱東京審判所適用的破壞和平罪是“事后立法”，甚至有日本國會議員在國會中稱東京審判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但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等國際條約早已形成侵略戰爭違法化的國際共識，東京審判對破壞和平罪的設立，正是對這一共識的法律實踐。日本右翼的論調，是對國際法發展歷程的刻意曲解。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寫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東京審判的法理貢獻，成為國際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東京審判還豐富發展了“指揮官責任”原則，它不僅與紐倫堡審判一樣，將軍事指揮官的責任納入追責范圍，還明確追究文官對暴行的不作為責任。該原則的核心，是追究指揮官在知情或應知下屬實施違法行為的情形下，未履行制止義務的刑事責任。東京、紐倫堡兩大法庭的實踐為這一原則成為國際法正式原則奠定基礎，1977年日內瓦四公約附加議定書也明確規定了指揮官的不作為可能導致刑事責任。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知悉日軍暴行卻不作為，被法庭判定構成犯罪性疏忽并判處絞刑，這一判決成為后續國際審判的重要先例。

　　東京審判以一系列法理創舉劃定了戰爭與和平的法律邊界，成為后世守護國際秩序的重要遵循。但受冷戰之初的國際格局影響，審判仍存在歷史局限性：日本天皇戰爭責任被豁免，大批戰犯未獲嚴懲，軍國主義根源未能徹底肅清。這些遺留隱患，為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污蔑審判正義性埋下了伏筆。

現實警示——堅守真相，抵制翻案行徑

　　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東京審判確立的歷史結論與法理原則，本應成為人類共同的和平共識。然而時至今日，日本右翼勢力將“東京審判史觀”貼上負面標簽，妄圖加以否定和“克服”，一些政客更是不斷挑戰歷史公理與正義底線。

　　日本右翼否定東京審判，本質上是為了抹殺侵略歷史、逃避戰爭責任。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康弘公開以首相身份否定“東京審判史觀”，主張排除這一“外來史觀”以構建“民族認同”。安倍晉三將否定“東京審判史觀”視為“擺脫戰后體制”的重要一環，稱審判是“勝者的審判”，并成立歷史檢討委員會，將東京審判作為主要“檢證”對象，試圖為侵略翻案。

　　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定東京審判，向日本社會灌輸歪曲歷史的言論。1978年，14名甲級戰犯被堂而皇之合祀靖國神社。靖國神社宮司宣稱，不否定“東京審判史觀”便無法復興日本精神。右翼組織“日本會議”宣揚“東京審判扭曲日本歷史”，出版相關書籍歪曲真相，還與“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相互勾結，成為宣揚否定“東京審判史觀”的重要推手。日本政客持續參拜靖國神社，不僅是對亞洲受害國人民情感的傷害，也是對國際公理與正義的挑戰。日本還持續突破和平憲法、修改安保法案、增加國防開支，通過強軍擴武謀求“國家正常化”，未來走向需高度警惕。

　　令人欣慰的是，日本社會中正視東京審判、承認侵略歷史的正義力量始終存在。戰后初期，日本媒體界、政界、學界曾形成反思戰爭的共識。即便在今天，日本主流法學界仍認可東京審判的法理貢獻，眾多有識之士始終堅守歷史真相，批判右翼勢力的錯誤行徑，呼吁日本社會正視歷史、反省戰爭。部分媒體也始終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對日本政客為侵略翻案的行為保持警惕。這些聲音雖受壓制，卻始終是守護歷史、推動日本社會正視歷史的重要力量。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外景。人民日報記者劉文璋攝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梅汝璈說。

　　歷史真相不容歪曲，和平正義不容褻瀆。東京審判以法治伸張正義，旨在嚴懲戰爭罪行、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國際社會應傳承這一正義審判的精神內核，捍衛其確立的歷史結論與法理原則，堅決抵制任何歪曲歷史、為侵略翻案的行徑，共同守護國際秩序，共同維護地區與世界的持久和平。

《人民日報》2026年4月27日第17版

作者分別為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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