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昌義：詐降日軍后殲殺500多個鬼子，上海解放前率4.3萬國軍起義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稱之為“北平方式”。2月5日，周恩來簽發了中共中央給上海局的一份電報，要求把工作做好，首先是爭取將長江流域的主要大城市，按照和平方式解放。3月31日，渡江總前委在安徽省蚌埠市南郊孫家圩子召開會議，制定京滬杭戰役的實施綱要，并與4月3日得到中共中央批準。（本文劉昌義，指國民黨軍官，并非我解放軍劉昌義將軍（后改名劉昌毅））

如何攻打上海？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是國民政府的經濟命脈。為保衛上海，蔣介石出動近30萬兵力、30多艘艦船、100多架飛機，修建了近4000座鋼筋混凝土碉堡，形成了陸、海、空立體防御體系。

湯恩伯（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吹噓上海是“堅不可摧的鋼鐵陣地”，“上海將成為第二個斯大林格勒”。蔣介石要求上海務必要堅守半年多，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蔣介石為阻止解放軍渡江南進，在上海至西湖口800公里的長江防線上部署了45萬大軍，妄圖“劃江而治”，然后集結力量卷土重來。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發起渡江戰役，長江天險被解放軍突破，4月23日就解放了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切斷浙贛鐵路，圍住了上海，堵住湯恩伯軍團南逃的路線。

中央軍委決定由第三野戰軍（原華東野戰軍）負責攻占上海。三野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多次研究奪取上海戰役的部署。總的指導思想是：打一場攻城戰，同時又不能毀城，試圖基本完好地接管上海。一切作戰計劃和戰術都應以此指導思想為基礎。

粟裕

鑒于解放軍在東北和華北戰場的經驗，所以對上海的進攻有以下三種打法：

一是圍困戰。長春就是這樣打的，但是，上海當時人口超過600萬，生活資源都是從外地輸入的。如果如此大城市長期被圍困，甚至斷水斷電，斷絕糧食，城里的人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陷入絕望。因此，此方案不可取。

二是選擇在蘇州河以南突襲，因為這里敵軍防守最薄弱。但是，蘇州河是在市區，等于將主戰場放在了城區，這樣城市會被炸，平民傷亡會很大。這個選項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集中攻擊吳淞。既能封鎖敵海退路，又能切斷敵軍海運補給通道，迫使吳淞及其周邊地區的敵軍與我軍決戰，避免大規模的城戰，減少城內損失。

最后，決定實施第三個計劃。由于吳淞是敵人防御的重點，我軍將付出慘重的代價。但我軍是人民軍隊，要為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做出犧牲，把這座偉大的城市一并交還人民手中。

陳毅和粟裕都表示，爭奪上海是他們軍旅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次。陳毅還形象地把解放上海的戰斗比作“瓷器店里打老鼠”。

陳毅

將計就計先打外圍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戰役打響。解放軍三野第九、十兵團，連同兩個附屬軍和特種兵縱隊，從上海的兩側夾擊吳淞。國民黨軍隊調集重兵，依托鋼筋混凝土碉堡和連綿不斷的交通溝渠、水泊等野戰工事，在月浦、楊行、劉行進行頑強抵抗。戰斗十分激烈，雙方傷亡慘重。我軍猛攻了三天三夜，但敵人多次反擊，雙方形成拉鋸戰。

粟裕、參謀長張震等第三野戰軍指揮官在總結經驗教訓后，調整部署，改變戰術，最終以最小的傷亡，攻占了敵軍要塞月浦、劉行。我軍的炮兵部隊轟炸了高橋以東的敵艦，擊中了七艘，其余的敵艦倉皇逃竄。

敵人為了控制吳淞河口的逃生通道，不斷從上海市區調兵，拆東墻補西墻，使城中的駐軍更加空蕩蕩。我軍則實現了把敵人調出市區、將其消滅在上海外圍的戰略意圖。這有利于更好地保護上海市區。

陳毅說：這些敵人的鋼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對我們幫助很大，敵人一心依賴工事固守，放松了警惕，就把城里的軍隊拉出來加強外圍，我們是將計就計。

劉昌義千方百計爭取指揮權

當國共雙方在上海郊區發生大規模激戰時，新亞酒店城里住著一位國民黨將領，卻處于閑置狀態。他叫劉昌義，時任第一綏靖區副司令（這里的劉昌義，指的是國民黨軍官、后來投誠起義的劉昌義，我解放軍也有一個劉昌義將軍，后改名“劉昌毅”）。

原來，這個第一綏靖區駐扎在崇明島，而劉昌義因為沒有實際指揮權力，借口休養，住在市內高檔賓館。

事實上，劉昌義并沒有“閑著”。他夜以繼日地思考和策劃了兩件大事：

一是如何找到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另一個是爭取第一綏靖區軍隊的指揮權，然后領導軍隊起義，棄暗投明。

為什么一個國民黨高級中將會有這樣的想法？這得從劉昌義復雜的人生軌跡說起。

馮玉祥

劉昌義，河北深澤人，1905年出生，1922年春在保定參軍。當兵后，馮玉祥是他最崇拜的人。1924年，馮玉祥電請孫中山北上。馮玉祥的部隊倡導三民主義，劉昌義也信奉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項政策。

1925年，馮玉祥赴張家口創建西北軍，李大釗派一批共產黨員到西北軍做政治工作，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共產黨員宣俠父。劉昌義后來調到馮玉祥身邊當了參謀，與宣俠父等共產黨員有聯系，深受他們的影響。

1930年中原大戰，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聯合反對蔣介石，但被蔣介石打敗。此后，劉昌義到北平從事學生運動工作。

1933年，馮玉祥到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號稱十萬之眾，馮任總司令。劉昌義任第3師師長，拉起了三四千人的抗日武裝。抗日同盟軍失敗后，劉昌義又回到了北平。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掀起了抗戰熱潮。劉昌義又到張家口一帶組織義勇軍打游擊。后來部隊退到河南沁陽縣（今沁陽市），劉昌義經中共新鄉縣委負責人李毅文介紹，見到了八路軍駐第一戰區代表朱瑞。

一天，朱瑞對劉昌義說：“把你的部隊集中在太行山以南，組織太行司令部，我當司令，你當副司令兼縱隊司令。”劉昌義大受鼓舞，但由于部隊不少人不愿意過八路軍的艱苦生活，此事未能實現。

為了擴大部隊，劉昌義走了一步“險棋”———詐降日軍，后來巧妙地在日軍和汪精衛派人“點驗”時，出其不意殲滅日軍500多日軍，奪得野炮兩門、機槍40多挺、步槍500多支，還俘虜了不少日軍軍官。何應欽在廣播中，表揚劉昌義收復了豫北8個縣。

很快，國民黨政府下令將劉昌義的部隊擴編為暫編第15軍，劉昌義被晉升為中將軍長，部隊劃歸駐河南的湯恩伯第31集團軍指揮。湯恩伯還曾當面夸獎劉昌義是抗日名將。

1944年河南戰役后，蔣介石還發給劉昌義一尊銅像、一枚三級云麾勛章。但劉昌義畢竟是追隨過馮玉祥反對過蔣介石的“雜牌”，不可能得到蔣介石的信任。

1945年1月，劉昌義被明升暗降，調任第19集團軍副總司令，失去了兵權。劉昌義又一次飽嘗了蔣介石排斥異己的苦果，進一步增強了反蔣的決心。

為了在政治上尋找出路，劉昌義于1946年到上海秘密會見了桂系首領李濟深。李對劉昌義說：要打倒蔣介石，必須聯合東北軍、西北軍、桂系以及一切受蔣排擠的人。劉昌義堅定地表示，決心參加反蔣的斗爭。

后來，李濟深在香港組成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美國的馮玉祥被選為民革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劉昌義也成了民革的秘密成員，任務是“相機起義，迎接解放，為新中國效力”。

劉昌義接受民革指示后，曾勸說第51軍軍長王秉鉞起義，但沒有成功。他深知，要反蔣起義，手里必須有部隊，而眼下自己是孤家寡人，手里無一兵一卒，因此爭取帶兵權，成了他日夜謀劃的當務之急。

湯恩伯

當時，上海掌握最大兵權的人，一個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一個是劉昌義的頂頭上司、第一綏靖區司令官丁治磐，但這兩個人對劉昌義并不信任，背地里說他是“共產黨的尾巴”。還有蔣介石，也對劉昌義始終不放心，想方設法排擠打擊他。

1949年5月1日下午，蔣介石在復興島上召開團以上軍官會議，部署上海防務，身為中將高官的現職第一綏靖區副司令劉昌義，卻沒有接到參會通知。

種種跡象表明，劉昌義在爭取兵權的道路上，困難重重，阻力很大。但也有人為劉昌義說好話。國民黨的一些軍政高官，常在豪華酒店聚會，類似于“沙龍”那樣，或交流情況，或議論戰局。

劉昌義經常參加此類活動。他想通過這些活動，一方面多了解情況，一方面也是為了聯絡感情。他還尋找機會直接到湯恩伯、陳大慶（淞滬警備司令）、石覺（上海防衛司令）等實權人物家中走動。

1949年5月12日，我軍在上海郊區殲滅國民黨第51軍，5月22日俘虜中將軍長王秉鉞。敗兵大量擁入市區。劉昌義想到這是個爭取兵權的大好機會，于是徑直來到蒲石路湯恩伯家中，對湯說：“51軍殘部亂哄哄的，王秉鉞被俘了，部隊急需要有個人去招呼。”湯恩伯當即任命劉昌義兼任第51軍軍長，把剩余部隊組織起來。

湯恩伯

51軍是原東北軍，戰斗力還可以，逃回來的幾千人經過整理，可編成幾個團，但士兵們軍心渙散，不愿再打了。劉昌義掌握這些情況后，心里有了底，感到率部起義的時機終于到來了。

上海地下黨主動找上門

民革由于混進了軍統特務，負責和劉昌義秘密聯系的王葆真被捕，聯絡人員3人被槍決，其余人員紛紛隱蔽，和劉昌義失去了聯系。通過民革這條線起義之路是走不通了。

劉昌義深知，人民解放軍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要起義，必須找到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可是幾百萬人口的大上海，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找到地下黨呢？

戰役形勢發展很快，解放軍殲滅上海郊區的國民黨軍后，從四面八方向市區推進。

5月23日下午，淞滬警備司令陳大慶在家中召開會議，參會的有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周志強，上海市市長陳良等。劉昌義也參加了。

陳大慶說：“我已經和湯恩伯說好，51軍、123軍、21軍組成北兵團，劉副總，你兼我的淞滬警備副司令好不好？”

劉昌義正想多抓一些部隊，以便有較多的指揮權，急忙答應說：“好啊！”

陳大慶說：“你當我的淞滬警備副司令，不是空的，你還要兼北兵團司令、仍兼51軍軍長。你要住到警備司令部去，便于指揮部隊。”

陳大慶

劉昌義從種種跡象判斷，湯恩伯、陳大慶、石覺等人就要逃跑了，不過是讓自己當“替死鬼”而已。但自己有了更多的兵權，對起義也就更有利了。

回到51軍軍部，劉昌義指示親信副官劉鳳德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上海地下黨；又指示軍法處長魏震亞趕去吳淞口，摸清湯恩伯、陳大慶、石覺等人的行蹤，以便定下起義的決心，并防備他們的破壞。

5月23日夜，解放軍全線發動總攻，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占領了蘇州河以南上海市區。蔣介石知道大勢已去，不得不下令撤退。

湯恩伯把掩護撤退的任務交給了劉昌義，他和陳大慶、石覺等人乘軍艦經吳淞口逃離了上海。臨走前他們答應劉昌義，不久后會有援兵前來支援，要劉死守上海。

劉昌義這時成了國民黨軍在上海的總指揮，來不及撤退的4萬多國民黨軍的命運，將由他來掌控了。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稱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副書記劉長勝，委員錢瑛（女）、劉少文（張明）。

下設專門負責策反國民黨陸、海、空的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副書記由上海局宣傳部部長沙文漢兼，委員有李正文、王錫珍、田云樵。劉昌義在千方百計尋找上海地下黨，上海地下黨也在想方設法聯系劉昌義。

5月25日一大早，田云樵把從事策反工作的幾位地下黨員召集到江寧區第二勞工醫院。上午8時許，田云樵和進入滬西的第三野戰軍第27軍81師政委羅維道取得了聯系。

羅維道說，占領蘇州河以北制高點的是國民黨第51軍，而且用機槍封鎖了所有橋梁，有一個連的戰士在沖上外白渡橋時遭到敵人火力掃射，傷亡很大。

由于我軍嚴格執行陳毅、粟裕下達的“死命令”，在上海市區作戰不使用重武器和炸藥包，以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完整地保留上海這座大城市。

羅維道

而只使用輕武器，又壓不住敵人火力。羅維道向田云樵提出，能否了解一下對岸的守軍是國民黨哪個部隊？能否策反他們起義？

田云樵有個關系人叫王中民，不久前田曾委托他動員51軍軍長王秉鉞起義，但未果。緊急關頭，田云樵派人找來了王中民，要他冒險過蘇州河再去策反51軍。王中民有點害怕，對田云樵說：“如果我出了事，我的老婆和三個孩子，請你們照顧一下。”

田云樵鼓勵說：“你今天去是為人民立功，萬一有什么問題，你的家庭生活組織上一定會照顧的。”

為了保護王中民，田云樵請羅維道政委派兩個參謀護送。通過解放軍前沿陣地，王中民來到了51軍。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剛上任的51軍軍長竟然是自己早就認識的原暫編15軍軍長劉昌義，彼此都很驚訝。

劉昌義一直在尋找中共地下黨，想不到地下黨、解放軍竟然主動找上門來，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劉昌義大喜過望，把王中民叫進自己的辦公室閉門細談。劉昌義確信王中民講的都是可信的，但又提出：你一個人能代表解放軍嗎？我能不能親自見見解放軍的陳毅司令員或其他領導人？

劉昌義在辦公室打電話給田云樵。田云樵告訴劉昌義：王中民是上海地下黨派去見你的。現在形勢逼人，放下武器是你們唯一出路。劉昌義回答說：“形勢我已經看清了，但還有不少問題，希望能和解放軍領導面談，求得妥善解決。”

聶鳳智

聶鳳智：劉昌義起義，為人民做了好事

當天（5月25日）下午4時許，劉昌義和王中民及隨行人員乘3輛吉普車過橋，和解放軍27軍81師政委羅維道，還有田云樵，在虹橋路師指揮部進行了會談。

羅維道要求劉昌義率部放下武器投降。劉昌義不同意，堅持說要起義。他說自己很早就同情共產黨，和共產黨員多有接觸，在國民黨部隊多次受到排擠、打壓，國民黨腐敗，自己早就和民革聯系，冒了生命危險，又多方設法尋找共產黨，等等。

談了很長時間，雙方在起義還是投降問題上一直未能達成共識。為了爭取在最短時間攻占敵火車站和江灣機場，羅維道讓了步，對劉昌義說：“只要停止抵抗，你說要起義，就算起義。如果你還要抵抗，我們一個小時就可以消滅你。”

最后雙方達成協議，劉昌義和羅維道都在協議上簽了字。

劉昌義簽字以后，即在81師師部打電話，命令51軍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軍改編。他還以淞滬警備副司令的名義，對其他部隊如第123軍、第21軍等屬于北兵團指揮的部隊，分別寫了十幾封信，要他們停止抵抗，請解放軍派人分頭送達。他還通過廣播等方法，將協議公開宣布。

劉昌義要求面見陳毅司令員。羅維道打電話向27軍軍長聶鳳智報告。聶鳳智說：陳毅司令員見不到，但我愿意見見劉昌義。

晚上7時多，羅維道派人將劉昌義護送到軍部。聶鳳智接見時，勉勵劉昌義說：你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第二天早上，解放軍接管了劉昌義所部駐地，順利進占蘇州河北岸。劉昌義這次起義投誠總人數為4.3萬人，是上海戰役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并為京滬杭戰役的收官，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新華社在上海解放4天后即5月31日，發表了《祝上海解放》的社論，指出：“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國的革命相配合，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