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的失敗：諸葛亮北伐的拉鋸戰

“說諸葛亮北伐真是老生常談了，從小時候看《三國演義》聽三國故事，到現在各種陰謀論泛濫，真是很難講出新意。所以這次我準備從另一個角度結合史料分析諸葛亮的北伐的原因與啟示”

蜀漢的社會現狀

諸葛亮在中國人眼里是“智慧的化身”，其有天縱之才這點我也不否認，但就是這樣一個杰出的軍事家，北伐五次卻均未獲成功，一系列質疑也因此接踵而至，該不該北伐？北伐是為了政治需要嗎？諸葛亮的軍事能力是否被夸大？實際上，這些問題也是古今學者，民間三國迷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這里我先按下不表，先分析蜀漢當時的社會現狀，分析清楚了，以上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先上結論，蜀漢社會是個矛盾尖銳的社會，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
蜀漢是最典型的冗官冗兵的國家，流行觀點認為，蜀漢共94萬人口，供養10萬2千名士兵和4萬名官吏，平均9個人就要養一個兵，24個人就要養一個官，人民負擔太重，剝削實苦，我同意這個觀點，但也要指出，這還是保守的算法，實際上蜀漢之兵絕不下于10萬。

有史料為證：
223年劉備死后，魏國大臣華歆等致信諸葛亮 “ 陳天命人事 , 欲使舉國稱藩 。” 諸葛亮慷慨陳詞，寫了一篇《正議》回絕: “ （蜀漢）以數十萬之眾 , 據正道而臨有罪 , 可得干擬者哉 ! ”，自稱蜀國有“數十萬之眾”。誠然，外交辭令偶有夸張，不能為信。那張儼作為吳國學者顯然沒有夸大蜀國的必要，其著作《默記·述佐篇》也有“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的記載。《戰國策》蘇秦有言“（燕國）地方兩千余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兩個“數十萬”正好相合，說明蜀軍至少十萬以上。有人看到這就要說了，古人沒有數字概念，張口“百萬”“數十萬”，根本不足為據。可是讀者們不要忘了，流行的蜀漢10萬2千士兵是劉禪投降所送上的《士民簿》所統計數據“：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兩千，吏四萬人”。諸葛亮姜維連年兵敗喪師，尚有十萬，因而北伐期間蜀漢士兵，只會多不會少。
蜀漢冗兵的程度是什么概念呢？即使是奉行“先軍政策”的現代國家朝鮮，總人口與軍隊比例也不過22：1，就已經饑荒累年，餓殍枕藉。在生產力極其落后的漢末，維持9：1的民軍比例，蜀國底層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諸葛亮連年興師動眾，頻繁征收糧食，耕牛，戰馬，再加上“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致使民怨鼎沸，早就超出了人民忍耐的限度。北伐一開始南中張穆就率眾起義，其后汶山羌人反叛，劉胄舉事“擾亂諸郡”，更是接連不斷。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頻頻爆發沖突，“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絕不是一句虛言。諸葛亮深諳通過戰爭轉移社會矛盾之道。“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可惜事與愿違，反而加速了蜀漢的滅亡。“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事態如此惡化就沒人勸阻嗎？有。制定《蜀科》時，法正就諫諸葛亮說：“當初漢高祖劉邦入主關中時，約法三章，秦國的百姓感恩戴德，現在你卻借助國家威力，稱霸一州，剛剛攻克益州，卻沒有安撫百姓；況且以主客之義，關中剛剛投降，原應該緩松弛法紀，休養生息，蜀漢政權才有威望。

“昔劉邦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原緩刑弛禁，以慰其望。”
諸葛亮很是不屑，說道“你呀，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劉璋父子就是對蜀人太好了，才會出現你這樣的叛徒，我就是要狠狠修理蜀人，讓他們吃吃鐵拳。這樣，給他們甜頭的時候他們才懂感恩戴德。

“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并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
看了諸葛亮這番話，我頓時不寒而栗。一下子覺得什么“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簡直是屁話，鐵拳隨時砸頭上的社會，誰敢有怨言。經常被拿來吹噓的“道不拾遺”，不也正是生產凋敝，物資貧乏的縮影嗎？商鞅治下的秦國以苛政聞名，被后世稱為“暴秦”。諸葛亮治下的蜀國卻在很多人眼里是烏托邦一般美好的存在，這實在是一件怪事。
秦二世而亡，蜀也是二世而亡，如果官民一心，上下和睦，豈能興也勃焉,亡也忽焉？實際上，暴政正是北伐失敗和蜀漢滅亡的一大誘因。

二：統治者內部
外來荊楚集團與土著川蜀集團的矛盾伴隨了整個蜀漢政權的興亡。
《華陽國志》有云：（劉）豫州入蜀，荊楚人貴。
其實不僅在劉備時期，荊楚集團壓制川蜀集團也是延續到諸葛亮時代的既定方針。外來人掌握機要，靠裙帶升遷屢見不鮮，蜀人仕途之路卻異常艱難。季漢立國以來，歷任大將軍、尚書令，沒有一個蜀人。益州本土出身的士人們只能做書佐、文吏、博士類的閑職，根本不能染指軍政民政，因而一直頗有憎恨。
巴西閬中人周舒就曾言：得天下者必魏”。他的兒子周群在蜀漢仕官，也經常狂言狂語。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周）群，群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縱使得到漢中的土地，也得不到百姓的人心）。
成都人杜瓊甚至扯什么“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使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用一套讖緯之學為敵國站臺，蜀漢士族怨恨可見一斑。
同為巴西人的譙周是陳壽的老師，也是魏軍頭號帶路黨，他拿先主和后主的名字做文章，搞政治隱喻，說漢室天下當授予他人。
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后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

“荊楚人貴”的背面正是“川蜀人怨”。劉備諸葛亮何以應對呢？——專政。
綿竹人秦宓因勸阻劉備征伐漢中，被下獄幽閉。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 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后貸出。
蜀郡的張裕僅僅因開玩笑書劉備下巴沒胡子“先主無須”，被下令誅殺棄市。有人為張裕求情，說他是個人才，劉備卻說，我知道他是個人才，可惜擋我路了，就像芳草長到家門口，不得不鋤掉。“芳蘭生門，不得不鉏。”
“彭羕事件”更是典型，廣漢人彭羕受龐統、法正推薦得到劉備賞識，一度針對時弊建議蜀漢裁減官員，可以說是一個奇才。但是諸葛亮卻看不慣他，表面禮遇有加，背后卻“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劉備相信諸葛亮，有意疏遠彭羕，將其降為陽江太守。彭羕心中不悅，就去找馬超發牢騷。馬超為了安慰彭羕，對他說：“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并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結果彭羕上頭了，說道：“劉備這個老兵昏了頭了，有什么可說的？”“老革荒悖，可復道邪！”馬超大驚失色，轉頭就把他賣了，彭羕因此下獄。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于是收羕付有司。彭下獄后，受盡凌辱，只得乞憐，給諸葛亮寫信，解釋自己酒后胡言，辜負了“慈父”厚望。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仆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馬超說的雖然是事實，但不分情況，實在讓人傷心。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最后他舔了一波諸葛亮，希望諸葛亮能出面為他開脫。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祗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仆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彭可真是找對人了，這封信筆墨未干，旋被誅殺，時年三十七歲。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看完這些我們就理解為什么川蜀士人會力主投降，蜀漢是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它以川蜀為根基，上層卻實行荊楚人專政。蜀人積怨已久，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不戰而降也是其注定的歸宿。

諸葛亮：沒了蜀國，還要天下干什么

這樣一個矛盾重重的社會必然需要一個偉大的口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背后是窮兵黷武，益州疲弊的社會現實。

諸葛亮為了報劉皇叔知遇之恩，達成進入潼關，收復長安的目標，就算民生凋敝也在所不惜。既然選擇以戰養戰的入關學歧路，就必然自食天怒人怨的惡果。殘破的社會現實一面迫使統治集團必須向外轉移矛盾，一面又決定了戰爭的天平終歸向失敗傾斜。

諸葛亮北伐因此呈現攻勢漸緩，困難愈重的趨勢。公元228年到公元229年諸葛亮兩年之間就組織了三次北伐。然而從229年到諸葛亮去世的234年，6年卻只發動了兩次北伐。北伐相隔時間越來越長的原因并非是武侯垂憐民意，以他“咸決于亮”“事必躬親”的偏執型人格，如果有條件是恨不得天天都要北伐的。真正的原因是百姓實在難以承受，戰爭所耗費的大量資源國家根本無法維持。多次北伐失敗，都是因為“糧盡”。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

九年，亮復出岐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諸葛亮這樣的奇才是可以發明木牛流馬來解決運輸問題，但他卻不能變出糧食。違背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即使是臥龍也不會得到幸運的眷顧。更何況“治戎為長”的諸葛亮一向謹慎不敢弄險，最終將戰爭拖入了持久拉鋸的泥潭，再加上曹真，司馬懿等魏軍統帥并非庸才，北伐失敗也就成了一個必然的結局。

延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比東方相合聚。”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真以亮懲於祁山，后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

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后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結語

我并非“亮黑”，相反我個人非常喜歡諸葛亮，但我堅決反對神化諸葛亮。實際上，任何人都不能被神化，否則就要出大問題。高居廟堂之上的名臣將相，往往難以“憂其民”，處江湖之遠的薄祚寒門，也沒資格“憂其君”。以全國之力“入關伐賊”，是一場以千萬國人幸福為籌碼的賭博，無論勝負，都是百姓受苦。在國內矛盾沒有妥善解決的情況下，冒然出擊，一旦不利，陷入相持泥潭，焉有不敗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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