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被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時，卻被年輕人代替

這種跨度極大的人事調整，并非出于湖北本省的臨時起意，而是源于當時全國層面正在強力推行的一項干部隊伍結構改革。高層確立了破除干部終身制的方針，要求大力提拔具備專業背景且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干部。

在這個政策節點上，四川省委負責人譚啟龍提出了一個建議。他主張老同志應主動讓出正職位置，把懂專業的年輕人直接推到重要領導崗位上，并表示自己愿意帶頭交班。這個建議迅速得到中央高層認可。

中央隨即向多地下達了暫停既定人事程序的指令。湖北省的班子換屆恰好撞上了重新遴選的窗口期。考察組在全省專業廳局和金融系統進行摸底，最終選中了長期在財政與銀行結算領域工作的關廣富。

三十多年的經濟核算經驗和年齡優勢，讓關廣富成為了這項改革的標桿人選。面對這份打亂個人職業軌跡的任命，王全國執行了組織決定。他向關廣富移交了全省重工業和農業的數據檔案，辦妥了全部交接手續。

按照慣例，老干部退居副職通常意味著政治生涯進入平穩收尾階段。但王全國的履歷沒有按常規路徑終結。一九八四年秋天，他通過機要通道遞交了書面請愿書，申請辭去當前的湖北省委副書記職務。

他在請愿書中要求前往深圳大亞灣，負責一個大型中外合資項目的現場建設。放棄省會城市的安逸待遇，去一片連公路都沒有的沿海荒灘從頭創業，這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政界引發了諸多不解。中央最終批準了他的申請。

同年十一月，王全國出任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對大亞灣有如此深的執念，因為項目本就是他一手促成的。一九七八年，兼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他面臨全省缺電的工業困局。廣東每年要花巨資從香港買電。

同年五月，他隨團赴西歐考察，看到了高裝機容量的核電站。回國后，他提出引進核電技術的構想。面對幾十億美元成本缺口，他設計了借貸建設、售電還錢、合資經營的模式，打破了重大工程依賴全額撥款的傳統。

經過與香港公司的多年談判，國務院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正式批準了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計劃。就在項目即將落地的關鍵時刻，王全國接到了調任湖北的指令。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湖北班子重組后，他立刻請求辭職歸隊。

回到廣東后，王全國面臨的首要難題是控制引進外資設備的巨額成本。一九八五年六月的董事會上，他針對各項合同制定了削減一半報價的談判策略。英方法國代表團反應強烈，英方人員一度當場離場。

王全國利用商業談判規則分化對方陣營。他先與法方接觸拋出基礎方案，同時致信英國前政要尋求居中協調。通過多輪底牌試探，采購預算被壓降到了中方設定的紅線以內，為國家節省了大量外匯。

真正的工程危機發生在一九八六年。當年四月，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泄漏事故。距離大亞灣極近的香港爆發了百萬人的聯署抗議，要求停建該項目。國內職能機構也出現巨大意見分歧，工程隨時面臨下馬風險。

工程推進期間，王全國啟動了大規模的本土人才培養計劃。一九八九年起，合營公司分批將一百多名技術骨干派往歐洲脫產培訓。這批學員單人年培訓費高達一百三十萬法郎，折算下來等同于一個成年男子的黃金重量。

這批耗費巨資打造的本土團隊，日后全面接管了大亞灣的主控系統，構筑了中國商用核電體系的技術底盤。一九九四年二月，大亞灣一號機組正式投入商業運行。歷經七年建設，近兩百萬千瓦的能源設施終于兌現了圖紙規劃。

一九九四年九月，大亞灣進入平穩盈利期，七十五歲的王全國正式辭職。他交出辦公室鑰匙和配車，未保留任何帶薪顧問頭銜。二零一五年四月他在廣州病逝，彼時大亞灣基地的年發電量已支撐起香港四分之一的電力需求。

梳理他主政核電合營公司的十年賬目，有一個極其反常的細節。作為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最高決策者，他從未領取過合營公司制定的高管薪酬，也沒有要過公司分配的任何住房。

他每個月拿的，一直是省委辦公廳按老標準發放的三百多元死工資。當時中方普通高管月薪已超一千元。放著正當高薪不拿，偏要守著微薄的本薪度日，這種看似吃虧的選擇，他當年到底是出于怎樣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