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南湖藏書樓里的“偏執”讀書人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唐山勞動日報）

南湖藏書樓。 白錦杰 攝

唐山南湖之畔，有一座雖不為大眾熟知，卻在學術界與藏書圈中享有盛譽的文化地標——南湖藏書樓。拾級而上，螺旋階梯寓意“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圓形玻璃走廊被稱作“時空隧道”，象征閱讀通向未來。院中一棵櫻桃樹向上生長，枝葉舒展。主人朱雷站在頂天立地的書架前，身形清瘦，目光沉靜，笑著說：“與其說這是一個個人圖書館，我更愿意說它是我的書房。”

2024年，朱雷入選第二屆“河北省十大藏書家”。生于1963年的他，用幾十年光陰，以個人之力構建起一座以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為核心的私人藏書空間。

“我是一個有趣的人”

朱雷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碩士研究生，做過國企行政，闖過商海。如今，南湖藏書樓藏書超過20萬冊，年投入購書資金最高達200萬元——完全依賴個人情懷與經濟能力支撐。

“我是一個有趣的人。”朱雷笑著，語氣里帶著幾分自得。朋友們則認為他是一個偏執的人。沒有這份執念，一個人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收集到如此海量的佳本，更不可能如此“隆重”地為它們安排棲身之所。

他的藏書之路，受父親影響很深。父親一生甘當“魯迅的信徒”，早年珍藏的1938年初版《魯迅全集》，曾被奶奶擔心招禍而付之一炬。1973年，《魯迅全集》再版，定價50元，朱雷一家8口全靠父親每月100多元的工資養活，可父親硬是咬牙買了下來。這套書，成為他與魯迅結緣的起點。從小跟著父親研讀文史，他漸漸埋下藏書的種子。

1998年，朱雷曾在唐山創辦“黑藍書吧”，以先鋒新潮的定位吸引了不少愛書人。這段經歷，為他日后建造藏書樓埋下了伏筆。他的收藏并非單純的積累，而是以書為載體，梳理個人思想脈絡，留存歷史與文化的記憶，這奠定了他以魯迅著作為核心、聚焦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收藏主線。

他的藏書生涯，始于一個樸素的起點：“非魯不歡，非‘毛’不收。”他解釋說，“魯”是魯迅，“毛”指的是毛邊本、帶瑕疵的、別人看不上的版本。他從不追求善本的稀缺性，更不在意市場估值，真正的驅動力只有興趣。這份興趣背后，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思想史脈絡——魯迅、顧準、蕭紅、蕭軍……這些看似散落的名字，在他的收藏中被編織成一張與歷史現場感交織的網絡圖景。

他不愿稱自己為“收藏家”，更愿意說“我是一個讀書人，碰巧愛買書”。“有趣、有意思、心靈滿足”——他用這三個詞定義自己的收藏，認為這一切“高于投資回報”。

“這些書是有溫度的”

這座藏書樓，藏的不是“死”書。

朱雷隨手抽出一本舊書，翻到扉頁，上面有作者題贈，空白處有讀者批注，甚至夾著幾頁泛黃的便簽。“你看，這本書流經了三個學者之手，他們在不同的年代留下了不同的思考，這比書本身的內容更有意思。”最讓他得意的，從來不是某本孤本珍籍，而是這些書頁間的“痕跡”。

南湖藏書樓的大量藏品為作者親筆簽名本，涵蓋魯迅、茅盾、王小波、梁實秋等文學與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每一本都附帶明確的題贈對象、時間、語境乃至后續流轉軌跡。

“這些書是有溫度的，”朱雷說，“它們承載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承載著贈送那一刻的情感與語境，也承載著此后數十年的流轉經歷。”

他特意展示了一個遞藏鏈條：金滿城譯《剝削者》，從譯者遞至幾任藏家，最終進入南湖藏書樓。這一鏈條串聯起中國共產黨黨史、留學史、出版史等多重線索。“我關注的是書與人之間的關聯，是每一本書背后那條可追溯、可驗證、可延展的思想與人際鏈條。”

這些藏品不只躺在書架上，它們被用于實證研究：通過《聶紺弩雜文集》不同題贈本的比對，還原其晚年交游圈；通過蕭軍《蕭紅傳》復刻本與題跋，勾連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在朱雷眼中，每一本書都可能成為打開歷史現場的一把鑰匙。

“閱讀通向未來”

2019年，朱雷著手籌建南湖藏書樓，2020年落成。書樓坐落于唐山南湖壹號院，臨湖而建，總面積約1000平方米，采用地上兩層、地下兩層的現代工業風設計，為20余萬冊藏書安了一個家。

在藏書圈之外，朱雷還有一個令人意外的身份：探險家。穿越羅布泊、被困阿爾金山11天、穿越克里雅古道……這些驚心動魄的經歷，與伏案摩挲舊書的畫面奇妙地統一。探險和收藏，在他看來，是同一種生命態度的兩種表達——探尋未知。

南湖藏書樓逐漸走出私人領域，這里兼具展覽、講座、學術交流等功能，吸引了國外漢學家、國內高校教授、地方文史專家頻繁到訪，成為一個思想碰撞與文化傳播的公共空間。

建筑的設計也呼應了這種開放共享的理念：三圓嵌套的結構、螺旋階梯、圓形玻璃走廊“時空隧道”，院中的櫻桃樹，門口擺放的唐山百年老磚，以及書架前的魯迅石膏像……這些元素將建筑化為思想的隱喻空間。沿螺旋階梯而上，仿佛在思想的階梯上攀登，每上一層，視野便開闊一分。

在這個數字閱讀碎片化的時代，朱雷像是一個執拗的“守城人”，用鋼筋水泥和紙墨書香，在南湖之畔筑起了一座有“溫度”的紙上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