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澄，領游擊隊入港第一人，日本投降后盼香港回歸，后來怎樣了

香港淪陷后，位于香港沙頭角南涌羅家大屋先后走出了11位羅家兒女，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在港抗日斗爭。

羅氏家族是公認的“香港抗日第一家”。

而在這11位羅家兒女中，比較出眾的當屬四姐弟，分別是大姐羅許月、大哥羅雨中，二弟羅汝澄、三弟，羅歐鋒，而在四姐弟中，最為出眾的當屬二弟羅汝澄。

羅家長子，羅汝澄的大哥羅雨中曾說：“我們兄弟姐妹深愛汝澄，他是我們的軸心！軸心！”

羅汝澄，18歲組織抗日，作為香港淪陷后引領東江游擊隊進入香港的第一人，為香港的抗日事業(y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日本投降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香港能夠回歸祖國，但最終都會實現(xiàn)。

在香港的抗戰(zhàn)大業(yè)中，年輕地做過哪些可歌可泣的事情？

解放戰(zhàn)爭中他又有何貢獻？

建國后，他過得如何？

羅汝澄

一、引領東江游擊隊進入香港的第一人

羅汝澄，1921年出生，香港沙頭角南涌羅屋村人。

他的祖先是從中原逃難至此的客家人，歷經(jīng)300年之久。

羅家世代生活窮苦，多是以挑擔為生的人，羅汝澄的羅奕輝14歲時，因為家窮而成為華僑勞工，曾參與巴拿馬運河的修建。

后來羅奕輝還清了債務，換得自由，回到了香港，經(jīng)過十多年的拼搏，他終于存了一筆錢，做起小買賣。

羅奕輝與妻子陳丁芹育有三男四女，除長女和三女早逝外，三男兩女長大成人，羅汝澄在三個兒子中排行第二。

在子女的記憶中，父親省吃儉用卻不吝嗇，對于有困難的鄉(xiāng)親有求必應，新界華僑說起羅奕輝都豎大拇指。

孩子們小學畢業(yè)，親朋建議上英文學校。

當時，香港辦起了許多新型的洋學堂，學成后可以在洋行洋鋪工作，報酬會高出其他工作幾倍。

羅奕輝卻說：“不上英文學校，只準上中文學校。這是家規(guī)。”

羅奕輝不容商量地強調(diào)：“我們祖輩做人牛馬，‘鉤鼻佬’（洋人）欺負我們還沒夠？還要讓后代去做奴才？苦日子何時有盡頭？”

此后，羅奕輝力主二兒子羅汝澄回到內(nèi)地就讀南頭中學。

因為香港公立中學重在培養(yǎng)洋行買辦和商店職員，而不是建設國家的人才，而且“不準談及英國人強取香港的那段歷史”。

漂泊在外多年的羅奕輝，在家國危亡之際緊緊地護著中華血脈，他的子孫同樣將家脈與國脈緊緊連在一起。

反抗精神像基因，流動在血液里，種植在細胞中。羅家人也因此對強暴、對侵略有著先天的敏感，反抗更為勇敢且呈現(xiàn)家族的整體性。

羅汝澄

羅汝澄第一次接觸到共產(chǎn)黨，還是6歲時在沙頭角東和小學上學時，一位姓唐的老師拿出了三張照片給同學們看，這三張照片分別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老師告訴他們，這三個人都是共產(chǎn)黨人，領導著一支真正救中國的隊伍。

從那時起，共產(chǎn)主義的種子就種在了羅汝澄幼小的心里。

進入內(nèi)地讀初中后，羅汝澄的視野更開闊了，他了解了當時在香港根本就不可能了解的歷史，香港本來是中國的土地，卻被無能的清政府割給了英國人，這些歷史在當時的香港都是被禁止的。

此時，一種國家受難的仇恨感在他心中冉冉升騰。

1937年，家中突遭變故，羅汝澄的父親羅奕輝去世，家里的生活也一下子陷入到了困境之中，16歲的羅汝澄也被迫輟學在家務農(nóng)，為母親分擔家庭重擔。

恰逢此時，日軍的步步緊逼，也讓國家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1938年的暑假，羅汝澄在家鄉(xiāng)務農(nóng)，遇到了在沙頭角演出的海岸流動話劇團。

每逢假期，劇團都會在一個個小村莊巡回演抗日話劇，唱抗日歌曲。

他們幾乎走遍了大亞灣、大鵬灣的200多公里的海岸沿線，轟動了華界和英界的老百姓。

羅汝澄站在臺下，被海岸流動話劇團的劉黑仔吸引。

他眼神機靈，皮膚黝黑，腰上別著一把駁殼槍。

羅汝澄沒有料到，日后劉黑仔會和自己同時成為第一批進入香港的抗日游擊隊員，劉黑仔后來還成為港九大隊的手槍隊隊長，令日本人特別頭痛。

此時此景，家變國難，一下子涌上了羅汝澄的心頭。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軍從廣東大亞灣登陸。

一時間，香港各大報紙，幾乎清一色的號外，報道戰(zhàn)事，每一個字都大如拳頭：“*軍大舉入侵中國華南地區(qū)，登陸大亞灣。”

這個*，包括羅汝澄在內(nèi)的香港民眾都知道是日本。

英國政府從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開始就聲明保持中立，凡是有關日本的字眼，均以*和方框代替。報紙上有數(shù)不盡的*。

日軍從大亞灣登陸時，沿海國民黨守軍營以上的軍官幾乎都還在香港尋歡作樂。

當?shù)刈咚绞⑿校睾顸h軍官與土豪劣紳合伙走私販私包私，比比皆是。

這一切，羅汝澄聽說了，看到了，也深刻地思考著。

當時，他已經(jīng)看了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文章，國家的走向這樣嚴肅的問題成為羅汝澄思考的重點。

從1939年至1941年5月，羅汝澄的大哥羅雨中被提升為高級職員，家庭經(jīng)濟得到改善，羅汝澄和弟弟羅歐鋒得以繼續(xù)學業(yè)。

在上學期間，羅汝澄積極投身抗日熱潮，平常他從餐費中擠出錢捐給學賑會，還加入由共產(chǎn)黨員發(fā)起的愛國組織，除此之外還和大哥羅雨中一起在夜校中教窮人認字，積極組織發(fā)動群眾參加抗日愛國運動。

1941年5月，羅汝澄放棄學業(yè)，加入東江縱隊，正式成為了一名游擊隊員，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抗日生涯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遠離大陸的香港本還算寧靜，但隨著1941年12月8日清晨香港上空的一陣飛機轟鳴聲，香港的寧靜戛然而止。

次日，12月9日，日軍正式入侵香港。

就在日軍正式入侵香港當天的夜晚，由16人組成的東江游擊隊武裝工作隊翻過梧桐山，秘密進入香港。

而羅汝澄就是這支武功隊的向?qū)В谒囊I下，武功隊來到他家羅氏大屋落腳，從此武功隊以羅氏大屋為中心，開始在香港開辟根據(jù)地。

羅汝澄也成為了引領東江抗日游擊隊進駐香港的第一人。

二、兄弟聯(lián)手抗日

日軍入侵香港的當天，東江游擊隊按計劃陸續(xù)兵分幾路插進香港新界，羅汝澄擔任林沖率領的武工隊的向?qū)В^梧桐山，進入香港，在羅家大屋停留。

從此，羅家大屋這家不再僅僅屬于羅家。

這一天起，南涌羅家大屋成為游擊隊進入香港新界的首個立腳點，也是游擊隊插入新界后的首個據(jù)點。

羅汝澄回家的第二天傍晚，大哥羅雨中經(jīng)組織批準也趕回了家。

此時，形勢嚴峻，九龍市亂象叢生：腐尸、污水、彈藥、垃圾，各種惡臭熏天，夾雜著搶劫、打斗、搶購的叫罵和哭喊聲，英警消失得無影無蹤。

日本人的間諜和內(nèi)應在九龍最高的建筑九龍半島酒店上掛出了日本國旗。

新界鄉(xiāng)村則出現(xiàn)成群結(jié)隊的土匪，100人以上的大股土匪有十多股。

羅汝澄兄弟和林沖等骨干一起分析形勢，討論如何對付日軍和土匪。

羅汝澄提出以羅屋村為核心，發(fā)動南涌的5個小村，建立了香港第一支抗日民兵隊伍，由50多人組成的南涌人民聯(lián)防隊，羅雨中任隊長。

為了補充部隊的戰(zhàn)斗力量，羅汝澄兄弟先把父親過去購買的三支獵槍全部獻出，為隊伍提供了第一批武器。

香港民眾本想港英政府能夠抵擋著日軍的進攻，但是港英政府僅僅抵抗了18天，便于12月25日圣誕節(jié)這一天，宣布向日軍投降。

至此香港正式地淪陷，香港人民3年零8個月的苦難歲月從此開始。

“文化名人大營救”繪畫

三、在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香港因為其英屬的特殊性而未遭到日軍的侵略，因此成為大批內(nèi)地人避難的“桃花源”，這其中就包括大批的文化界人士。

這批文化名人到達香港之后，一再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抵抗日本侵略者，為全國的抗日宣傳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香港淪陷以后，這批文化界人士的處境非常危險。

面對這種情況，12月9日，日軍正式進攻香港當天，周恩來立即給八路軍駐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發(fā)了一封電報，希望盡力營救被困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但是想營救這些人實在是太難了，他們分散在160萬香港同胞之中，想找到他們，簡直和大海撈針差不多。

但是，此時入秦香港的日軍正準備建立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如果等他們的制度完善以后，再救可就難了。

因此必須和日軍搶時間！

當時，中共沙頭角區(qū)的領導黃高揚接到營救任務之后，立即秘密挑選了十多位當?shù)厍嗄昙奥?lián)防隊骨干，進入日本憲兵部憲查隊、區(qū)役所、株式會社、糧食配給站等機構(gòu)開展情報工作，而羅汝澄是其中一位。

羅汝澄通過了日本人的審查后，被抽調(diào)到新界日本憲兵總部華人憲查隊，任粉嶺憲兵總部憲查隊長。

他的哥哥羅雨中則兼任粉嶺糧食配給處的監(jiān)管員。

當時，日本人建立了分級政權管理機構(gòu)，嚴控人員，嚴控糧食，嚴懲參與反日、反偽人員。

僅沙頭角這個1000多人的小鎮(zhèn)就駐守了上百名的日軍，他們嚴密檢查每一個過往者。

羅汝澄所在的粉嶺，是新界的交通中心，新界日本憲兵總部就設在這里，因此這里崗哨林立，便衣密探密布。

羅汝澄和他的戰(zhàn)友就在這種嚴控之下進行情報工作，艱難險阻可想而知。

羅汝澄與黃高揚單線聯(lián)系，一位天天來往于粉嶺和沙頭角的“報童”陳鴻，專責將羅汝澄的情報轉(zhuǎn)交黃高揚。

羅汝澄等人的“潛入”對大營救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利用各種機會獲取日軍情報，武工隊得以在設計營救路線時避開日軍；造假名冊多領配給糧以供應文化名人和營救隊伍的日常生活；開出“良民證”幫助文化名人通過日軍崗哨……

營救工作持續(xù)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里羅汝澄斷絕了和所有同志的來往，面對他的是無盡的孤獨與危險。

直到1942年7月，大營救工作基本結(jié)束后，羅汝澄才撤出粉嶺日軍憲察隊，重新歸隊。

羅汝澄

四、領導部隊攪得日軍草木皆兵

羅汝澄撤出粉嶺日軍憲查隊后，接到了港九大隊的新任務：籌建西貢常備隊。

羅汝澄來到西貢后，走村過戶地和鄉(xiāng)親們交朋友，一刻也不停歇地宣傳抗日，他告訴鄉(xiāng)親們：“我們中國人不抵抗就只有白白等死，拿起槍，組織常備隊，保家衛(wèi)國，不當亡國奴！”

人們不相信，說：“赤手空拳，能打日本仔？”

羅汝澄告訴大家：“折斷一根筷子容易，折斷一把筷子，試試？沙頭角的常備隊是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如今一村有事，村村相幫，這就叫團結(jié)。”

鄉(xiāng)親們聽后紛紛響應：“把日本仔趕出中國！”

很快，西貢常備隊很快發(fā)展至近百人。

1943年春夏之間，常備隊整編為港九大隊西貢中隊，羅汝澄任首任隊長、指導員、教官。

他全力搞好軍民關系，當?shù)厝罕姲延螕絷牣斪髯约旱淖拥鼙瑒訂T了許多青年參加港九大隊，舍了命地幫游擊隊。

西貢中隊在羅汝澄的帶領下經(jīng)常攪得日軍不得安生，日軍對西貢中隊恨之入骨，為了找到中隊的下落，日軍經(jīng)常對當?shù)匕傩談佑每嵝蹋Ｍ麖乃麄兊目谥械弥稽c中隊的消息。

但面對日軍的酷刑，百姓常常只有一句話：大不了一個死！

羅汝澄每每想到這些老百姓，心里只有四個字：恩重如山。

他明白，游擊隊是老百姓的唯一希望。

日軍的圍困，使西貢人民的生活極其困難，為此，羅汝澄就派干部帶漁民去東江游擊區(qū)購買糧食運回西貢，幫助漁民渡過難關。

其實，游擊隊的生活也陷入困境，隊員們常常幾天吃不上一頓飯，不得不上山找田鼠、兔子、蛇，以及各種野草野果充饑。

可羅汝澄明白，眼前的戰(zhàn)士們就是拿起槍打日本鬼子的老百姓，沒有他們的支持，就不會有這是抗日隊伍。

羅家大屋

1944年春，羅汝澄調(diào)離西貢中隊，擔任沙頭角中隊隊長，他制定了嚴格的軍事訓練計劃，積極總結(jié)戰(zhàn)斗經(jīng)驗，使沙頭角中隊的戰(zhàn)斗水平不斷提高。

羅汝澄帶領沙頭角中隊進行了十多次戰(zhàn)斗。

這些戰(zhàn)斗，羅汝澄都根據(jù)自身特點制定游擊策略：突擊人員少而精干，行動靈活快速，目標定位準確，影響廣泛。被稱作“麻雀戰(zhàn)”。

整個港九地區(qū)的日軍，都被這樣的小小“麻雀”煩擾，他們神經(jīng)高度緊張，草木皆兵。

一日清晨，女游擊員陳佩雯外出執(zhí)行任務，經(jīng)過日偽憲查的碼頭崗哨時，遭到憲查搜查，她鎮(zhèn)定地打開提包，憲查從提包里翻出了《東江縱隊成立宣言》，頓時嚇得臉色發(fā)白，慌張地把《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塞進提包。

因為憲查不相信陳佩雯身邊只有一個人，以為前后左右都是游擊隊的“麻雀”。

可見，當時羅汝澄主導的“麻雀戰(zhàn)”影響有多大？

游擊隊戰(zhàn)士

五、最大的心愿是香港回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港九大隊各中隊相繼迫令港九地區(qū)的日軍投降，向他們出示朱德和東江縱隊的命令，收繳武器以及各類軍用物資。

日軍投降后，羅汝澄最大的心愿就是香港回歸。

港英政府在香港淪陷前期就跑了，如今日本投降了，現(xiàn)在香港怎么辦？誰來接收？

蔣介石在日本宣告投降當日便指示“保護現(xiàn)有態(tài)勢，對于香港等重要城市，務請?zhí)貏e在意”。

意思是，想趁熱打鐵收回香港。

但是，英國這時又跳出來了，當時新任首相艾德禮向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發(fā)了封電報，不接受中國政府總受降令的解釋，認為香港不應包括在中國的范圍內(nèi)。

最終美國站到了英國一邊，英國有了美國的撐腰，蔣介石不得不做出讓步。

1945年8月29日，英國海軍少將夏愨率軍艦及一營士兵匆匆趕到香港，接受日軍投降，試圖重新統(tǒng)治香港。

1945年9月30日，港九大隊元朗中隊的梁少達和沈木奉命看管流浮山海面的3艘偽軍投誠的船只，卻被英海軍扣查。

盡管他們再三表明是元朗中隊的戰(zhàn)士，出示英文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后，仍然被強行關押在香港水師樓，看管的英警還嘲笑他們?yōu)橛螕絷犢u命，他們憤怒地反抗說：“我們的中國，我們的香港，我們用命去搏！你沒有資格說話！”

經(jīng)游擊隊交涉十多天，他們才被釋放。

羅汝澄知道后，極少發(fā)火的他，突然拍案而起：“3年零8個月，他們在哪里？”

經(jīng)過談判，東江縱隊全部撤出香港，但可以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抗戰(zhàn)勝利后的香港

抗戰(zhàn)勝利后，羅汝澄留在了香港做地下工作。

1946年，內(nèi)戰(zhàn)爆發(fā)，組織決定派羅汝澄到廣東參加武裝斗爭。

當時他的妻子剛剛因難產(chǎn)過世，他自己也身患肺病，但他堅決服從組織安排，繼續(xù)革命。

解放戰(zhàn)爭期間，羅汝澄歷任東江第一支隊大隊長兼政委、粵贛湘邊縱隊主力團副團長等職，充分發(fā)揮了他的軍事才華。

1950年，羅汝澄轉(zhuǎn)業(yè)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廣寧、廣四縣長及縣委書記，江門市市長、市委書記，佛山市政協(xié)主席、市委第一書記、汕頭市市委書記等職。

1971年12月31日溘然長逝，享年50歲。

香港羅氏家族為抗日作出了重要貢獻，全家有11人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人稱“香港抗日第一家”，“港人愛國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