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迎最艱難時期！四位候選人罕見一致悲觀，改革迫在眉睫？

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就結束了，而新任秘書長的競選，如今也已經拉開帷幕。現在的情況是，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接受各國代表面試，中美俄英法五常和190多國代表準備投票“四選一”。

就在這幾天，聯合國大會在紐約總部舉行了對四位候選人的首輪面試。與以往密室協商不同，在聯合國改革后，如今候選人需在聯大會議廳接受193個會員國及民間組織代表的直接問詢。

所以我們能看到，這次的四名候選人中，有三名來自拉美地區，只有一人來自非洲，全部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當然，這并不是他們唯一的共同點。這四人在第一輪面試的時候，罕見地一致對聯合國的現狀與未來表達了沉重且悲觀的評估，認為聯合國如今正面臨數十年來“最艱難的時期”。

候選人們在問答中直言，當前基于國際法的全球秩序正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壓，同時，外界對聯合國機構能否繼續發揮作用的質疑越來越大，聯合國正在失去名望與信任。

換言之，聯合國現在到了“不改不行”的時候。其實這一點大家都是看得到的，無論是俄烏沖突，還是中東局勢，還是近年來頻繁出現的地區沖突，聯合國往往只能發聲明、呼吁克制，卻很難真正左右局勢。

甚至在本輪面試中，這四位候選人也基本上全程回避地區熱點問題，拒絕發表特別明確的立場，或者提供什么具體的解決方案。可以說，聯合國對重大沖突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有限。這種“說了也不算”的狀態，直接削弱了這個組織的權威。

往深了看，這其實就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聯合國的核心決策機制仍然是安理會，而安理會又高度依賴“五常一致”。一旦大國之間出現對抗，決議就很容易被否決，導致整個體系陷入癱瘓。

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世界越動蕩，越需要聯合國；但大國博弈越激烈，聯合國反而越難發揮作用。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錢。近年來聯合國的財政壓力持續上升，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成員國長期拖欠會費，導致聯合國出現預算緊張、項目收縮、規模性裁員的情況。一個連基本運轉都要精打細算的國際組織，自然很難讓外界相信它還能承擔全球治理的重任。

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今天的“信任危機”。而這種危機，其實不只是聯合國自己的問題，更是整個戰后國際秩序變化的縮影。

過去幾十年，聯合國之所以能維持長期正常運轉，一個重要前提是大國之間雖然有競爭，但總體仍然接受同一套規則，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給聯合國面子”。但現在，這個前提正在動搖。

俄烏戰爭，伊朗戰爭，加沙戰爭，全是打著“軍事行動”的旗號，沒人正式“宣戰”，而聯合國對此根本無能為力。更不用說其他地區的大小沖突了，聯合國根本無暇顧及。

另外還有來自特朗普的沖擊。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宮后，第一時間就退出聯合國附屬的多個國際組織與機制，“退群毀約”，同時繼續長期欠費。今年1月的時候，特朗普甚至搞出了一個所謂“和平委員會”的組織，以解決加沙問題為由拉了數十個國家“進群”，宣稱要“取代聯合國”。

“和平委員會”當然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但足以反映出一種總體的趨勢。現在很多國家更傾向于通過雙邊或小圈子機制解決問題，而不是找聯合國，那么久而久之，聯合國就會逐漸被邊緣化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一輪秘書長競選，其實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大國博弈色彩。特朗普想要的，就是一個聽美國話的秘書長。他既要維持聯合國的基本運作，又不能在關鍵議題上過于挑戰美國立場。比如四位候選人中來自阿根廷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干事格羅西，由于他在伊核問題持強硬態度，所以是美國比較青睞的候選人。

而中國的態度，則更強調“多邊主義”和“全球南方代表性”。同時，中國還會更看重候選人是否能夠推動聯合國在發展、氣候、南南合作等議題上的作用，而不是單純聚焦地緣政治對抗。

但無論中美如何選擇，有一點是肯定：新一任聯合國秘書長必須是一個“各個大國都能接受的人”，而不是某一方的代言人。因為只有五常都投下贊成票，一名候選人才能真正成為聯合國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