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潤集團位于商丘的肉制品生產基地已被強制拆除六年之久。2022年,在企業啟動債務重組程序前夕,其與商丘市相關職能部門及長征街道辦大棚改指揮部共同確認了總額為1.5億元的征收補償權益,然而截至2026年,實際到賬金額僅為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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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6月,該工廠作為雨潤集團深耕豫東區域的核心產能載體,累計投入資金逾數億元。它不僅穩定吸納了當地數百名勞動力就業,更有效激活了周邊生豬養殖、冷鏈運輸、飼料供應等上下游產業鏈條。廠區里機器轟鳴、人聲鼎沸,誰也不曾預料,一場猝不及防的變故正悄然逼近。
事發當日清晨,數十輛執法車輛與工程車輛迅速集結于廠門之外,警戒帶瞬間拉起,所有出入口被全面封鎖。隨后,大批施工機械長驅直入,鏟車、鉤機、破碎錘輪番作業,廠房墻體在震耳轟鳴中接連傾塌,全程未出示任何法律文書,亦無現場聽證或協商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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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員工被迫撤離時連工裝都來不及更換,部分精密設備尚未斷電便遭掩埋;冷庫中數千噸原料肉與成品火腿腸被混入建筑垃圾一同清運。集團高層代表抵達現場時,只見滿目斷壁殘垣,以及圍聚在廢墟邊緣、滿臉錯愕與茫然的上百名職工。
后續調查證實,此次行動被納入當地棚戶區改造整體規劃范疇,但自始至終未履行法定征收程序——既無正式公告,也無協商記錄,更未預付分文補償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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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毫無征兆的強制清場,不僅令企業蒙受數億元資產滅失,更直接導致數百個家庭失去穩定經濟來源,生活秩序驟然失衡。
三年拉鋸換來一紙協議
強拆發生后,雨潤集團開啟了持續三年的依法維權進程。團隊多次赴商丘實地交涉,反復遞交情況說明、損失清單、法律意見書等全套材料,頻繁約見各級主管部門負責人。可回應始終停留在“已收悉”“正在梳理”“需進一步研究”等程式化表述中,實質性進展近乎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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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集團整體債務壓力持續加劇,已進入司法主導下的債務重整階段。這筆應得的征收補償款,早已超越普通財政撥款意義,成為維系企業存續、保障債權人權益、重啟生產鏈條的關鍵性救命資金。
直至2022年,在重整方案正式提交法院前,三方終于簽署《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協議》,明確由商丘市相關部門、長征街道辦大棚改指揮部共同向雨潤集團支付總計1.5億元補償金,并就支付節點、銀行監管賬戶、違約責任等關鍵條款作出書面約定,三方均加蓋公章并由授權代表親筆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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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文本裝訂成冊、加蓋騎縫章,每一頁都清晰標注簽署日期與簽章位置。集團法務團隊反復審閱后認為,該文件具備完整法律效力,是企業重拾信心的重要依據。
手握這份蓋有紅印的協議,企業負責人一度相信,資金將在三個月內分批到賬,用于清償優先債權、修復受損產線、逐步恢復訂單交付能力。但他們未曾料到,這竟是一段更加漫長守候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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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萬背后的無奈與心酸
協議簽署后,集團依約完成全部收款前置手續:提供稅務登記證、開戶許可證、專項賬戶證明、損失評估報告等二十余項材料,并多次致函催詢進度。然而,資金劃轉節奏遠低于約定標準。
自2022年初至2026年4月,歷時整整四十八個月,僅分三次收到合計500萬元補償金——單筆金額最高不過180萬元,最低一次僅47萬元。相較協議總額,兌現比例不足3.4%,尚不及當年強拆造成的設備報廢與存貨損毀估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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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微薄款項,甚至連重建簡易辦公區、安置滯留職工家屬的基本開支都無法覆蓋,更遑論彌補停產期間產生的管理成本、信用減值、客戶流失等隱性損失。
集團朱姓高管向記者坦言,過去兩年間,他們至少發起十五輪正式溝通,涵蓋面談、函詢、聯席會議等多種形式,得到的反饋卻高度雷同:“財政調度緊張”“跨年度預算尚未批復”“需等待上級專項資金下達”,始終缺乏可執行的時間表與責任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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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令人寒心的是,在一次與梁園區政府分管領導的閉門會談中,對方脫口而出:“數字不是重點,無非早付晚付、多付少付的區別罷了。”——仿佛那白紙黑字載明的1.45億元缺口,不過是賬本上一抹可隨意涂改的墨跡。
住建局回應在想辦法
2026年4月中旬,此事經主流財經媒體深度報道后,引發全國范圍內的廣泛關注與輿論熱議。
記者致電梁園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辦公室,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務科室負責人表示:“具體對接工作由長征街道辦事處牽頭負責,目前未兌付余額約為1.42億元。局領導班子已將此事列為重點督辦事項,多次召開專題協調會,正積極拓寬解決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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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追問具體推進策略時,對方列舉兩項主要方向:其一,引入具備城市更新資質的市場化開發主體參與片區再開發,以項目收益反哺補償支出;其二,遴選產權清晰、位置優越、估值公允的存量商業物業(含臨街鋪面、社區服務中心用房等),按第三方評估價實施資產置換。
而梁園區財政局一位資深預算科干部則透露了一個更為關鍵的事實:“當年實施征收時,并未同步設立專項補償資金池,亦未將該筆支出納入年度財政預算草案。如今面對剛性兌付壓力,確實事出突然、籌措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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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說法隨即引發公眾普遍質疑:重大征收項目啟動前,是否應當完成資金可行性論證?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政協議,能否因財政臨時性緊張而擱置履行?契約精神在基層治理中究竟處于何種位置?
三種方案均無實質進展
事實上,地方層面并非毫無應對舉措。據知情人士披露,相關部門曾系統梳理出三套備選方案:一是依托省級城市更新專項債渠道融資;二是申請動用歷年沉淀的土地出讓金結余;三是以優質經營性國有資產作價抵頂。遺憾的是,截至目前,三項路徑均未形成閉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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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債券發行周期長、審批層級高,從立項到放款通常需耗時18個月以上;土地出讓金調用涉及自然資源、財政、審計多部門聯合審批,政策紅線嚴苛,操作彈性極小。
至于資產抵償方式,則面臨雙重障礙:一方面,擬交付資產需經獨立第三方機構開展全維度價值評估,確保公允性與合規性;另一方面,企業是否接受此類非現金清償,仍取決于資產流動性、處置成本及后續運營負擔。更有基層干部私下承諾“確保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額兌付”,但對照當前執行進度,該時限兌現概率已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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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雨潤集團正處于債務重整攻堅期,資金鏈每延遲一天恢復,都將加劇債權重組難度、抬升融資成本、削弱市場信任度。與此同時,數百名原廠區職工中,已有近半數因長期失業被迫外出務工,留守本地者多靠親友接濟或低保維持基本生計。
誰來為企業的損失買單
此案表面看是一起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間的履約爭議,實則映射出營商環境建設中的深層癥結:當企業依據法定程序配合公共利益讓渡權利后,其正當財產權益如何獲得及時、足額、可預期的保障?當具有行政效力的協議淪為一紙空文,企業維權通道是否真正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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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肉類加工廠關停后,受影響最深的是那些平均年齡超45歲的老員工。他們多數僅有初中文化,技能單一,再就業能力薄弱,家中尚有老人需贍養、子女待供學,收入中斷使其陷入系統性生存風險。
而雨潤集團作為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亦因此事承受連鎖反應——銀行授信持續收緊、供應商賬期大幅縮短、新項目落地節奏延緩,整體復蘇步伐被嚴重拖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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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1.5億元補償款能如期撥付,企業完全有能力在一年內完成產線智能化升級,新增就業崗位不低于200個,并帶動本地養殖合作社擴大規模,形成更具韌性的區域食品產業生態。如今,這些構想皆因資金缺位而停滯不前。
結語
從2019年盛夏的機器轟鳴,到2026年春日的靜默等待,整整七年光陰流轉。這段時間,足夠一名高中生完成大學學業,足夠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也足夠一個行業完成一輪技術迭代。但對雨潤集團而言,它只換來了六年的奔波、五次關鍵會議紀要、三份催款函、一份蓋章協議,以及至今未能兌現的1.45億元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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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園區住建局稱“正在想辦法”,可這個“辦法”需要醞釀多久?是再等一個預算年度,還是再簽一份補充協議?1.45億元補償款的兌付時間表究竟何時公布?數百名職工的家庭賬本又該由誰來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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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關乎一家企業的生死存續,更檢驗著法治化營商環境的真實成色。我們期待有關方面拿出更高站位、更強擔當、更實舉措,以看得見的行動回應沉甸甸的期待,用真金白銀兌現莊嚴承諾,為雨潤集團、為每一位普通勞動者,也為全社會樹立起守約踐諾的標桿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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