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中的較低收入水平,正促使日本年輕人將目光投向海外。受過良好教育的日本年輕一代,正逐漸被海外的更高收入所吸引,開始踏上異國求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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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家庭支持服務和性別平等的社會普及,日本的平均生育率曾一度顯現出從持續下滑中觸底反彈的跡象。導致此前下滑的因素包括經濟增長、城市化,以及更多女性追求高等教育和職業發展。如果這一趨勢得以延續,生育率本有望回升至2.07左右的更替水平——即在沒有移民的情況下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標準。
盡管現在看來難以想象,但在十年前,確實有不少專家認為這一前景是可以實現的。2015年,日本女性終身生育率升至1.45,創下自199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事態并未如預期般發展。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在2000年曾出現回暖趨勢,但到了2010至2015年前后,又開始集體下滑。日本的生育率也在2016年掉頭向下,目前已跌至歷史最低點。
這種趨勢在幾乎所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都能觀察到,在巴西、泰國等其他一些國家亦是如此。
近年來生育率幾乎全面下降的具體原因尚不明確。經合組織在《2024年社會概覽》報告中,特別關注了許多成員國房價暴漲的現象。結合北歐國家推遲生育第一胎的相關個案研究,經合組織指出,年輕人在建立生活基礎上正面臨著嚴峻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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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或許折射出更深層次的社會變遷。包括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副教授基婭拉·盧多維卡·科莫利在內的部分專家表示,通過網絡媒體等渠道廣泛蔓延的對經濟與社會“不確定性”的感知,才是近年來生育率走低的核心推手。他們同時強調,這種趨勢已無法用失業率或經濟衰退等傳統的經濟與勞動力市場指標來簡單解釋。
盡管自2000年左右起,經合組織成員國出現了生育率回升的現象,中高收入國家的生育率降幅也在2000年代下半葉開始放緩。在此之后,所有國家群體的生育率降幅都在加劇。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十余年間生育率面臨的下行壓力,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共同趨勢。
2010年代全球生育率的下降,恰逢社交媒體的普及。或許正是受此影響,再加上其他因素的疊加,“社會不確定性”的感知以及對生育的消極價值觀,可能以各種形式在全球范圍內蔓延開來。不過,目前尚未有全面的實證研究來證實這一點。
日本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的生育率走勢,基本與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保持一致。但顯而易見的是,日本的生育率始終低于平均線。
各國平均生育率的差異,代表了那些在長期內可能發生變化、但短期內極難改變的因素。換言之,這就是每個國家的“社會底色”。至少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構成這種底色的元素占據了超過40%的差異比重。而在2000年以來的這段時期,75%的生育率差異都可以用這種結構性特質的不同來解釋。
導致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原因相對明確。核心在于家庭支持服務的完善程度以及性別平等的落實情況。簡而言之,即女性在工作的同時,能夠多大程度上兼顧生育和撫養孩子。在韓國和其他一些東亞國家,由于社會變革未能趕上生育率下滑的步伐,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環境中,其生育率已跌至極低水平。
運動式的單一政策絕不可能改變一個國家的社會底色。要實現真正的變革,必須在連貫的理念指導下采取可持續且綜合的手段。
1986年,日本在出臺《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的同時,又引入了國民年金制度中的“第3號被保險者”條款,這一條款實際上阻礙了女性的職業發展。未來必須避免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路徑。
盡管全球生育率的下滑帶有某種宿命般的不可逆性,但各國社會底色中殘存的差異,仍為日本未來如何應對少子化危機提供了線索。
即使日本的結構性特質得到改善,生育率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因此,政策的核心應當轉向適應一個以“少子化”為前提的社會。在這一過程中,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將是主要的挑戰,且這些問題往往交織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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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田縣秋田站前,年輕人為了尋找高收入機會仍在不斷流失。在德國及其他歐洲主要國家,來自東歐的移民已成為支撐各行業經濟活動的重要勞動力來源,其中不乏高技能專業人才。如今,移民已成為高收入國家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過去,移民通常來自亞洲及其他具有高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的國家。但如今情況已發生逆轉。一些東歐國家正因低生育率和人口外流而陷入人口負增長的泥潭。在這種背景下,兒童數量的減少將繼續作為一個陷阱,將社會拖入不可避免的惡性循環。
人口問題早已超越了國家層面的宏觀趨勢。以位于東北地區北部的秋田縣為例,從1956年的人口巔峰到2025年,該縣人口銳減了35%。預計2025年該縣的出生人數將降至3413人的歷史新低。2024年,秋田縣的生育率僅為1.04,甚至低于首都圈的任何一個縣。年輕人的流失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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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臨人口衰退惡性循環的國家和地區中,存在一個普遍共性:并非無業青年被迫背井離鄉,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女主動向大城市或富裕國家遷移,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機遇”。
目前,日本依然是移民的接收國。換言之,人口流動對日本而言仍主要是一個國內問題。以人均國民總收入衡量,日本的收入水平在發達國家中已處于較低位置。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水平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依然名列前茅。盡管受海外高薪吸引而導致的高學歷人才外流現象尚未形成大規模浪潮,但相關的苗頭已在日本國內初顯。
如何讓年輕人在他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留下來,已成為全球各個地區亟待解決的核心議題。日本必須正視這一嚴峻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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