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留學和學術 · 寫在博士第二年 | 讀博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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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夏天，碩士畢業后回國前夕，我寫了一篇“”，實則意在詢問“自由人生何處”。

　　我寫道：“你可以不去參與，你可以選擇抗拒，你也可以燒掉野草和花，你只需要一套說服自己的邏輯——何去何從？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激進，理想與現實，你想啊，會不會有第三種未來呢？不拘泥于任何一方，保有其獨立性，靈活自如”，當時的我自答道：“你傻啊，烏托邦從來只在文學作品里出現過，而大多是烏托邦題材的作品，本質都是反烏托邦。烏托邦只是縫隙，是瞬間，是某一單層的存在，a glance, a touch… 是愛情破碎后寫就的那一個故事。然而就是這一點星火，就是這一點希望，讓無數的人兒依賴著，追尋著，描繪著。因為意義不在于完成與停留，在于追尋與觸及，在于keep going and look for it。繼續造作吧！”

　　我總是愿意在文字里給自己留一碗雞湯，哪怕現實中多么迷茫。

　　那半年里，我試著做了公眾號編輯，面試了教育培訓機構，了解了一下教師資格證和公務員，兜兜轉轉最后去新京報書評周刊“實習”，美其名曰“實習”，但我實則在寫了一份草稿之后便決心回去讀博了。當時我想寫的話題是“戀愛課”，然后迅速在寫完草稿后意識到自己能力尚淺，即使讀了碩士，但要寫好文章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既然我要做的工作和讀博要培養的核心是同一種思考寫作能力，那我干嘛不繼續讀博提高能力呢？

　　在迷茫面前，我終究還是更愿意去文學與學術中尋找方向。

　　讀博至今，準備著畢業論文開題答辯，順利的話會得到一個新身份ABD (all about dissertation，完成了要求課程、通過了開題答辯，剩下畢業論文的博士生)。我意識到自己的思維走進了一個新的階段，而這很大程度上不是來自于我接受了多少學術上的技術訓練和讀了多少篇論文，而是來自于對學術、留學、中西關系的閱讀、反思和理解。所以，我想主要就后者進行一個小結。

　　1. 反思留學

　　我的留學生涯開始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之前我是應試教育中的順從者、迷惑者，也是得益者，進入中山大學之后的課程大都是“技術”性的，不能在思想層面給予我啟發，于是愈加郁悶，自己胡亂讀了一些書籍，大約是囫圇吞棗地感受而非咀嚼。

　　留學是是我第一次認真寫論文，打磨一個“論點”，開始具有反思性地觀察和理解文化、社會，通過讀英文資料從“他者”視角認識“自我”形成的環境。這一時期我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位是比較文學教授Barbara Spackman，我跟著她閱讀文學作品，她教我一字一句雕琢論文，我幾乎每周都去她的辦公室請教問題，也是在她細致的指導下，我學會了怎么表達一個基本論點。

　　另一位是美國研究教授Greil Marcus, 他是那種在維基百科上有長長介紹的文化名人，寫的第一本書登榜top100，然而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些，只是向他提問、表達困惑。期末論文是需要我們自己以一本美國二戰后的雜志為原始資料寫作，習慣了做讀者的我不知要如何去評論、分析雜志，我在office hour里問他，他細致給我講解、引導我思考。也是他也告訴我，“outsiders”的視角非常重要。我被這種“外來者”的視角啟發，回國后組織了“Outsiders局外人”翻譯小組，每周翻譯國外雜志媒體上的文章。也是這一時期的經歷讓我決心出國讀研。

　　由于我在國內大學時期沒有能接觸到給我帶來啟發的“導師”型人物，我的思考啟蒙始于英語語境，卻也不免落入了英語環境中暗含的意識形態圈套。我并沒能做到批判性吸收，而是慢慢地習慣用西方視角觀察、評判，越來越偏離國內的現實情境，并且愈加不能理解國內現實，而是將其看作西方慣常所描繪的那個獨裁、壓抑、卡夫卡式的黑暗國度。這樣的視角一度讓我對自己的未來異常恐慌，一方面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回國后的生活，一方面隨著逐漸對于美國認識加深又對曾經那個假想的“自由燈塔國”感到幻滅。在夾縫之中，沒有一種思想或立場能讓我看到努力的希望，甚至魯迅那鐵屋子中的清醒和吶喊也被我簡化成了一種狹隘的自我安慰——在絕望之中，保持清醒。

　　但其實，現實并非絕望，而是我只看到了被建構出來的絕望。當人們需要怒吼一種未來“正義”的時候，最直接的方式是將現實打壓成暗黑一片的將垮之樓。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難以下筆、只能空發感受，因為不知曉對錯，不知曉用來支撐“評判”的該是哪種價值體系。

　　五月份的時候，因為“成都49中”事件我和一位大學學長交流，由小及大討論到中西方問題，我才意識到，我過去這幾年里，一直缺少的視角是“中國視角”，而我之前一直在拒絕這個視角。我這才理解了我的困惑和癱瘓、并知道可以如何慢慢走出來。從蒙昧中睜開眼的路一如從偏狹中理出頭緒的路。

　　至此，我開始回溯留學的經歷、思考留學的意義。

　　哲學教授李猛在“大學改革與學術傳統”一文中指出“留學最大的危險莫過于‘留而不歸’，在精神上永遠無法脫離外國的學術母體，把外國的學術傳統當作自己的學術家園。而‘中國’，無論現實中的還是歷史中的中國，倒仿佛成了思想上的客舍逆旅，最終只有把這個國家在骨子里也變成‘外國’，‘留學生’在治學和教育上才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樣的‘留學’表面上是‘開放’，骨子里卻是思想上的極端封閉狹隘，對中西兩種文明都抱有相當淺薄和刻板的理解。”

　　李猛進一步解釋“‘留學’的真正目的，不是簡單地進口一些本土缺乏的知識和方法、問題或‘主義’，而是借助‘西學’（的思想挑戰）來重建現代中國的學術傳統，并以這樣的學術傳統為主體來吸收西學，革新中學……避免把留學變成思想‘朝圣’或是知識‘走私’”。

　　于是，“有自覺意識的留學生……不會對自己國家中巨大的文化潛力熟視無睹，他們明白自己在留學中所學到的東西，不過是引燃這些潛在的思想能量的導火索……這些留學生更不會把自己國家面臨的那‘困境’當作具有基因缺陷的‘痼疾’，而是看作鍛造偉大的文明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這一段話對我有醍醐灌耳之用，用作現階段我對留學理解的小結。

　　2. 反思學術

　　“學術”有什么意義或價值這個問題我時常聽到、也時常問自己。在一個經濟價值壓倒性地凌駕于其他價值體系的時代，人文學術的價值是有限的——是的，學術不能讓你變富有、走上食物鏈頂端。但是要說學術的價值，也就必須跳出這一衡量體系中，要意識到，學術價值根本上是精神性的、文化性的，進而影響和指引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而這一價值，完全不可用金錢估量，是無價的。

　　北大文學教授錢理群在評價北師大文學教授王富仁2005年文章《“新國學”論綱》時肯定了“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只能是自己民族的學術”這一態度，認為“這里表露出來的學術責任感、使命感，以致神圣感，是動人的”，“現在恐怕已經很少有人這樣看待學術，這樣癡迷于學術，將自己的全部生命意義與價值投入其間了”。

　　我認為錢老、王老的觀點與漢學家葛兆光的遙相呼應：海外中國學本質上是“外國學”。此觀點看似新奇，實際上葛老意指海外中國學的“問題意識、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國的、當時的學術脈絡、政治背景觀察立場密切相關”。也就是說，西方人的中國研究首先是來自他們認識自我的愿望，這里的中國作為“他者”，鏡映的是西方自己；西方中國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和選題都是西方背景下的。由此，葛老指出“我們第一步就應該把‘中國學’還原到它自己的語境里去，把它看成該國的學術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盲目模仿、照搬，以至于“無法在平等的平臺上彼此對話、互相批評”。

　　在這里，所謂“自己民族的學術”以及“把中國學還原到它自己的語境里去”其實都是在說做學術研究時的精神自主性——這也是后殖民框架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需要面臨的問題。這一精神自主性要求我們不照搬、不盲目崇拜、平等看待一個看似更強大的他者，構筑自己的學說。

　　李猛在談大學改革的文章里說“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不可能是一個沒有自身學術傳統，從而在精神上仰賴他人的寄生者。”這個觀點也適用于個人：一個真正自主的思考者，不可能是一個沒有自身學術判斷，從而在精神上仰賴他人的寄生者。

　　那么要如何實現自主呢？

　　李猛言，要“建立真正的中國學術傳統，并不能憑借盲目排外的文化沙文主義，或是沉溺于博物館式的文化遺老心態，當然更不能靠簡單移植或嫁接美國的學術或文化，無論這種文化是以‘世界一流’的名義，還是打著‘國際標準’的旗號”……“中國自主的學術傳統的塑造，恰恰要求對所謂‘西學’的根源和脈絡進行深刻和整體的把握，使其能夠成為中國思想自身的可能性”。于是，對于一個學者來說，自主意味著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盲目炫老，更不能簡單移植他者的方法及視角，而是在深刻理解他者、自身的基礎上進行創造。

　　作為一名時常忐忑的博士生，我所努力的方向還遠不及大層次上的學術自主，而只是個人的精神自主。我從讀研到現在讀博，出發點都是因為意識到自己思想上的愚昧、表達能力上的欠缺，我想要理清楚自己的困惑，準確地表達出來，分享給他人。我最大的兩個壓力來自于學業和經濟——讀論文還不夠快、寫論文還不夠精準；以后怎樣才能找個自己心甘情愿奮斗且有充足收入的工作、過自己認可又不那么緊巴巴的生活。在我時常因同輩人的厲害而自慚形穢時，我提醒自己這一小小的期許。

　　人大哲學學者周濂在好奇心日報對其的一次訪談中說，自己所有的哲學思考都圍繞“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展開。他“有一個很長的自我期許”：“不要做沒有頭腦的憤青，不要做淺薄的自由主義者，不要做沒有心肝的保守主義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說話的國家主義者，不要做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不要做一個理想高蹈的空想主義者”。

　　遺憾且幸的是，我做過沒有頭腦的憤青，做過淺薄的自由主義者，做過理想高蹈的空想主義者，甚至曾在不負責任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邊緣，但都未帶來過大危害，反而更讓現下的我警醒。

　　我現在的目標是做一個“合格”的博士生，不求做出什么大的貢獻，而只是為了避免愚蠢無知，求不做錯事地安身立命。我也不再去喊那些亮堂堂的啟蒙口號，只想踏實看一篇一篇論文、記筆記、寫論文。

　　于是，回答開篇兩年前的那個問題：自由人生何處？從自主開始。

　　敲完這幾個字后瞟向電腦，才發現鍵盤上“FREEDOM IS AUTONOMY”的貼條都快褪色，而它是我四年前開始讀研時打印出來貼上去自勉的。

　　-DNE-

　　參考文獻：

　　葛兆光. 海外中國學本質上是“外國學”. 勤而行之傳習社. 2018.

　　李猛.大學改革與學術傳統[J].讀書, 2004(1):97-106.

　　錢理群. “知我者”走了，我還活著.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7.

　　哲學學者周濂：我所有的思考，都圍繞“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展開 | 訪談錄. 好奇心日報. 2019.

　　https://shimo.im/docs/cxrpvQcXTTc9tW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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