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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0時起,“通信行程卡”服務正式下線。自此之后,我們的行程,重新成了我們的隱私。
利用通信大數據,為手機用戶免費提供查詢服務的“通信大數據行程卡”,最初是對通過短信查詢行程的服務升級,只有手機用戶本人能夠查詢,且在查詢前必須親自授權。
但是,我們本不存在查詢自己行程的需求,只因疫情背景下必須“自證無害”:當別人強制要求回答行蹤軌跡時,我們因為口說無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以碼為證。
行程碼,本質上是一種通行證。很多出行,正因行程碼而無法成行。
從查詢行程碼到出示行程碼,名義上雖然全部自愿,實則純粹基于無奈。
明白了這一層,才能了然行程碼雖然號稱便民服務,實則疫情防控緊急狀態下,公民對于個人隱私與流動自由的特殊讓渡。
行程碼如此,健康碼、行程碼、場所碼等各種碼亦如是。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醫療健康、行蹤軌跡等信息,均屬敏感個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
因此,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形下,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敏感個人信息。
下半年以來,行程碼從取消星號標記,到查詢時間范圍從14天縮減為7天,再到正式下線服務,可見相關部門在處理公民行蹤軌跡敏感個人信息時,采取了基于比例原則下損害最小的謹慎態度。
只不過,下線行程碼,并非事情的結束。
《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規定,處理目的已實現、無法實現或者為實現處理目的不再必要,以及個人信息處理者停止提供產品或者服務,或者保存期限已屆滿等情形下,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主動刪除個人信息。
行程碼近三年來收集的全國16億手機用戶海量信息,將會被如何刪除處理,應該程序公開并經有權部門依法見證。
行程碼下線了,公眾自然要問:健康碼何時從我們的手機中“下崗”?
相比行程碼由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聯合三家運營商直接提供,健康碼一直沒有實現過真正的全國統一。
健康碼本是生于善意,卻在事實上曾被人濫用,隨意賦碼一度成為某些地方權力任性的典型表現。
健康碼本是為了便捷,卻在現實中給人徒增困擾,碼上信息越來越多,跟健康本意越走越遠。
出行不查健康碼是新十條的明確要求,但只要健康碼還在,某些機關大門就還在查。不僅查健康碼,還查48小時核酸證明。
行程碼下線后,各地健康碼何去何從,應該早日有個明確說法。
為了配合防疫,看見棉簽就張嘴、看見門衛就掃碼,已然成為習慣。
當生活回歸正常,緊急狀態下讓渡的公民權利應該歸還,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以及對個人行動的干預應該遵法。
因為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很多地方的公共服務部門,強力管控逐漸形成習慣,尊重權利反而日漸生疏,更像是管理者而非服務者。
是時候改變回來,讓權力重新縮至權力之后了。
行程碼下線,開了一個好頭,其他各種碼,都該及時跟上。
我們要健康,但不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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