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慶后還是“民族企業家”嗎？

想必那些在宗慶后離世之際，一邊“買爆”娃哈哈一邊“網暴”農夫山泉的人民群眾，此刻一定有一種“被欺騙之后的疲憊”。

當初，他們揪住鐘睒睒有個美籍兒子這件事大做文章時，絕不會想到濃眉大眼的宗慶后竟然也有三個美籍子女，而且還是私生的。

為娃哈哈奮斗了一輩子的宗慶后，在彌留之際恐怕也不會想到，自己生前捂得嚴嚴實實的私生活，死后會被子女們親手揭起公開示眾。

宗慶后對私生活的刻意隱瞞，特別是三名私生子女的美籍身份，對于那些出于民族感情而支持娃哈哈的人們來說，是個難以接受的尷尬事實，而其民族企業家形象，在群眾眼中此刻也變得面目可疑起來。

輿論場隨即變得氣氛微妙，隨著宗慶后所謂“人設”的崩塌，曾經被千夫所指的鐘睒睒，一時間仿佛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莫名其妙地蒙受了一場不白之冤。

宗慶后和鐘睒睒，只要牽扯到民族感情，在群眾眼中就變成了硬幣的兩個面，一面朝上，另一面就要被按在地上摩擦。一方舉起民族企業的大旗，另一方就立刻站在了群眾的對立面。

在娃哈哈與農夫山泉的輿論較量當中，在宗慶后與鐘睒睒的名譽之爭當中，暗含著兩個問題：

一是，國內輿論對企業家的評價標準，不再局限于其商業才能，而是著眼于其是否具有愛國情懷。“愛國”既是對企業家的最頂格評價，也是企業家在輿論場上刀槍不入的軟猬甲。

二是，一個企業家是否愛國，往往要靠同行的襯托。一個民族企業家的人設能否立起來，取決于另一個同行業企業家能否被輿論打趴下。只要對方在輿論上成了黑的，那么我方是紅的就不證自明。

對于第一個問題，我的看法是，將愛國與否作為評價企業家的重要標準，是營商環境走向泛政治化的信號，是公共輿論對意識形態的危險操弄。長此以往，國內將只有兩種企業家：一種是愛國企業家，一種是不愛國企業家。

此外，當愛國情懷與商業利益捆綁在一起時，“愛國”難免會淪為謀取和交換利益的籌碼。當企業家意識到表現得愛國一點能夠換取更大的利益回報時，“愛國”很可能會淪為一種真假難辨的表演。

當然，愛不愛國這件事只能看客觀作為，而不能看主觀意圖。我是“動機論”的堅定反對者，人心隔肚皮，一個人內心愛不愛國，誰也不知道。只要外在的作為客觀上利國利民，就當得起民族企業家的稱號。

對于第二個問題，我的看法是，群眾對愛國企業家的愛戴，毋寧說是出自對所謂“資本家”的痛恨。群眾需要一個愛國企業家的榜樣，但更需要一個資本家典型作為痛恨的對象。

在這里，愛成了表達恨的一種方式。越是愛得轟轟烈烈，就越是恨得咬牙切齒。但愛是自私的、排他的，勢必會伴隨著爭斗。人們在推舉宗慶后的同時，不忘踩上他的對手一腳，本質上與“飯圈”的拉踩現象沒有分別，哪怕對手并無可指摘之處。

所以，對于一個企業家而言，一旦被冠以“愛國企業家”、“民族企業家”的頭銜，就意味著背負上一種危險而又甜蜜的負擔，他必須時刻謹小慎微，保證自己的言行在與頭銜相符的尺度之內，畢竟群眾的眼中可揉不進一點沙子。

一場突如其來的遺產之爭，讓宗慶后三個隱姓埋名已久的私生子女公之于眾，也讓公共輿論對宗慶后的評價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我們常說一件事已經“蓋棺定論”，宗老的悲劇在于已經蓋棺卻要被重新定論。

寫到這里，我想到香港商人李嘉誠的一番話，他說自己之所以不冠名內地學校大樓，是擔心以后因為某些原因再被抹掉。李嘉誠這么說，既透著商人的狡黠，也透著智者的通透。沒有冠名，自然不會擔心將來被抹掉。

好比宗慶后，如果他生前沒有被冠以“民族企業家”的頭銜并且欣然接受，又何至于造成今天的尷尬局面呢？得了美名，再被抹掉，那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