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安到西安：唐代之后長安城垣格局的變遷

摘要：

文章以唐代之后西安地區歷代城市的城垣格局作為研究對象，通過辨析、互證古代史志、考古報告與物質實體，發掘、精研已滅失建筑的歷史影像，嘗試梳理總結城垣格局在隋唐、唐末五代、宋金元、明代、清代五個時段之間確切的繼承與演變的歷史事實及動因、特征、意義。注重實體、制度、體系的歷時性變化、因襲關系和分野對比，強調歷史的連貫性，解析空間結構中的民族分布和權力表征。文章嘗試完善既有研究的不足，為以西安為代表的歷史城市建筑遺產與歷史環境的保護、更新、再生、復興提供價值判斷和實踐操作的依據。

從長安到西安：唐代之后長安城垣格局的變遷

王瑞坤

今日西安老城的城垣形制直接承襲自明清西安府城，其源頭隋大興—唐長安城（圖1）是西安地區歷史上最為濃墨重彩的篇章，也是今日西安建設創制之濫觴。在此之間，唐末五代“新城”、宋金元京兆府城發揮了上承國都時代、下啟區域中心時代的轉型和奠基作用。

圖1 唐長安皇城平面圖

1 崩解與收縮：唐末五代“新城”

唐長安城的毀滅由唐朝末年的四次重大事件疊加造成：（1）僖宗中和三年（883），黃巢兵敗退出長安城，唐兵入城燒殺，致使“宮廟寺署焚蕩殆盡”。（2）昭宗乾寧三年（896），李茂貞兵犯京師，宮室再度被毀，“自中和已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3）天復元年（901），韓全誨脅持昭宗至鳳翔，焚毀長安宮室。（4）天祐元年（904），朱溫（朱全忠）強迫昭宗遷都洛陽。

《舊唐書?卷二十上》載：“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余不息。”《資治通鑒?卷第二百六十四》載：“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范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歷經唐末20余年的持續破壞，隋大興—唐長安城連同被劃入禁苑的西漢—隋初長安故城一并被廢棄。自開皇三年（583）隋文帝由漢長安故城正式遷入新都大興城以來，歷經320余載的京華名都自此幾乎被徹底摧毀。

昭宗遷都洛陽的當年（904），留守長安的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韓建放棄宮城、外郭城，僅以皇城為基礎，以之縮建改建為“新城”。縮建的原因是由于長安城破壞嚴重，無法完全恢復；全城規模過于龐大，難以防守；城中人口驟降，中央衙署亦隨之東遷，因此繼續維持外郭城、皇城、宮城三重城垣規模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都不存在。

《長安志圖》對唐末“新城”的經典記載在歷代史志中被反復引用：“建遂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閉朱雀門，又閉延喜、安福門，北開玄武門，是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內外二重、四門，門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內重其址尚在。東西又有小城二，以為長安咸寧縣治所。”《類編長安志》亦載：“許公韓建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城外古跡移于內。南閉朱雀門，又北閉延喜門、安福門，北開真武門，為今之安西府也。”

哀宗天祐四年（907）唐帝國滅亡，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縮建后的“新城”不再是國家首都，降為地方都會，先后成為五代后梁（907—923）大安府城、永平軍城，后唐（923—937）復稱西京長安、京兆府城，又為后晉（936—947）晉昌軍城，后漢（947—951）、后周（951—960）永興軍城。轄域范圍與名稱雖有所變動，但治所始終沿用唐末所筑“新城”。

結合分析歷史文獻與當今遺存，筆者認為唐末至五代時期縮建改建“新城”的內容主要包括6個層面，為后世格局初步奠定了基礎：

（1）縮小城區范圍。考古發掘表明：隋唐外郭城整體輪廓為矩形，東西9721 m，南北8651.7 m，外郭城、宮城、皇城總面積約84 km2。隋唐皇城暨唐末五代新城城垣輪廓為矩形，東西2820.3 m，南北1843.6 m，含城墻厚度在內的面積約5.2 km2，僅及此前的1/16。

（2）封閉原皇城諸多城門。《長安志圖》所謂“城之制四門”有誤，實際應為五門，南墻開兩個側門，其余方向均僅留中門。南墻封閉正中的朱雀門，兩側含光門、安上門仍保留；北墻僅保留原宮城正南門承天門，并改稱玄武門，其它諸門皆封閉；東墻封閉偏北的延喜門，保留中間的景風門；西墻封閉偏北的安福門，保留中間的順義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南北城垣城門不相對位。《長安志圖》“門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之語意指唐末新城的城門筑有甕城、月城，形成三重城門。這一表述也存在明顯問題。其一，隋唐時代長安外郭城、皇城、宮城和宋金元時代京兆府城的諸多城門在歷史文獻和考古勘探中均未發現有甕城、月城，唐末五代時期應當不可能驟然出現甕城形制。目前確知西安地區歷代城垣建筑首次出現甕城是在明初，首次出現月城是在明末（見后文）。其二，唐末五代對唐長安城的改造大多是部分棄守、封堵城門等收縮型措施，兵燹離亂中大費周章建起甕城、月城的可能性不大。

（3）挖掘城壕。原隋大興—唐長安城僅環繞外郭城之外設立城壕，內部的皇城、宮城皆無城壕。唐末縮建之后，原皇城城垣成為第一道防線，因而有必要在“新城”城垣之外設立城壕。史籍對唐末的記載未有言及挖掘城壕之事，但城壕的創建應不晚于五代后漢隱帝乾祐元年（948）永興軍城時期。《舊五代史?劉傳第六?趙思綰》記載：“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余人，浚池隍，修樓櫓，旬浹之間，戰守皆備。”筆者認為，五代時期的城壕是今日西安城壕（護城河）肇建之始。

（4）放棄封閉坊市制度，改為開放街市制度。原隋唐皇城內部衙署分布“以坊里準之”，如同外郭里坊，外圍筑墻分隔。皇城內街道寬百步以上，極為疏闊。唐末縮建“新城”后，居住區外圍無坊墻限制，民居長期侵街，街道尺度逐漸變小；工商店鋪不再限定于固定區域，而是散布于民居街巷之間，并且交易時間不再受限。隋大興—唐長安城的嚴格里坊制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經出現松動，戰亂倉皇之后降為地方都會的“新城”既無能力也無必要堅持這一嚴格的城市管理制度。

（5）設立東、西兩小城。唐末以后，長安故地仍沿襲隋唐舊制，由咸寧、長安兩縣東西分治。隋唐時代的咸寧、長安兩縣署分別在外郭城中的宣陽坊與長壽坊，距“新城”較遠。唐末在“新城”東西兩側各筑一座小城以為兩縣治所，東為咸寧縣治，西為長安縣治。筆者推測，東小城應當系由永興坊、崇仁坊部分改筑，西小城應當系由頒政坊、布政坊部分改筑。三城并置，協同防衛。

（6）外郭城中的部分佛寺、道觀、祠廟以及其它古跡被遷至“新城”內部。今日西安老城中所謂肇建于隋唐的寺觀祠廟之址應當自此而始。

至于《長安志圖》所謂新城“城之制內外二重”，學界對此有不同解讀：

（1）隋唐皇城為夾城復壁兩重，唐末新城仍沿其舊制。然而歷史文獻和考古勘探目前皆未發現隋唐皇城的夾城復壁，即使存在類似外郭東壁的夾城，也不大可能環繞皇城全部，因此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缺少事實依據。

（2）唐末宮城、外郭城雖被廢棄，但仍可作為新城的外圍，使其成為城中之城。筆者認為，原文“城之制”所指就是新城本身，而被廢棄的宮城、外郭城與新城相去遙遠，無法有效發揮防御功能，應當并不在“城之制”的范疇之內，否則“廢棄”之說便無從談起，因此這種觀點也有待商榷。

（3）唐末新城的城門外皆筑甕城，是為二重城之制。然而這種解釋的問題在于：唐末新城的城門極有可能并無甕城（見前文），即使城門處設兩道墻垣（甕城），也不足以用來概括全城形制。

（4）筆者提出設想：所謂“城之制內外二重”，外重即由隋唐皇城改建而來的“新城”墻垣，內重指內部的子城墻垣。有觀點認為，唐末子城的形制是南北長、東西窄的矩形，大致位于今日西大街以北、鼓樓與鐘樓之間的區域。筆者認為：《長安志圖》成書于元代，此前宋金京兆府城的子城（廂）設有獨立的墻垣，全城確實是“內外二重之制”。《長安志圖》的作者李好文有可能認為唐末與宋金時期的城邑結構相同。但子城墻垣是否確實始筑于唐末及其規模形制仍然需要事實依據加以明確。筆者推測：唐末五代戰亂頻仍，《舊五代史》記載韓建任佑國軍節度使僅數月，因而子城城垣或許并非這一時期建成，但至遲在宋金時代已發展成熟。

2 沿襲與營繕：宋金元京兆府城與安西王宮城

北宋（960—1127）、遼、西夏對立之際，長安故城為北宋京兆府城和永興軍城。南宋、金（1115—1234）、西夏鼎立之際，城址復為金京兆府城。這一時段的京兆府城位于國境邊緣、臨近戰爭前線、被反復爭奪，軍事意味濃厚但人口規模有限。

元世祖至元九年（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封嫡三子忙哥剌為安西王，以京兆為封地；至元十年（1273）忙哥剌進秦王，營建宮室；至元十五年（南宋少帝祥興元年，1278年）忙哥剌密謀篡位失敗，暴斃；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滅亡，安西王轄域作為對宋戰爭前線及軍事基地的使命結束，世祖立即削藩，改京兆府為安西路總管府，京兆府城亦改稱安西路城。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崩，無嗣，二世安西王阿難答與武宗海山、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爭位失敗，被賜死。仁宗皇慶元年（1312）改安西路為奉元路，城池改稱奉元路城以示臣服之意。

宋金元時代，城址建制與名稱雖不斷變動，但城垣整體規模輪廓始終沿用唐末“新城”和東西兩小城。元代對于城池建筑進行過大規模的整修改筑，包括廢除前代子城（廂）、添筑安西王宮城等，雖尚未見到史籍直接記載其過程和細節，但從其它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報告中可以獲取線索：

（1）作為鞏固城防體系的組成部分，宋金元時期持續沿用并疏浚前代城壕。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前后兩次引龍首渠水灌注城壕。元代先后于世祖至元元年（1264）、至元十年（1273）、成宗大德四年（1300）三次修復龍首渠，為奉元路城、安西王宮城、興慶池供水，灌注城壕。

（2）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張禮所撰《游城南記》有“出京兆之東南門（唐皇城之安上門也——原注）。入含光門而歸焉”之句。可見北宋時期，京兆府城南面仍有安上與含光兩座城門。然而元代《奉元城圖》（圖2）中，城垣南面只有偏東的一座城門，即安上門。1986年對含光門遺址的考古發掘證實，元代整修城垣時將含光門以夯土徹底封閉。辛德勇先生認為，含光門的完全封閉是在元惠宗至正元年到二年（1341—1342）之內。

（3）清代劉獻廷編撰的《廣陽雜記?卷二》謂之“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洼下矣。若壅八水，則西安之人可使為魚鱉。”這一論述雖然并不完全客觀，比如漢長安城并不在高阜，壅八水可灌城之語過于夸大，但卻點明了元代至正年間修建城垣之事，以及明清陜西省城暨西安府城直接繼承元代城垣的歷史事實。

（4）根據1960年的考古勘察報告可知，安西王宮城城垣四角平面為向外突出的圓形。今日所見西安城墻的西南城角平面亦為圓形（圖3）。在瑞典漢學家喜仁龍（Osvald Sirén）所攝歷史影像中可以看到西南城角上原有一座精巧的重檐八角攢尖頂樓閣（圖4）。1984年發現了元代修筑的西北城角臺基，這一角臺向外突出呈圓形，與今存西南城角相同，與安西王宮城如出一轍。以上發現直接證實西南城角的獨特形制確實是元代的遺存，也從側面證實元代整修改筑城垣建筑的歷史事實。

圖2《長安志圖?奉元城圖》

圖3 西南城角現狀

圖4 西南城角歷史影像

3 擴張與恢復：明代西安府城與秦王宮城

明太祖洪武二年（北元惠宗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大將徐達攻占奉元路城，太祖詔改奉元路為西安府，城池亦改稱西安府城。洪武三年（1370年，北元惠宗崩），太祖封嫡次子朱樉為秦王以坐鎮西北、屏藩帝室，詔命長興侯耿炳文、都督濮英、宋國公馮勝擴建增修西安府城，興建秦王宮城。洪武四年（1371）工程開始，洪武九年（1376）秦王宮城營建完畢，洪武十一年（1378）西安府城城垣增修工程完畢，秦王之國就藩。洪武十二年（1379），曹國公李文忠主持修復龍首渠，引水灌注秦王宮城城壕與西安府城城壕。

以唐長安皇城為基礎改建的唐末五代新城，歷經宋金元時代至明初已顯得擁擠狹小、殘破不堪，無法直接容納龐大的秦王宮城、眾多大型宗室府邸和諸司衙署新增置入。秦王宮城沿用元代陜西諸道行御史臺舊址，位于原奉元路城東北隅，亦即隋唐皇城東北隅，為護衛秦王宮城，勢必要將西安府城墻垣向東、北兩面拓展。

當代實測：明初擴展后的城垣平面接近矩形，東西4262 m，向東延伸約1442 m，約占原長的1/2；南北2886 m，向北延伸1042 m，超過原長1/2；含城墻厚度在內的全城面積約為12.3 km2，總面積擴展了1倍有余。

明初修筑城垣對整體格局規制的調整包括：（1）除西、南兩面仍部分沿用自唐末改筑直至明初的隋唐皇城舊址以外，東、北兩面皆向外大幅擴展，自此基本奠定了明清西安府城城垣的規模。（2）將故隋唐皇城西墻正中的順義門位置略向南移動，改建為安定門；沿用故隋唐皇城南墻偏東的安上門，改稱永寧門；東墻新辟長樂門；北墻新辟安遠門；將隋唐時代排叉柱平過梁式三門洞改為磚砌拱券式單門洞。（3）在四座城門外增建甕城，分別在內城門、甕城門上建設正樓、箭樓，形成“門二重樓二重”形制。（4）東小城（原咸寧縣城）的一部分被納入大城之內，另一部分仍在大城之外，稱為“東關城”；西小城（原長安縣城）保留在大城之外，稱為“西關城”。（圖5，圖6）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6）陜西華縣發生特大地震，史稱“關中大地震”，西安城垣損毀嚴重，城外小雁塔崩裂。穆宗隆慶二年至四年（1568—1570），陜西巡撫張祉主持在城墻外壁和頂面砌筑青磚以加固，并恢復城垣建筑、挖深城壕。是為西安城墻在明代的第一次大規模修繕，沿襲自隋唐的夯土城墻由此首次轉變為青磚包砌的面貌。

思宗崇禎九年（1636），陜西巡撫孫傳庭為防備李自成農民軍進攻，主持于四門甕城外加筑月城，月城上筑閘樓，城壕上固定橋梁改為可起落的吊橋。還修葺東關城墻垣，又在西、南、北城門之外皆新建土筑關城以守護城門。此次增修后的城垣防御建筑體系，規模形制更為嚴密完備，是為西安城墻在明代的第二次大規模繕治，“門三重樓三重”的形制至此成為定式，四關城齊備。

圖5 秦王宮城東墻殘部

圖6《嘉靖陜西通志?陜西省城圖》

4 顛覆與割裂：清代西安府城與滿城、南城

清世祖順治二年（大順永昌二年，1645年）李自成農民軍敗走，清軍進駐。順治六年（1649）在西安府城內東北部建立“滿洲八旗駐防城”，簡稱“滿城”，專供八旗駐防軍和滿人居住。滿城將明秦王宮城包含在內，并拆除其外重的“蕭墻”。

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添駐左翼滿洲八旗、漢軍八旗，滿城不敷居住，遂于西安府城內東南隅、滿城之南，建立“漢軍八旗駐防城”，簡稱“南城”或“漢軍城”，專供漢軍八旗居住。

高宗乾隆七年（1742）頒旨令漢軍出旗自行謀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西安將軍都赍會同陜甘總督黃廷桂奏明以明秦王故宮“磚城”改筑為“八旗教場”；乾隆四十五年（1780）南城復歸漢城，仍隸于咸寧縣。

為防備回民叛亂，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1781—1786）陜西巡撫畢沅主持對西安府城城墻城壕體系的全面繕治調整，是為清代規模最大的整修工程，自此西安城池體系臻于定型完備，奠定今日所見風貌。工程主要內容包括：（1）統一處理城墻寬窄，窄處加筑，寬處削切。（2）以磚石包砌、加固墻體，但不包括內壁。（3）改建品字形垛墻為矩形，增設宇墻。（4）改造城墻排水系統，改建海墁，添置排水槽。（5）改建、增建登城馬道。（6）修繕城樓、角樓、魁星樓。（7）將二層的敵樓改建為一層的卡房、官廳，以避火器。（8）疏浚、淘深城壕，修浚龍首渠、通濟渠，引水灌注城壕。（9）修葺滿城城垣，增設城樓、敵臺、敵樓。（圖7，圖8）

圖7《康熙咸寧縣志?會城圖》

圖8《雍正陜西通志?會城圖》

筆者認為，清代增建滿城、南城使得西安府城的空間格局相較于明代產生了顯著變化，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塑造（圖9-圖14）：

（1）沿襲自隋唐皇城景風門內大街的東門大街，大部分被壓占，唯余一條小巷稱為“順城巷”，其作為城市主干道的交通功能完全喪失。沿襲自隋唐皇城安上門內大街北段的北門大街，半幅被壓占，交通功能被削弱。

（2）鐘樓成為滿城的西南角樓，長樂門（東門）城樓成為滿城的東南角樓兼南城的東北角樓，安遠門（北門）城樓成為滿城的西北角樓，大城東北角樓變為滿城專屬，大城東南角樓變為南城專屬。滿城和南城形成了一個完備的共同防御體系并且相對于大城獨立，對外可與大城協防互援，對內可防備鎮壓大城內漢人。

（3）滿城和南城所在區域由明代的百姓市井轉變為清代的軍事禁區，成為西安府大城內異質性的存在。相較于城內其它板塊，這兩片區域沿襲自隋唐時代的路網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完全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兵營式的矩陣狀（滿城）和魚骨狀（南城）路網并延續至今。空間的性質和格局發生了顛覆性改變。

（4）清代省城皆設立八旗駐防城，是為滿人用以控制軍事重鎮的關鍵統治手段。但像西安城這樣同時建立滿洲八旗和漢軍八旗兩座駐防城，并且總共占據全城面積比例接近一半的情況則十分罕見，這反映出清代西安城擁有極高的政治軍事地位。

（5）除滿城與南城之外，西安府大城內西北部相當大的一部分區域是回民穆斯林聚居區，因此大城內實際只有1/4左右的面積是漢人聚居區。因東門大街、長樂門為滿城所專有，所以從大城進出東關城必須要經過滿城，這導致同為漢人聚居區的東關城與大城內部的聯系被削弱甚至打斷。筆者認為：直到清末之前，因民族分異而導致西安府城大城與東關城之間的聯系長期處于幾乎撕裂和隔絕的狀態，漢人的主要生活空間被嚴重壓縮和分割，這種現象在西安城市史中前所未有，反映出清代長期存在的不平等民族關系和漢人低下的被統治地位。

（6）從權力空間層面而言，滿城和南城的性質是統治民族進行軍事防御和政治統治的堡壘，而非此前時代同一民族內部作為政治中樞存在的內城。清代西安府城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內城。

圖9 民國時期長樂門閘樓、箭樓、正樓南面，敵樓（卡房）為清乾隆年間改建后的樣式

圖10 今日長樂門箭樓、正樓南面，敵樓系20世紀80年代按照明代樣式復建

圖11 民國時期永寧門閘樓、箭樓、正樓西南，月城完全包絡甕城，弧線轉角，側墻與大城相接，閘樓為懸山頂

圖12 今日永寧門閘樓、箭樓、正樓西南，月城、閘樓系20世紀90年代復建，月城僅包絡甕城正門，折線轉角，側墻與甕城正墻的東西兩端相接，閘樓為歇山頂，與歷史形制差異明顯

圖13 辛亥革命后的滿城

圖14 滿城、南城對城市空間格局的重塑

5 空間類型的演化

5.1 城垣格局的演化

隋大興—唐長安城在創立之初由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前兩者偏于城址北部，三者幾何中心分離，外郭城對前兩者異心包含。皇城和宮城皆為內城，性質分別是中央官署所在的衙城和皇室宮廷。

唐末五代新城—宋金京兆府城，在大城東西兩側還有咸寧縣城、長安縣城兩座小城，三城之間為并置關系，既在軍事防御上相互呼應，又各有駐防城垣，彼此擁有獨立的轄區。大城自身由外城（羅城）和內城（子城）組成，二者幾何中心同一，前者對后者同心包含。內城的性質是地方官署集中分布的衙城。

蒙元入主中原以來，廢棄漢地城邑舊制，子城之制大多自此斷絕。唐末至宋金京兆府城的子城（廂）自元代湮滅。奉元路城外東北部安西王宮城建成后，形成了一大三小的“四城聯合體”。緊鄰奉元路大城東西兩側的仍然是咸寧縣城、長安縣城，三者形成組團。安西王宮城則遠離于大城之外，與其它三城疏離并置，既互為防御，又相互監視。安西王宮城實質是大城之外一座獨立的小城，對大城的格局基本沒有產生影響。

明代的西安府城將秦王宮城包含其中，二者幾何中心不在一處，前者對后者異心包含。明代西安和同期的南京北京以及諸多設藩城邑在一定程度上同構，屬于典型的重城結構。筆者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元代以前漢地城邑重城制度的恢復；然而不同之處在于，元代以前的內城墻垣是劃分城市不同區域的城墻，內城以集中分布衙署為主，而明代設藩地方城市的內城墻垣大多只是藩王宮城的宮墻，前后二者的性質和圍護內容不同。

清代西安府城直接承襲明城而來，雖然看似也是重城（包含）結構，但實際并非如此，其類型和明代相比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滿城和南城看似亦為內城，但實際大城（漢城）、滿城、南城、東關城、南關城、西關城、北關城這7個組成部分之間互不包含隸屬，相互獨立，實為緊密并置關系。滿城和南城的性質是統治民族的軍事堡壘，而非此前時代的政治中樞。

5.2 民族與空間分野

空間邊界傳達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邊界的存在才產生了空間可及性的不平等，它本身就是不同權力控制范圍的界限，劃分空間中的等級與秩序。通過標志邊界及相應的領域，就產生了明顯的、可識別的有效提醒和警告。

都城時代的漢長安城和隋唐長安城作為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城市，皆以漢人漢文化作為主體，無論西域胡人還是內部少數民族皆與漢人共居一城，城市內部沒有明顯的民族與空間分異。

這種多民族混居的局面自元代開始發生顯著變化。元代安西王宮城只有安西王宗室和蒙古貴族、官僚居住其中，有重兵駐扎保護；包括安西王相在內的所有非蒙古官僚則全部在奉元路城中工作居住。占據多數的漢人與蒙古貴族別城而居，色目人、穆斯林則與漢人共居一城。

蒙元統治者對待漢民族漢文化刻意疏離、警惕防范、自我孤立的做法，與兩百多年后同樣是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中原的清朝，在西安府大城內另立高墻復壁以單設滿城的做法，在本質上別無二致。筆者認為，元代安西王宮城和清代滿城實質都是通過強化邊界來標示權力勢力控制范圍的界限，劃分空間等級與秩序。

元朝結束，蒙古貴族北遁，安西王宮城遭毀棄。同治陜甘回亂，西安城外匪寇被平定。清朝覆亡，滿洲八旗或戰死或逃散，滿城被完全摧毀鏟除。唯獨居于城內的回民穆斯林和漢民長期共處，繁衍延續至今，成為今日西安老城內民族—文化空間分布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5.3 分散的空間權力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空間是人類社會中權力關系的投影，空間的生成必然包含了各種沖突的利益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在權力和空間之間存在著邏輯關系，權力形式是影響城市空間的結構性元素，權力造就了城市空間。權力的空間表述實質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空間控制，即是一種空間等級秩序的建立，是不平等空間關系的強化。

北京與西安在歷史上皆屬于北方平原的規整型都城，二者多有相似之處。將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與元奉元路城—明清西安府城相比較，筆者認為就權力空間格局而言，北京城集權意味強烈而西安城集權意味薄弱，與都城和地方城邑的身份地位相匹配。

元大都城（北城）由宮城、皇城、都城組成，三者同心，一條南北中軸線縱貫全城，唯一的政治權力中心（宮城）就位于城市的幾何中心，二者重合，向心性極強。明清北京繼承了元大都的這種結構。

宋金京兆府城—元奉元路城東西城門對位（景風門、順義門），仍延續了隋唐皇城的東西中軸線；但由于南北城門不對位（安上門、玄武門），所以南北軸線不明確，禮制序列空間薄弱。原隋唐皇城的南北中軸線承天門外大街，在元代其北段被稱為廣濟街，南段被稱為藥市街。在元《長安志圖?奉元城圖》中，藥市街南部有“此隅巷陌委曲不能詳記”之注記，表明隋唐時代的南北中軸線至元代已經被模糊、弱化，這一時期的廣濟街—藥市街軸線不再是貫穿全城南北的重要軸線，其南端因被民居、養濟院、屯田府等占據而退化成小巷。在安西王世系有效承繼的三十余年間，兩處權力中心分處大城內外：作為安西王相府、行省、行御史臺駐地的奉元路大城是代表中央朝廷的權力中心；安西王宮城與其它三城相距遙遠并相對獨立，扮演監視、對抗、篡奪的角色，是大城外的另一軍政中心。

明清西安府城總體格局為十字正交結構，雖然具有城市級別的南北中軸線（南大街—北大街）和東西中軸線（東大街—西大街），但城內卻分布三處權力中心：東部明代秦王宮城—清代八旗教場自身控制一組南北軸線（端禮門外大街—廣智門外大街）和東西軸線（體仁門外大街—遵義門外大街）；西南部總督署（南院衙門）控制一條東西軸線（南院門大街）；西北部巡撫署—庚子行宮（北院衙門）控制一組南北軸線（北院門大街）和東西軸線（西華門外大街）。明清西安城中多處中心空間、多條軸線的分散布局，正是明代藩王與朝廷平分秋色，清代滿洲八旗與漢人官吏分庭抗禮，權力之間相互制衡而達于均勢的表現。

6 小結與余緒

唐朝末年長安城被摧毀，宮城、外郭城被放棄，以皇城為基礎縮建改建的五代時期“新城”為后世格局初步奠定了基礎。縮建改建的內容包括：縮小城區范圍、封閉原皇城諸多城門、挖掘城壕、改用開放街市制度、設立東西兩小城、遷入原外郭城中的部分寺觀祠廟等。

宋金京兆府城的城垣整體規模輪廓仍沿用“新城”和東西兩小城，三城并置；大城自身由外城和內城組成，外城對內城同心包含。元代奉元路城對城池建筑進行了整修改筑，包括封閉含光門、調整城角形制為圓形、廢除前代子城（廂）等；在遠離大城之外添筑安西王宮城，與其它三城疏離并置，形成一大三小的“四城聯合體”。

明初西安府城城垣向東、北兩面大幅拓展，四門相對并增建甕城，形成“門二重樓二重”形制；大城外在前代兩小城的基礎上營建東西兩關城；大城內營建秦王宮城，大城對秦王宮城異心包含，恢復重城結構。明末在四門外增建月城、吊橋，“門三重樓三重”形制至此成為定式，四關城齊備。

清初在西安府城內部增置“滿洲八旗駐防城（滿城）”和“漢軍八旗駐防城（南城）”。此二者是統治民族的政治軍事堡壘，所在空間的性質和格局發生顛覆性改變，使得大城與東關城之間的聯系長期處于幾乎撕裂和隔絕的狀態，漢人的主要生活空間被嚴重壓縮和分割。清中期將故秦王宮城改為“八旗教場”并全面繕治城垣城壕。自此西安城池體系臻于定型完備，奠定今日所見風貌。清代西安城的七個組成部分之間相互獨立，實為緊密并置關系，結構類型和明代相比發生了本質變化。（圖15-圖17）

民國時期，滿城和大城四門閘樓、月城、吊橋被拆除，明代秦王宮城暨清代八旗教場故址成為省政府駐地并沿襲至今。民國至今陸續增設了14座城門，使得與明清時代相比，由城門控制的城市空間軸線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由十字形轉變為兩橫三縱，原本的幾何中心（四條大街交匯處）雖仍然是全城核心，但新產生的次級焦點使老城內的功能布局趨于均衡分散。

清朝結束以來，在歷次城墻存廢之爭的浪潮中，西安城墻也經歷了從保留改造到破壞拆除再到保護活化的顛簸起伏。幸運的是，當今日的人們終于能夠審慎理性地認識到歷史建筑遺產的珍貴價值，西安城墻仍得以保全并成為梁思成先生保護北京城墻理想的異地投射。不幸的是，今日老城范圍內除零星文物保護單位之外，大量一般歷史建筑已經在歷次舊城改造中被鋼筋混凝土巨構急不可耐地取代，明清乃至宋元時代嚴整的建筑和空間等級秩序已消逝在距今不久的歷史塵埃中。

圖15 明清城址對應在隋唐時代的范圍

圖16 歷代城垣相對位置圖示

圖17 歷代城垣格局

本文完整閱讀見《建筑遺產》2021年第2期（總第22期）

作者簡介：王瑞坤，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