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簡史｜在世界分裂前：錫從何而來（一）

普拉克的“烏魯布倫沉船”考古報告，有力地證明了至青銅時代晚期，準確地說，至公元前1300前后，希臘人傳說的特洛伊古城尚存之時，地中海地區確已存在一個非常繁復的、主要由腓尼基人控制的國際貿易網絡，通過無數涓細的貿易線路，將巴比倫、腓尼基、埃及各文化中心與周邊和遼遠荒僻地區的許多民族連接在一起。這再一次證實了古代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也進一步印證了19世紀中后期在歐洲形成的一種歷史觀念：后來興起的希臘和羅馬文明，也就是所說的西方文明之基礎，正是建立在古代蘇美爾、巴比倫、埃及和腓尼基人的文明成果之上的。

比利時歷史學家雅克·皮雷納（Jacques Pirenne）撰寫的《歷史浪潮》第一卷中，附有他的兒子皮埃爾·皮雷納（Pierre Pirenne）繪制的十幾幅歷史地圖，備受歷史學家們的好評，極具學術價值。其中一幅題為“赫梯帝國與亞該亞海上強國”（The Hittite Empire and Achaean Sea Power），描繪了公元前13世紀地中海東部的貿易線路、帝國和王國的邊界輪廓。圖中顯示，當時安納托利亞半島東南部的赫梯帝國（Hittite Empire）正值鼎盛時期，而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區皆屬于埃及的勢力范圍，猶太人（Jews）的部落仍在埃及，臣屬埃及法老。現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黎巴嫩地區，當時統稱“迦南”（Cannan），皆劃進埃及界內。希臘人當時被稱為“亞該亞人”（Achaean），占據了希臘本土。邁錫尼人是希臘人中最強的一部，占據著伯羅奔尼撒半島，他們已經奪取了克里特人千百年積累的財富，摧毀了傳說中的“米諾斯文明”，控制了愛琴海。圖中標出了當時一些重要的城市和國家的地理位置，如烏加里特（Ugarit）、比布魯斯（Byblus）、西頓（Sidon）、推羅（Tyre），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Troy）、雅典（Athens）、邁錫尼（Mycenaeans）、克里特（Crete）等。來源: Jacques Pirenne, The Tides of History Vol.1, by Pirenn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62, pp.98-99.

“烏魯布倫沉船”遺址發現的許多文物都是極其稀有的，價值連城，但最出人意表，也令學術界關注的文物，無疑是那348塊、總重量達10頓的銅錠，以及那120塊、總重量達1頓的錫錠。考古學家斷定這些金屬將運往邁錫尼，也就是后來以斯巴達名著稱的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普拉克在報告中提到，這些銅當來自于塞浦路斯。對于錫的來源，普拉克出言很謹慎，僅表示根據初步分析，認為其中的2/3來自土耳其的陶魯斯山脈，另外的1/3來自中亞某個地區。

普拉克認為，錫的來源問題非同小可，事關重大。到19世紀中期，歐洲的歷史學家們大體上確認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近東和地中海地區開始有大量青銅加工的證據，開啟了所謂的“青銅時代”。青銅是通過銅和錫以一定的比例混合熔煉而成，最佳比例約為10:1，它比純銅的堅硬度高出許多。

到19世紀中后期，隨著采礦、冶金和化學工業的發展，相關科學知識和歷史知識與時俱增，歐洲的學者們又發現了一個異乎尋常的事實：根據古代文獻記載，雖然銅和錫都是極為珍貴的金屬，但相對于銅而言，錫似乎更為珍貴，也更為重要。根據希臘雅典與雕像鑄造相關的一段銘文記載，伯利克利時期的雅典曾一次性采購了150塔蘭特（talents）的錫，相當于近4000公斤。銘文還顯示，錫的售價為每塔蘭特233德拉克馬（drachmas），而銅的售價為35德拉克馬有余，由此可知錫的價格是銅的6.6倍。這已經是公元前5世紀的事，但即便是這個時期的希臘人，也并不清楚錫的確切來源。

希羅多德（Herodotus）約生于公元前484年，與伯里克利（約生于公元前495年）是同時代人。希羅多德《歷史》一書中談及錫的來源：“至若歐羅巴西鄙，吾未敢確言。彼蠻族所稱厄里達諾斯河（Eridanus），北注于海，傳有琥珀（amber）所出，吾未之信也；亦未聞卡斯特利島（the Cassiterides Islands），乃吾邦錫料所出。蓋厄里達諾斯之名，實出希臘，非蠻邦之語，顯系詩人虛構。且吾雖遍訪四方，未嘗遇親見歐陸北溟之人，故未可輕信。然錫、琥珀二物，實自絕域而來。歐羅巴之北，金礦甚夥，其采掘之法未可詳知。雖傳有阿里馬斯普一族（Arimaspians），獨目之人，竊金于獅鷲，然吾終不之信。世間安有獨目而形骸同于常人者哉？惟天地四極，環抱宇內，凡世間瑰異珍奇，盡萃于斯矣。”希臘文的“cassiterides”一詞，即是錫，英文中的“tin”。卡斯特利島，通常可直譯為“錫島”（Tin Island）。希羅多德是當時希臘歷史和地理知識最豐富的人，這段話清楚地說明，希臘人知道錫和琥珀都來自于極遠之地，并不了解具體方位。

歐洲地質學家們在19世紀中期的初步地質考察發現，在整個歐亞大陸，銅礦資源非常豐富，在近東及周邊地區，埃及的西奈半島、黎巴嫩山、塞浦路斯島、陶魯斯山脈、伊朗高原、巴爾干半島及黑海和高加索山脈，都有銅礦分布，這就意味著，近東和東地中海所有的民族和國家都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銅。其中，塞浦路斯島有多處火山型銅礦床，儲量很大，開采便利，這使得塞浦路斯島很早就成為古代東地中海地區銅礦礦產的交易中心。而錫在地殼中的含量不到銅的1/30，錫礦床形成的地質條件非常有限。

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等近東地區幾個主要城市文明的周邊較近地區，有少量銅礦資源，但幾乎沒有錫礦，古代文獻和近現代地址考察都證明了這一點。《圣經》和古代希臘和羅馬文獻有許多關于錫的記載，說明腓尼基人可從西班牙、法國和英格蘭方向獲得錫，但這些記載最早只能追溯至公元前400年前后。而更早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泥板文獻有證據表明，近東的錫來自于東部和北部，東部指向伊朗扎格羅斯山脈和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北部則指向土耳其陶魯斯山脈。但古代記載只字片語，殘篇斷簡，渺茫模糊，即便是最博學的人，也無法直接從中確定任何具體地點或地區。

古代歷史更多地受限于地理，也更多地反映了地理因素，對于歷史中的重大問題，地理學家往往有更深刻的洞察力。“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這個偉大的概念，就是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的，指的是羅馬帝國時期的歐洲與漢朝時期中國之間的貿易線路，而且特指的古羅馬地理學家馬里努斯（Marinus）所描述的一條線路。

里希特霍芬首次提出“絲綢之路”，是在1877 年，當時在歐洲學術界正在討論古代文明最初的傳播與貿易線路問題，且已確定了錫的獨特重要性。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876年，俄國地理學家卡爾·馮·貝爾（K. E.rnst von Baer）在德國《人類學檔案》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題為《最古的青銅器中的錫從何而來》。

卡爾·馮·貝爾（K. E.rnst von Baer）的文章《最古的青銅器中的錫從何而來》（Von wo das Zinn zu den ganz alten Bronzen gekommen sein mag?），刊載于德國《人類學檔案》（Arch. für Anthropol）1876年9月號第263–267頁。錫在德文中寫作“Zinn”。貝爾這篇文章明確地提出青銅時代錫的來源問題，為歷史學界所銘記。

貝爾引述了法國學者勒諾爾芒（Lenormant）的說法，認為錫的來源地有兩個：其中一個是高加索，另一個是是波斯北部邊界至興都庫什山脈一帶，這顯然是當時歐洲學術界最流行的看法。貝爾對這些看法本身并無異議，只是認為，勒諾爾芒及許多德國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史前史研究者）談論這些問題已有相當一段時間了，但所提供的證據過于薄弱。關于高加索的錫和青銅，幾乎沒發現有支持力的文獻證據，而關于興都庫什山脈，所依據的不過是德國旅行家伯恩斯（Von Burnes）說那里有錫。貝爾認為，英國史前史研究者萊爾（Lyell）和盧伯克（Lubobock）的觀點很有啟發，他們非常謹慎地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鑒于青銅幾乎完全一致的合金比例（9/10的銅，1/10的錫），它應起源于某個地區，然后傳播到了其他地區。他們沒考慮還有另外的起源地。”貝爾特別引用了盧伯克在其《史前時代》（1874年）一書中的一句話：“關于歐洲文明的這個發展時期，以及關于將青銅帶給我們的那個民族，我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貝爾最后提出了他的意見：從錫的名稱看，希臘語是“kassiteros”，梵語是“kastira”，阿拉伯語是“qazdir”，更古的亞述語可能是“kasazatirra”，它們的詞根必定有共同的起源，“無論如何都必須探尋這個名稱的發源地”。

愛沙尼亞1992年發行的紀念卡爾馮貝爾誕辰200周年紀念鈔。貝爾祖上是“條頓騎士團”貴族，出生在現今的愛沙尼亞，在柯尼斯堡（現加里寧格勒）和柏林受的教育，也是俄國科學院院士，用德文和俄文寫作。貝爾是當時歐洲大陸最負盛名的科學家之一，他是杰出的生物學家，是現代胚胎學的創始人，晚年致力于研究生命演化進程。貝爾在去世前幾個月，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提出了錫在青銅時代的核心地位問題，認為需要追尋最早發現錫和使用錫的民族，以探明古代文明的源頭。

到1920年代，歐洲已出版了大量有關中亞的旅行和地理勘察筆記，特別是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關于新疆、甘肅等地的考古報告，確認了古代“絲綢之路”的東段，也就是帕米爾東麓，從喀什、哈密至西安、洛陽的交通線路。特別是斯坦因1900-1931年間四次深入新疆和甘肅等地，發掘盜走了大量珍貴文物。這些文物為古代“絲綢之路”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牢固地確立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

英國人斯坦因繪制的一幅質量很高的天山山脈、昆侖山脈、塔克拉瑪干沙漠地形圖，發表于1925年。帕米爾高原（Pamirs）是天山山脈、昆侖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交匯處，是亞洲大陸的地理分界線。斯坦因將天山寫作“Tien Shan”，同時代的其他一些美歐學者，如美國地理學家辛普爾（Ellen C. Semple）寫為“Tian Shan”。來源: Innermost Asia：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亞洲腹地：作為歷史因素的地理）,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1925.

與此同時，在采礦和冶金工業的急速發展的驅動下，歐洲人在礦產資源和金屬性質方面的知識也與時俱增，出版了許多關于錫礦和錫貿易史的著作和論文。很多學者認為，歐洲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優勢地位，實乃歸因于近代歐洲人在鋼、鐵、銅、錫、鉛等金屬開采和利用，相關技術和知識質量領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在這個背景下，學術界更進一步確認了錫是理解青銅時代的關鍵。在某種意義上，錫的重要性應該超過同時期的銅，甚至也超過同時期世所共知的三大寶石——青金石、琥珀和玉石。

青金石產自阿富汗東部巴達哈傷山區，琥珀產自波羅的海沿海地區。古代巴比倫和埃及神廟極看重這兩種寶石，青金石被認為是神的眼睛，琥珀被認為是神的眼淚。為了尋找和交易這兩種寶石，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就開通了從印度、阿富汗、波斯至巴比倫的貿易線路。而從巴比倫經希臘、中歐至波羅的海的陸路貿易線路，部分是由希臘人開通的，時間不會晚于公元前1500年。

至于玉石，清末華石斧《羲教鉤沉》云：“八卦之卦字當作圭。圭，瑞玉也，為行政至要之符信。”“象即刻之圭上之文，一事用一圭，大事則用之。”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字從玉。周以前，官職爵位世襲，家傳玉牌被奉為禮器。劉勰《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世金竹”。夏商周三代，以玉牌作為“征召防偽”之信符，漢代改為金竹。夏商兩代，沿襲上古制度，官職俸祿世襲。周文王改制，仕者世祿不世官，然典章文物仍在世家。代代相承，玉遂成為世家、仕大夫、君子、學士之象征。“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珪璋挺其慧心，英華秀其清氣。”由于“玉出昆侖”，新疆和闐地區是美玉珪璋原產地，對玉石的無上尊崇，用絲綢交換玉石，是驅動古代中原地區與西域之間開拓交通的內在動力。

鑒于古代近東地區幾無錫礦資源，而錫作為一種關乎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稀缺物資，必然為各民族孜孜以求，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錫和青金石、琥珀、玉石一樣，都來自于遙遠的地區，因而不難推斷，正是在尋找、運輸和交易錫的道路上，觸動、激勵和吸引諸多遼遠寂寥的民族參與進來，從而建立了跨越數百數千公里長的貿易網絡。借助沿途各民族之力，通過貿易交換獲得錫資源，合理分享利益，是最為經濟也最可靠的方式。美索不達米亞的青銅時代可上溯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布魯布倫沉船”時期，也就是公元前1300年前后，這種貿易已持續進行了長達2000年的時間。

現代歷史學家斷定，正是在青銅時代晚期，鐵器逐漸為人所知。鐵礦石分布廣泛，鐵遠較銅錫便宜，鐵器也比青銅堅硬。鐵器時代意味著金屬技術更加普及，被更多的民族掌握，從而終結了長達兩千年之久的青銅時代貿易體系和政治秩序。諸多新的民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群雄并起，戰亂紛繁。正是在這個時期，特洛伊、邁錫尼和腓尼基的烏加里特等諸多城市文明相繼被摧毀，早期的歷史記錄亦隨之泯滅。

根據這幅歷史地圖標記，希臘邁錫尼人（Mycenaean）征服克里特島（Crete）的時間為公元前1450年，特洛伊戰爭發生在公元前1250年，邁錫尼的崩潰發生在公元前1200年。這些歷史年份皆為推算結果，并不代表真實確切的年份。來源: Atlas of The World History, Herff Jones, Inc. Indianapolis, 2012, p.30.

數千年來，珍貴而稀少的青金石、琥珀、玉石及其他各種寶石的貿易從未中斷，延綿至今，而曾經至關重要的古代錫貿易很早就衰微了。至希臘和羅馬時代，錫依然非常珍貴，地中海錫的貿易路線也有新的拓展，可能開辟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蘭的錫礦，錫的產量和交易量也遠較青銅時代更大，但性質已然不同，其歷史意義褪色，不能與青銅時代的錫相提并論。

如果不是尚存一些泥板文本、碑文和文物，那段長達兩三千年的歷史恐永不為后世所知曉。正如卡爾·馮·貝爾所言，即便今天人們已了解到錫曾在歷史上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但卻無法完全理解它曾經運作的關鍵機制，因為基本上沒有發現很有力的證據，能夠說明青銅時代的錫的確切來源，因而也無法準確地繪制古代的貿易路線。

貝爾在《最古的青銅器中的錫從何而來》一文中提到，他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是因為當時俄國軍隊正在向中亞地區挺近，已深入亞洲腹地。為了證實中亞地區是否有錫礦，貝爾曾向俄國地理學會發了咨詢函，并于1875年收到俄國地理學會副會長謝苗諾夫（P. Semenow）的回信和一份調查報告。貝爾認為這份報告的內容很有價值，于是撰文介紹。據謝苗諾夫的回信，俄國地理學會委托了一位名叫奧戈羅德尼科夫（P. Ogorodnikow）的俄國專家專程前往伊朗東部馬什哈德（Mescheld）等地進行了調查，并撰寫了一份內容豐富調查報告。奧戈羅德尼科夫的報告中說，呼羅珊（Chorassan）地區有眾多銅礦。據馬什哈德市一位名叫拉吉姆（Ragim）的居民說，阿博特市（Abot）以東140俄里處，有最豐富的錫、鐵、銅、硫磺和鉛礦層。馬什哈德以東42俄里處，有一個著名的錫礦。拉吉姆是一個銅礦的承租人，了解當地礦藏。呼羅珊俄國商團首領、布哈拉人易卜拉欣證實了這些說法的準確性，他非常熟悉本地許多從事采礦的人士。此外，奧戈羅德尼科夫還詢問了當地許多手藝人，他們用古老工藝制作大量的錫壺和錫盤，而所使用的錫是本地產的，由此親自證實了此地確有錫礦存在。

來源：特約撰稿 宿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