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寶安縣要遷縣城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1953年，寶安縣政府從南頭遷到了往東二十余公里外的深圳鎮，南頭就此結束了自1573年以來新安縣（寶安縣）政府駐地的歷史。其實，在民國時期，便有相關人士建議，搬遷縣城。其中，尤以1929年那次鬧得最大。

民國時期寶安縣轄區圖

1929年7月，廣東省派遣視察員黃炳蔚及一個姓丘的顧問到寶安縣進行查核，看是否有遷縣城的必要。

20年代的寶安縣

寶安縣，地處珠江口東岸，歷史上曾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軍事要地。 不過，當時的寶安縣對于上級而言，并不是一個好管之地。 清朝雍正年間開始實行的全國州縣“沖繁疲難”四字評判標準，新安縣得到的是“疲”和“難”。 疲，民貧賦重、丁少差多、軍多民少及吏風疲弱者； 難，風俗不純、犯罪事件多者。

100多年前的浪口村

當時的寶安縣總共分為七個區，第一區大致為現在的南頭半島一帶，第二區大致為現在的新安、西鄉一帶，三區大致為以深圳鎮為中心的福田、羅湖、布吉、鹽田等地，四區大致為現在的沙井、福永一帶，五區大致為現在的松崗、公明一帶，六區大致為現在的石巖、龍華、平湖一帶，七區大致為現在的大鵬新區。

從黃炳蔚調查的情況來看，當時寶安縣的七個區，發展極不平衡，而且各區之間的交通似乎不太友好。20年代開始，寶安縣就計劃要修建多條公路，但由于經費問題，許多公路的修建十分緩慢。

上世紀20年代寶安縣七個區大致轄區圖

底圖為1941年寶安縣地圖

一區是多平原，人口密度則適中。由于縣城在這里，所以治安比較好。但一區的經濟情況很不理想，縣城南頭城，居民不過2000余人，而且一半人口是赤貧階層，城內的大小商鋪只有三十多間。公立學校就兩所，一所初中，一所小學，就讀學生寥寥。

當時，南頭城內已經有不少空屋和殘垣，而城外的學宮、善堂，住滿了乞丐。按道理說，縣城所在應該有很多政府機關，實際上，南頭當時就只有縣公署（就是縣政府）、縣黨部、法院、沙田分局、商民協會、一區區事委員會，連郵局和招待所都沒有。自民國元年起，寶安（新安）斷斷續續有遷縣城的聲音出現。

深圳博物館里的新安縣城沙盤

二區的情形和一區差不多，但經濟稍好，特產是海鮮。四區人民以蠔谷為業，五區則專產米糧。四區和五區是當時全縣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納稅最多的地區。雖然這兩區有錢，但也是讓縣政府頭疼的地方。四五區由于鳳凰山和佛子坳的存在，加之兩區民風彪悍，土匪眾多，縣政府對四五兩區的控制感到吃力。

佛子坳和大茅山是四區、五區與一區、二區的屏障

六區和七區兩地屬于地理環境比較惡劣的那種。六區多山，人口也稀少，艱苦的環境讓不少人出海謀生。七區地處全縣之最東，多山嶺，背靠大山，南面則是大鵬半島，是全縣環境最為閉塞的地方。當時其他區的人要去大鵬，最便捷的方法是坐廣九線到新界大埔，再乘船到咸頭嶺登岸，步行二十多里到王母墟和大鵬城。七區是個天然險要之地，晚清之后，此處基本成為“三不管”地帶，此處也多海盜土匪。此處是全縣人口最少，卻是學校最多的地方。

山海的包圍使得大鵬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

相對而言，三區是全縣環境最為平均的一個區，處于全縣“橫坐標”的中點，連接東西，貫通南北。人口密度和一區差不多，出洋謀生的人也有不少。三區的政治、經濟中心是位于廣九鐵路旁的深圳墟，廣九鐵路在此設有深圳墟站。深圳墟約有三千多居民，兩百三十多間商鋪，四所小學，還有幾所私塾，繁華程度遠超南頭城。

1927年英國人拍攝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帶

此外，當時深圳墟亦是全縣的“交通中心”，周邊建設或規劃有大深公路、寶深公路、布龍公路、平龍公路、深羅公路等，可以直達全縣各區及香港、九龍等地。當時的深圳河可走大船，故深圳墟亦可通過河運直通大海。

1938年日軍劫掠深圳墟

深圳墟的行政機關甚至多于南頭，設有區黨部、軍警、郵電、關稅、防務、煙酒、禁煙等機關，區事委員會、商會等團體。可以說，深圳墟是全縣交通商業最繁華的地方。不過，三區一帶，就深圳墟繁華，出了深圳墟還是可以看到不少荒涼的景象。

三次會議

1929年3月9日，譚達侖就任寶安縣長。 不久之后，譚縣長便向省政府打申請，建議將縣城從南頭遷到深圳墟。 收到譚縣長的請示后，省里面秉承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精神，派遣黃炳蔚及丘顧問到寶安縣進行調查。

七月份，“省代表團”取道香港，前往南頭和深圳墟進行地情調查，并與寶安各屆代表與駐港寶安商會就遷城事宜舉辦三場討論會。

1930年南頭一帶地圖

七月四日，第一場討論會在南頭的縣事委員會召開，與會者有縣事委員會委員梁鼎銘（一區）、文鎬（四區）、麥饒蓀（五區）、趙振華（六區）、蕭硯農（七區），第一區區事委員會鄭芷囗（原文該字模糊）、鄭鴻謀、戚森庭，第一區十約鄉事委員會委員葉維立、葉維常，第一區南園鄉鄉事委員會委員吳欽桂，縣城九街鄉鄉事委員會委員葉蘭若，陳孔修，南頭商民協會分會蕭元甫，南頭三坊商會鄭澤甫，縣立中學校長黃鏞，以及當地鄉紳等二十余人。

會議上，除一區外的縣事委員，都支持遷城深圳的建議，不過對于遷城的細節，則各有不同。

民國深圳墟一帶地圖

文鎬認為，深圳墟以西的地方，官司多，賊也多，而深圳與一二四五區的交通并不是很方便，遷縣城是很有必要，但得先完成寶深（寶安-深圳）、寶太（寶安-太平墟）兩條公路的修路工作。麥饒蓀認為，遷縣城前必須要籌集好建設經費。趙振華認為，寶安縣修建公路與遷縣城同時進行。蕭硯農則認為先制定好遷城的方案，那么籌款遷城就容易很多。

梁鼎培則打太極，他認為一區的人民意見不一，他不敢代表一區進行決議，不過他個人是認同遷移的。不過，其他在場的一區代表，都反對搬遷。

民國時期寶安縣全圖

七月五日，第二場討論會在深圳墟召開，與會代表有寶安縣第三區黨部執委歐康、監委張勉卿，縣事委員會第三區委員張位三，第三區區事委員長張鴻仁，委員張弼垣、蔡苑文、張聲勢，深圳商會主席吳紹棠、秘書謝月橋，深圳商民協會常委張壽南等十人。

與會人員一致主張遷城深圳。歐康認為遷城的費用應該由縣政府掏錢，吳紹棠則建議遷城的費用由各區均攤，在沒開始征收費用前，深圳商民協會可以先墊款三千元（此建議估計其他區的代表聽了想罵人）。張勉卿則認為遷縣城茲事體大，應該先問問老百姓的意見。

1938年日寇所繪制地圖上的寶安縣一帶

七月六日，第三場討論會在駐港寶安商會召開，會議由商會主席周壽臣主持。與會代表有鄭曉嵐（一區），黃榮杰、馮橚章（二區），曾傳治、曾寶琦（四區），林云龍（六區），王少南、李業（七區）等。

周壽臣，港英時期第一位華人華人議政局成員，商界大佬

本次會議也沒有達成統一意見。四區的二曾及二區的馮橚章認為，本來南頭管四區五區就有困難，如果縣城再往東四十里，縣政府就更難控制這兩區，因此他們不贊成遷城。六區林云龍、二區黃榮杰、一區鄭曉嵐責認為這件事應該召集各區開會再來決定。七區的王少南、李業認為，遷縣城應該由政府在做詳細分析再做決定，不能單靠所謂的距離遠近來決定，如果遷縣城有利于全縣的發展，即使百姓反對，也應該進行。

兩派意見

開會的結果，自然是一派主張遷，一派主張不遷。黃炳蔚在寫給省里的報告也將兩派的意見列了出來。

主張遷城的一派認為，南頭地處南海岸，與除二區外的其他五區交通不便，而且整體經濟日漸衰落，不適合作為建設時期的縣城。選擇以深圳為縣城的優勢則三點：

一、深圳位于全縣中心，交通便利，便于控制全縣；

二、深圳靠近新界，便于對外交流；

三、此處商業發達，來此定居的人也越來越多，整體而言是利于發展的；

四、政府部門設置在深圳，各區與縣也方便聯系。

民國時寶安縣的“大動脈”——廣九鐵路

反對遷城的一派的的理由主要有八點：

一、南頭作為縣城有著三百多年的歷史，歷來就是廣州的第一重門戶；

二、深圳雖然位居全縣中點，但寶安全縣是西富東窮，西密東疏，相比較，南頭更符合全縣中心的位置；

三、如果寶深公路建好，交通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四、四五兩區相較之下民風彪悍，盜賊也多，以前就經常抗交錢糧，現在縣城接近他們還好辦，搬到深圳的話，那就更難以控制這兩個區了；

五、一二兩區全靠縣政府在，治安才好很多；

六、本來縣里就沒錢，遷縣城所需費用沒法籌集，如果靠攤派，那修公路的籌款肯定也會受影響；

七、深圳沒有可以作為縣公署的建筑；

八、深圳無險可守，如果有戰亂，深圳易攻難守，而南頭則是易守難攻。

實際上，日寇大亞灣登陸后很快就攻下南頭城

圖為游擊隊在南頭城內與日寇交戰

就在省代表準備寫報告上呈時，周壽臣和旅港的數十位商民表示，寶安縣城設在南頭是十分合適的，沒有必要遷移，希望政府趕緊下令別再折騰。

省代表的意見

總結完寶安縣各方意見后，黃炳蔚也寫了自己的意見。從他的分析來看，他似乎也是支持遷縣城的。不過，黃炳蔚也肯定了南頭作為縣城的一些優勢。

一開始，黃炳蔚先對南頭進行了一通分析：

南頭城依山臨海，扼守廣州至香港的航路。這里曾經是繁華之地，地理也十分險要。尤其是華南地區數經戰亂，但南頭城從來沒被貢獻過。南頭城的衰敗或與香港的繁華相關，一盛一衰，香港繁華了，自然而然南頭就衰落了。

1940年《鳥瞰珠江口》圖上的南頭城

要發展南頭，最關鍵的還是先建好公路，這樣南頭很多難題就迎刃而解。南頭要發揮平原面積相對叫大的優勢，不要強求各行業都發達，應該大力發展農業，這樣可以讓很多無業的百姓有事可做。

反對遷縣城的人認為南頭做縣城，方便控制四區五區，也可以保證一二區的治安。然而七區大鵬，亦多海盜，也離縣城太過遙遠，政府難以控制，所以遷城一派，也將便于控制大鵬作為理由。

黃炳蔚認為，能否肅清海盜土匪，必須將交通環境視作重要條件，由此來看，南頭作為縣城似乎不是問題。

對深圳發展帶來巨大影響的深圳站

接著，黃炳蔚分析了遷城深圳的優勢。他認為，遷城深圳，于省于國都有巨大好處。深圳的地理位置決定了這是個“兵家必爭之地”，是省防國防之要地。清末以降，內地戰亂頻繁，導致許多人遷居港英治下的新界，給新界帶去了大發展的機會。如果縣城設在深圳，可充分發揮深圳的交通優勢，發展經濟，那么避亂新界的百姓自然而然便會回來，政府還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將一些遷到新界的實業迎回寶安。這樣做，既有利于本地經濟的恢復，亦對省內的國際貿易產生重大影響。

上世紀20年代開始，深圳的賭業進入大發展，深圳墟及附近建造了不少新建筑；圖為1939年的深圳大飯店

黃炳蔚還寫道，深圳墟十分接近英界，加之深圳墟站和深圳站的存在，如果寶安縣政府諸多部門設在深圳墟，極大方便了寶安縣涉外事件的處理以及與省里的公事外來、全縣各行政機關的聯系。另外，等到各區公路修建完成以及新界收回，深圳的交通位置更為顯著，無論是縣內外的貿易往來，還是前往香港，到深圳乘坐廣九鐵路都是最好的選擇。因此，遷城深圳對寶安而言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深圳墟站，人稱深圳小站

@湯洪泰

不過，黃炳蔚最終還是打了一回太極拳。他表示，至于要不要遷縣城，如何籌集費用，如何處理遷城與修路的關系，都必須要統籌兼顧。

尾聲

估計是反對的聲音太多，大佬周壽臣也發話，而且寶安當時修路的錢都缺，更沒錢來搬縣城，最終，寶安縣城留在了南頭。1929年7月31日，到任不到5個月的譚達侖卸任，胡鈺接任縣長之職。

在當年11月的《寶安縣縣政計劃書》里，胡縣長說，譚前縣長的遷城計劃，并不是干蠢事，南頭城現在的問題是有的，不過，等到公路修成，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現在全縣的重心應該在修公路，發展經濟。在這之后，遷縣城的聲音便逐漸減弱。

上世紀70年代的深圳墟衛星圖

1949年10月16日，寶安縣城南頭解放；19日，深圳墟解放。1953年，寶安縣將縣城從南頭遷至深圳。

讓我們一起來談談深圳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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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呈省政府據視察員黃炳蔚呈復遵令會同省府丘顧問聯赴寶安縣查明該縣縣署是否有遷移深圳之必要并訪求各團體公意據實呈核轉請察核由（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