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成：晚清華北鄉村的歷史與規模

華北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根據磁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七千多年前，今河北地區就有聚落。聚落之稱為“村”，似始自三國時，《三國志·魏書·鄭渾傳》有“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語。

華北在中國古代曾是中心地區，分布有比較密集的村落。但當近代學者進行社會調查和研究時，卻常發現華北村落的歷史只能追溯到明朝初年。李景漢先生在其著名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論及東亭鄉62村的起源，說只有故城和霍城兩村有比較久遠的歷史，其他各村在明朝以前的情況已無可考究；除極小部分外，都說是五百年前燕王掃北后從山西洪洞縣遷來的。燕王掃北，應即是燕王朱棣與其侄建文帝為爭奪帝位而在河北山東等地進行的長達四年的戰爭。所謂掃北，實是征南。李先生說，民間稱燕兵衣飾紅色，將人民被殺稱為被“紅蟲吃了”。這一說法雖于史無征，但歷來的戰爭造成人稀地曠，所謂“淮以北鞠為茂草”的荒蕪局面，確是事實。朱棣奪帝位得手的當年，就命戶部將山西太原、汾陽二府及澤、潞、遼、沁、汾五州的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移民北平各府州縣，永樂二年、三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有類似的措置。移民來自山西各地以及其他地區，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成為明初向河北及河南、山東移民之象征，其歷史依據就在于此。當然明代移民充實北方荒蕪地區，并不始自永樂，從朱元璋開創明朝之始就已實行。其原因在于，華北自漢末以至明初的一千多年間，由于經常的大規模戰亂和落后民族的掠奪統治，社會經濟停滯，甚至衰退，河北人口在元代已大幅度下降，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從洪武四年起就幾次從山西澤州、潞州、沁州等地組織移民到北平、大興、宛平、固安、真定、大名等府州縣。

歷史上人民所受災害和明初移民充實北方，在地方志中有許多反映和記載。萬歷《保定府志》頗值得重視。其卷二《地理圖志》記清苑縣云：清苑當“金、元用兵之際，至有舉城罹鋒刃，老幼無孑遺”。淶水縣舊志云：“金貞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保州城陷，盡殺老少，惟技藝得免。”先殺老人，兩天后再下令“無老幼盡殺”；有一田孝子因有技藝而得以逃脫，埋葬其父。“自是郡城榛莽者十七年”，戰禍殺戮之慘竟使一座府城變為荒野達十七年。《保定府志》修于明朝萬歷年間，對金、元之禍自不諱言，距永樂時期的內戰亦為時已遠，所以也敢提到“燕王掃北”造成的災難：“靖難師興，遠近轉戰者數年，燕民之凋殘亦不少矣。”《府志》記滿城縣在洪武初編戶二十里，永樂中并為十一里，“土民八，遷民三”“俱永樂中徙山西羨戶填實畿輔者”。又記府屬博野縣，編里社二十一，遷民有三社，“乃永樂中遷山西民以實其地”。容城縣里社六，遷民居其一。完縣里社十八，遷民亦一。蠡縣里社二十九，遷民有三。高陽縣里社十四，遷民有二。光緒直隸《南樂縣志》卷十“晉民內徙”條云：元明之際，河北遺民略盡，永樂二三年間，兩詔徙山西民實京畿。今境內居民遷來者十之八九，大抵多出平陽諸府。遷時皆自平陽府洪洞縣分發，今人多言老家在山西洪洞縣大槐樹老鴉窩底下，蓋相傳之語皆言自某處來而反忘其本籍所在也。對于遷民多來自洪洞縣之說，這不失為一個可能的解釋。這些都是山西移民組成保定府各縣里社的明確記載。

光緒直隸《定興縣志》“賦稅志·戶口”記：“明永樂二年移大寧民實畿內，定興氏族半出小興州。”朱棣得位后，即放棄大寧都司，以其地畀兀良哈，人民移居內地數逾數十萬，這是朱棣除“掃北”以外造成的又一類移民。大寧都司舊有興州各衛，故定興縣民有“半出小興州”之說。

光緒直隸《樂亭縣志》記屯社云：京東州縣有社有屯，土著曰社，遷民曰屯。蓋因明永樂初靖難兵起，郡邑殘破，因召南方殷實戶與土人相錯而居，遂以名焉，其制與在民曰社在軍曰屯異。城東有社二、屯二。城南、城北各社一、屯一。城東南社二、屯一。城西南社五、屯一。城西北社二、屯三。光緒《豐潤縣志》引舊志亦云：明永樂二年始編社屯，以土民編社，遷民編屯。光緒《灤州志》紀事：永樂元年遷南民來屯；二年編社屯，時州民殘破，至是土民復業，遷民亦至，土民編社四十一，遷民編屯二十六。所記大略相同。

光緒直隸《巨鹿縣志》記里社，城東南有稱為“移民社”之社，村莊十三；并據舊志云：“永樂初，京師草創，乃遷山西洪洞縣五百余家開墾荒地，是謂遷民。”光緒直隸《故城縣志》記勸屯鄉亦云：“勸農屯鄉俗呼勸屯，上接坊市，為邑東境……明承元末，民稀土蕪，后遷江西、山西民填實附籍，任力墾田，曾設勸農主簿以領之。”這里的移民不僅另立鄉里，而且曾設專官以治。吳汝綸《深州風土記》“賦役”：深州北十屯乃民屯，洪武時遷山西澤、潞，民分墾河北諸州縣田，謂之民屯；土人以社分里甲，遷民則以屯分里甲。吳的記述與上述縣志所記略同。

不僅直隸，山東亦然。道光山東《長清縣志·地輿志》：洪武中所置里甲，多元末土著，永樂間詔徙直隸川陜等處民占籍清邑，分隸各倉里屯。光緒《菏澤鄉土志》“氏族”記大姓十四家，其中郭、何二氏，均原籍山西洪洞，明初遷來；光緒三十四年（1908）《肥城縣鄉土志》記王、尹、朱、陰、安、董六族，均于明初自山西洪洞遷入。光緒末《高唐州鄉土志》云：本境自前明永樂年間南北用兵，百里之內幾無人煙，諸姓皆自明中葉遷來。《陵縣鄉土志》“氏族”：康、石、許、李、竇諸姓多于明永樂、成化等年間遷來。

志書上記有很多移民家庭的小史。吳汝綸前書記明以來的人譜，有：深州棗科村張氏，其始祖張成于永樂二年自山西洪洞遷深之康家莊，其子榮徙棗科村。深州西陽臺村張氏、起鳳莊趙氏、禮門寺村李氏、潤家莊李氏、大寺莊高氏、白宋莊郭氏等，先世都于永樂年間自山西洪洞縣遷來。光緒重修直隸《新樂縣志》卷三《義行》記明朝四人，其中兩人其先人都是永樂年間移民新樂，又一人原籍鳳陽，從常遇春北征，因傷留于新樂而為土著。光緒末年山東高唐州、恩縣、陵縣等州縣鄉土志都稱：前明永樂年間，本境適當其沖，百里內幾無人煙，諸姓有自洪武、永樂或明中葉自直隸玉田、棗強和河南及山東其他州縣遷入者。光緒《良鄉縣志》據碑記、墓志，稱有張姓楊姓，均永樂間從龍北上，分從江南武進及山西潞城移居良鄉，并稱“吾鄉土著，多系明成祖遷徙之戶”。民國山東《臨朐續志》對縣內233姓氏的來歷和始居地做了調查，除人數較少的姓氏外，其較大的45姓都確定為外地遷民，遷入時間自宋元以至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都有，而以明朝洪武、永樂較多，亦有遷于明朝宣德、萬歷、天啟時期者。其遷出地以山西或山西洪洞為多，亦有遼東、直隸棗強、江蘇下邳、安徽青陽、浙江山陰等地，并頗有遷自本省其他州縣或本縣其他村鎮者。

由遷民組成的社屯，自必形成許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這些村落是新創的，歷史自然只能追溯到明初。但從以上摘引的一些州縣志來看，遷民組成的社屯數量在一個縣中并不占多數。至于單個的移民家庭，記載雖然很多，但不一定都會形成村落，他們可能成為遷民社屯中的一分子，也可能融入土民里社中的村落。許多移民者的族譜，使我們了解當時移民的廣泛和數量眾多，但難以由此而確知增加了多少移民的村落。一類情況是，如臨朐李氏，初祖于南宋時自山西洪洞遷朐城西南李家桑村，林氏于明初由西河郡遷朐城東南林家莊，高氏于明洪武二年由安徽青陽遷朐北關及高家莊，薛氏于洪武初由山西平陽府河津縣遷朐城東北薛家廟子等，從村名似可推想這些遷民建立了新村落。另一類是，上述深州大寺莊高氏于永樂二年自洪洞遷來；而據光緒年間的“深州村圖”，大寺莊此時已有222戶，在生員、耆老等欄目中，有文生三人，二人高姓，武生二人，均高姓，耆老三人，一高姓；但此外至少還有張、朱、吳、曹、劉、馬諸姓。該村是否高氏遷入時始建村，記載不明確。深州李氏先人墓碑稱李氏系出山西，永樂二年始遷州之利仁村，七世后卜居李村。利仁村據說始建于唐朝，是早已存在的村莊，李村則可能是李氏七世后人所拓。又如上述永樂二年從洪洞遷深州起奉村的趙氏，此前該村名谷家莊，自元代起即已立村。所以，以移民之多而附會為絕大多數村落和所有這些移民始遷的村落，都始建于明初，甚至說都建于永樂二年，是缺少根據的。

明初移民是歷史的一部分，需要重視和研究；明初移民以前就已存在的村莊，更是先人創造歷史的遺產，尤值得發掘。今深州之唐鳳村是一古村。《深州風土記》記古跡：“明成化年法寶寺碑云：昔人有得唐墓志者，墓志中即名此村為唐鳳。今在州西北二十五里。”雖唐鳳之居民有明朝洪武中自南方遷入者，但村是古村，由此確定無疑。宋天禧五年靜安東岳廟碑記有當時的鄉里村莊及村官之名，其碑首有“南龐村、大趙村、小趙村、唐坊、李家莊六村社眾特起東岳廟”云云；又有“靜安縣魏公鄉舍人村大伯郝文、社官二伯劉和、社錄趙用誠。東魏村杜家莊社長杜誠、二伯張緒、社錄楊元吉”“和樂寺村社長康隱、社政直維從、社錄李顥”等名稱；又記有安平縣樂安鄉角丘村，靜安縣孝仁鄉劉廣文村、禪院村，司馬莊少府村、劉家口村；這些村至明清仍舊。靜安為元朝深州州治所在。天禧是北宋真宗年號，天禧五年為1021年，則這些村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了。又有延祐七年魏公鄉小趙村重修東岳廟碑，碑陰記有杜家莊，該莊明清時在州城西八里；又有康家莊、南康莊、莊科頭、杜林、北張、中庵、南佐、北佐、中佐、悟因寺等11村，并見于上碑。延祐是元仁宗年號，該年為1314年，則這些村也已有至少六七百年歷史。

研究村落悠久的歷史或移民建村的事跡需要確切的根據，否則只可暫置不論。《欒城縣志》于“村鎮”項下除列舉各村人文地理外，并綜說各村的分布和歷史，何村前朝已有，何村本朝始建，雖未列舉根據，尚可參考。至于民間之傳說，雖很寶貴，應該搜集，但在利用為歷史資料時，對其真實性應予驗證。深州有一名為“護駕池”的村莊，本名傅家池。《元史·百官志一》記河倉就有傅家池倉，而民間訛傳為劉秀在此被王莽追趕遇險，大將馬武護駕來遲，故名村為“護駕遲”。如果沒有歷史文獻記載，“護駕遲”就是一個動聽的故事了。同樣，如果沒有對一些古碑記錄和文字歷史的考察，有些千年古村也可能湮沒或者被加上何種傳說甚至故事了。

傳統中國的大地，除京師和省府州縣治所所在地以有城墻為特征的“城”以外，就是廣大鄉村地域，而在鄉村地域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單位就是“村”。“落”即是“聚”。自魏晉南北朝隋唐逐漸形成以“村”稱鄉間聚落以來，鄉間的大小聚居地，通常都可稱為“村落”，或稱為“村莊”。在地理上，村落可能是指一個集結居住的區域，或指若干個居住點、或幾個散落的農莊（即西方所稱的homestead）的中心點。19世紀末西方人估計印度四分之三人口住在50多萬個村莊中，認為中國的村莊數不會少于印度。中國的人口數超過印度，實際上，當時中國村莊的數目也可能超過印度。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估計中國農村人口8億人，居住在500萬個以上的村落中，這樣的居住點平均人口為160人，約30戶。此前一個多世紀即19世紀后期的晚清中國，鄉村人口究竟有多少，沒有確切資料；姑以3億-4億人計，每一自然村莊平均如為160人，則應有200萬個村莊以上。即使認為村均160人的數字偏低，把它升高一倍，說19世紀末中國有上百萬個村莊，大概不致有大的錯誤。

曾有學者指出中國南北部的地理特征有明顯區別，比較干旱的華北地區，即包括今河北、山東、河南、山西以至陜西等北方諸省區，可作為一個地理的單元。其實，在一定意義上，這也可以作為中華文化范圍內的一個文化單元。這一地區的村莊有著不少值得研究的特點。在歷史上，華北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北京周口店遺址顯示了古人類的活動。同樣，華北也有最早的古代聚落遺址：據考古資料和研究，河北武安縣磁山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房屋和聚落遺跡。最初的居住點出現在山區，以后逐漸發展到丘陵和平原；四五千年前華北平原就開始有聚落的分布。村落的出現和形成固然已有久遠的歷史，但由于自然和人為條件的作用，村落的興廢卻有很多變化。從西周到秦漢，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心在華北。秦漢時期的州郡、人口，大部分集中于華北，但從漢末到明初的一千余年間，受戰亂等因素的影響，華北經濟文化大為衰落，人口大減，14世紀元代滅亡時，華北大部分地方地曠人稀，一片荒涼。這是我們研究晚清時期北方村落的大背景。

歷史遺存雖然仍可證明不少村落確在唐宋時期甚或更早時期就已存在，但其具體的歷史已少有記錄，20世紀對華北若干地區的調查顯示，許多村落的歷史只能朦朧地追溯到明朝初年。根據西方學者甘布爾（Sidney David Gamble）在20世紀30年代調查研究的結果，河北村莊的第一位住民是15世紀初從山西來的逃荒難民。明清以降，幸還有不少中西記載，使我們對晚清以來的村落的認識，得到不少曙光。其中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幾種約在光緒初年即19世紀70-80年代形成的“深州村圖”和“青縣村圖”，以及晚清時期寫成的記武清縣各村概況的《城鄉總冊》，它們和晚清時期眾多的地方志以及西文記敘，為我們對華北鄉村的研究提供了較有利的條件。

華北平原是宜農地區，經過兩百年相對和平的環境，到19世紀中葉，已經有了密集的村莊和相當成熟的農業。19世紀50-60年代，一名西方入侵者描述道：從大沽到天津的最初30里路上，有數不清的村落，一個挨著一個，村落間的土地，大都是經精心照料的果園，村莊和村中的房屋都建得不錯，不少房子是磚砌的。又報道：張家灣是一個有城墻的古老城鎮，現已破舊，城內大部分是空地或菜園；但在這座凋敝的城鎮周圍，密布著建得很不錯的村莊。19世紀歐洲人對華北平原的印象，都認為這是一個人口多、村莊密的農業區。當時人描寫：“當我沿運河岸邊步行時，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種著冬小麥和煙草的土地……走近村莊，總有一片片菜園，里面種著山東大白菜、胡蘿卜、大頭菜、洋蔥和其他可以用于烹飪的植物。”又有人報道：在北京附近的地區，“很難碰到人口比這里更密集的平原，到處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村莊”。

華北平原的近海地區雖然發展稍遲，但至19世紀70年代時也早已分布著許多大小不一的村落。從直隸渤海灣岐口到滄州的道路上，一個名叫仔村的小村只有10戶。還有只3戶的小村。一個名為馬營的村共25戶，外觀不錯，戶外有些牛和小馬在活動。一個名為辛莊的大村，有300戶，房舍和村民的穿著都較好，耕作地面較廣，在好年景，糧食自給有余。又有400戶的大村名王墟祠，環繞有4尺多高的護堤，以防洪澇。在北京去天津路上，沿白河岸的北倉，是一大村，建有磚砌的房屋，貯存著漕米。

19世紀末，有住在山東的外國人做了一番研究：選擇一個半徑為10里的區域，調查出這一圓圈內有64個村，共12040戶，約60200人；最小的村有30戶，而最大的村有千戶以上，平均每村有188戶。他們選擇的調查區在直隸州所屬的臨清縣，比較富庶，村落較大，人口較密。他們認為，河北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及山東西部的鄉村，即廣大的華北平原地區，和他們選擇做調查的上述區域鄉村的密度相近。

但臨清是一個水陸交通便利的富庶地區，以臨清地區的情況而推廣做更廣泛的觀察，不會都符合實際；臨清難以作為村落規模的代表。以下試選擇比較一般的可能有更大代表性的若干地區，以考察村落、戶口規模等情況。

清京師東路同知所管轄之武清縣，是一較大的平原縣；大小村鎮約492個。據《武清城鄉總冊》，晚清光緒年間，縣屬最大的王慶坨村有2500戶之多，但也有三五戶的小村，全縣約24835戶。以該縣村鎮數平均，每村鎮約50.47戶。全縣不同規模的村鎮分類統計如表1。

說明：武清縣500戶及以上3村中，本城村640戶，王慶坨村2500戶，義光村830戶。總的看，武清縣50戶以下村約占總村數的70％，百戶以下村則約占總村數之90％。

直隸正定府欒城縣是一中等縣份，處于華北平原中心。據同治《欒城縣志》，欒城縣包括縣城及四關在內，共有151個村鎮。以與武清縣同樣的標準區劃村莊，各類村莊占總村數百分比，如表2所示。

欒城縣50戶以下村占35％，百戶以下村約占80％。

與欒城相鄰不遠的青縣，留下了大體屬于同一時期的較詳細的村落調查資料“青縣村圖”。這是屬于天津府的一個平原縣，縣城在內，共435村鎮，村落的規模、分布及各類村莊占總村數的百分比，如表3所示。

與武清、欒城相比，青縣百戶以下村約占85％，大于欒城，小于武清。

望都也是直隸省的一個平原縣。據光緒三十一年《望都縣鄉土圖說》，縣城在內，115村鎮的規模，如表4所示。

說明：《望都縣鄉土圖說》共115村記有戶口田畝數，但頗多記作“十余”“百余”者，今統以“13”作“十余”，“110”作“百余”計算。又有一些村有口數無戶數，另一些村缺記。今據民國《望都縣志》卷二“歷代戶口表”中光緒五年戶數、人數所得之戶均人數4.27人補計。

望都縣百戶以下村不足60％，遠少于上述各縣。

同樣留下晚清光緒初年較詳村落資料的，有深州。深州在清代的行政地位為直隸州，但村落資料只包括州的本境，也就是等于一個縣的資料。我目前手邊有的是“深州村圖”的西南、西北、東南三路284村的資料，據以制成以下之表5。

深州本境百戶以下村數不足60％，百戶以上的較大村達40％以上。本文所舉十余州縣例證中，大村以深州為多。

清代時期直隸定州為直隸州，與深州相同。據道光三十年《定州志》，州城包括東西南北大街和東南西三關，但州城戶口資料與四街三關之和略有不符，今以州志中“州城”一目所載之戶數計入。定州本境有明確戶口資料的共412村。其規模情況如表6。

定州百戶以下村數近70％；較大村數量不及深州多。

正定是華北平原大縣，為正定府和全省首縣，曾是巡撫駐地。光緒《正定縣志》載縣城戶口繁盛，達2591戶，而全縣12社分領214村，記有戶數的210村，連縣城共211村。其戶口規模如表7。

正定百戶以下村不足七成，相對地，百戶以上的較大村數近似定州。

太行山東麓與燕山南麓的沖積平原是華北人口最密集的地帶，20世紀學者對之有不少研究。有的著作認為，華北平原的村莊規模較大，晚清時期今河北省境內村落的規模大多超過百戶或平均約百戶，深、定等地尤多巨村云云。但從以上各平原州縣的村落規模來看，19戶及以下的小村，數量較少，只青縣、定州稍多，各有10％左右，但武清縣則達20％以上。99戶以下的中小村落，在七州縣都占多數——青縣85％，欒城80％，定州70％，正定68％，深州、望都均約59％，武清縣甚至近90％。百戶以上較大的村，深州、望都占40％以上，正定約32％，定州約30％，欒城約20％，青縣最少，不到15％。300戶以上的大村，各州縣都只有少數幾村。可以說，在華北平原，百戶左右及百戶以上的村莊雖不少見，但不占多數。

直隸唐縣是半平原半山區的縣。據光緒《唐縣志》，其“縣境山居十之五，水居十之二，平原僅十之三四”，包括城關，有戶口可稽的村鎮264個。另有80余村屬于鄰村代管，大都無戶口資料，僅倒馬關代管的10余村，據記其中一村有40戶，一村30戶，一村13戶，一村10戶，其他都是一兩戶、三四戶的小村。以此推測，被代管的村可能大都是小村；將這80余小村略去不計，以264村的戶口資料來分析唐縣的村落規模，其結果可能稍稍偏大，但影響應是輕微的。這264村的規模如表8。

這一個半山半平原區，99戶以下的中小村約占69％，而100戶以上的較大村占31％，與定州、正定規模相仿。如考慮到被略去不計的80余小村，唐縣百戶以上較大村莊的比例實際應在25％以下。

晚清時期的灤州包括今唐山市，境內有燕山余脈，有丘陵，有灤河沖積平原，人口繁富。據光緒《灤州志》，州本境75697戶，561607人，包括州城共1346村。其規模如表9。

這一有50余萬人口、一千數百村鎮的大州縣，百戶以上之較大村卻不足12％。

再看基本是山陵地區的延慶州的村落。據光緒州志，延慶州在光緒初年包括州城599戶、3352口在內，有戶數可稽者共221村鎮。其概況如表10。

可見延慶州的村落以小村為主，絕大部分是20-99戶村，特別是20-49戶的小村，占了半數以上，其村落的規模明顯小于平原地區。它有一處500戶以上的大村——永寧城，原是永寧縣治所，撤縣歸并于延慶州后，縣城成為州所屬的一個村鎮。這與青縣相似。青縣以中小村為主而有一個孤立的700戶以上村，是由于順治年間并入青縣的興濟縣，其縣城成為青縣之一鎮，而興濟鎮是興旺的手工織物市集，全鎮有800余戶。

從以上十余州縣的資料來看，各縣的絕大多數村是中小村莊。如取這些縣村莊的平均戶數，情況如下：深州（三路），284村，31132戶，村均109.60戶；正定，211村，22247戶，村均105.44戶；望都，115村，11303戶，村均98.29戶；唐縣，264村，22967戶，村均86.99戶；定州，412村，34836戶，村均84.55戶；欒城縣，151村，12121戶，村均80.27戶；青縣，435村，27643戶，村均63.55戶；灤州，1346村，75697戶，村均56.24戶；延慶，221村，11915戶，村均53.91戶。

各州縣中只深州、正定的村莊平均達百戶略多；望都近百戶，其他州縣，村均50余戶者三，60余戶者一，80余戶者三。這樣的平均數大多包括各州縣的州縣“城”在內，如除去州縣“城”的戶口不計，單純以“村”論，村均戶數還要下降不少。如正定縣，若不包括“城”，村均戶數不及百戶，只有93.60戶。

1915年，有直隸省的“視學”對各縣風土做調查，出版有《直隸風土調查錄》。據記：保定縣僅36村，大村不過百余戶，其余為小村；宛平縣，383村，百戶以上者74村，50戶以上者111村，50戶以下者198村；平谷縣，72村，達300戶者45村，余皆數十戶；懷柔縣，110余村，大村200余戶，小村則二三十戶、四五十戶；雄縣是小縣，過500戶者1村，過百戶者23村，百戶以下80余村；南宮縣，400村，過百戶者十之三，不及者十之七；盧龍縣，420村，大村約三分之一；平山縣，580村，滿百家者數十村，其余村或數十家或數家；定興縣，252村，百戶以上及以下各百余村；阜平縣，247村，大少小多，大者不過百家，小者數十家或十余家或三五家；懷安縣，村落近300處，平均每村不及百家。亦有記大小村各若干而無具體戶數者。其時去晚清不遠，村落的規模不可能有大變化，所記應可參考。結合這位“視學”的調查，更可說明，如以直隸為例，晚清華北實際是中小村落居多。這對于研究華北的社會經濟和歷史，是有基礎意義的。

（本文摘自王慶成著《晚清華北鄉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王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