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

值班大話君：劉芯瑩

1918年，張作霖任東三省巡閱使。此后，張作霖又兼任蒙疆經略使、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張作霖敵視俄國十月革命，向呼倫貝爾、滿洲里等邊境地區派遣軍隊嚴管出入境。

1920年3月，張作霖任命張奎武為呼倫貝爾鎮守使，丁超為海滿警備司令，加強了一度消失的邊境防務，嚴格盤查來往行人。還于1921年決定，不許華人越境回國，也不許無官方證件的人出境。以后又在滿洲里四周掘壕為界，以防止蘇俄“赤化”。此后，張作霖還曾從東三省抽調5個旅的兵力，組織臨時邊防軍，分駐滿洲里至綏芬河一線中俄邊境。從此，中俄邊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軍警密布，車站、旅店、飯館等處都設有許多密探。

因此，往來于中蘇之間的革命者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為了保證他們的安全，共產國際曾為建立秘密國際交通線作出了很大努力。1920年后，蘇俄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為了保證往來于中俄之間中國同志的安全，協調中俄邊境駐防的紅軍邊防部隊和保安部門做好接送工作。

1928年，由于特殊的對敵斗爭環境，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安排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這也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黨代表大會，代表們在極其復雜險惡的斗爭條件下完成了意義重大的歷史使命。

會議召開歷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帝國主義直接支持下的蔣介石，在國內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反革命政權。為了挽救革命，8月1日，在周恩來、賀龍等領導人的指揮下發動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選舉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9月初，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隨后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從此，走上了井岡山的武裝割據，中國革命進入了創建紅軍、開展土地革命戰爭的新局面。

1928年4月28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與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和南昌起義部分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正是在這樣的革命轉變關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主要是為了系統地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批判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明確新時期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而召開的。由于當時嚴峻的白色恐怖，在國內召開這樣的大會是有困難的，加之，這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會議和少共國際第五次會議，考慮到屆時中共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次會議，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因此，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大會在蘇聯首都莫斯科秘密召開。

兩條線路秘密處境

參加會議的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們的行走路線，主要是由上海乘船經大連到哈爾濱，或由北京乘火車經天津、沈陽到哈爾濱，然后再由哈爾濱通過中東鐵路走西線滿洲里或東線綏芬河出境赴蘇。

1928年春天，時任中共哈爾濱縣委書記的李紀淵接到了籌建接待站，秘密接送中共“六大”代表的使命。于是，他在安埠（道理）區外國四道街14號(紅專街)共青團員阮節庵、沈允慈夫婦家中，設立了秘密接待站，負責接送“六大”代表工作。當時阮節庵在哈爾濱廣播電臺工作，他的妻子沈光慈是電話局的打字員，他們都有公開身份，便于掩護。

此外，中共中央還派了當時在中央婦委工作的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帶著小女兒瞿獨伊到哈爾濱，協助哈爾濱縣委完成接送任務。

位于哈爾濱道里區紅專街中共“六大”秘密接待站

從4月初開始，關內的“六大”代表陸續來到哈爾濱，他們到哈爾濱后便按著接頭地址來到安埠區中國大街（中央大街）的一個故衣店鋪內，一個是姓白的朝鮮同志，他原在上海作翻譯工作，這次黨組織派他來做交通站的工作，都稱他小白，小白以店員身份作掩護，隨時與來哈的代表接關系。暗號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幾根一齊折斷”。關系接上后，再由李紀淵通知楊之華。最后由楊之華或阮節庵夫婦安排食宿。單個來的男代表，基本都由楊之華帶著女兒一起住，對外就說是“夫妻”，當時楊之華的女兒只有7歲，但很懂事，楊之華教她，如有人問就說是“爸爸”。小獨伊很乖口口聲聲稱一起住的男代表為爸爸。當完成接待任務后，小獨伊曾奇怪問楊之華:“媽媽，我怎么這么多爸爸?”楊之華無法回答孩子。有時幾個代表們云集到一天來時，就另做特別安排，住在其他同志家里或入住旅館。有女代表的，就把男同志安排一起住，沒有女代表時，就由哈爾濱黨組織另安排女同志掩護。代表一般只在哈爾濱住一兩天，接待站人員為他們更換成北方人的裝扮便護送出境。

負責哈爾濱接待站的阮節庵、沈光慈夫婦

去蘇聯的線路有兩條，分別是中東鐵路西線滿洲里和東線綏芬河。大部分安排走滿洲里線路，一小部分安排走綏芬河。走滿洲里線的，臨行前，由接待站交給每個代表一個過境的號碼牌，到了滿洲里后；在車站就會看見有兩輛馬車在那里等候，馬車的前面掛著個車燈，一個車上為67號，另一個為69號。代表手里的號碼牌和車燈上的號碼對上時，把號碼交給蘇聯馬車夫，不必說話就可上車。然后馬車夫揚鞭催馬，馬車很快越過邊境。蘇聯邊境那邊也設立了接待站，負責安排換乘去莫斯科的火車。走綏芬河線的，由哈爾濱乘火車去綏芬河后，通過一個蘇聯鐵路工人接頭，被安排在他家食宿，到了晚上，由這個蘇聯人帶路過境，需要爬山涉水，走很長一段路才能過去，晚上起程，第二天早晨才能到達蘇聯境內。先乘火車去海參崴，再由海參崴換乘去莫斯科的火車。那時由海參崴到莫斯科要走20多天。所以哈爾濱接待站盡量不安排這條線路，但有時代表太多，就不得不分散出發了。

會議在莫斯科秘密召開

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近郊納羅法明斯克區茲維羅尼果得鎮五一村的塞列布若耶別墅，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

中共“六大” 在莫斯科的會址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共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海楊、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中共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緖，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但這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

中共六大會議結束后

中共六大會議結束以后，中共中央又在哈爾濱設立了接待站，秘密護送參會代表回國。李立三、向忠發、龔飲冰和蘇美一四人第一批回國，向忠發、龔飲冰和蘇美一四人第一批回國，他們途經滿洲里，回到哈爾濱，并指派蘇美一做哈爾濱聯絡站的負責工作。但此人膽小，第一次去聯絡站時，由于心慌，錯敲了別人家的門，門未打開，他覺得不對，以為接待站被破壞，于是便離職逃走了。聯絡站只剩小白和一個姓傅的同志負責工作。

其他代表，一部分留在蘇聯學習或工作，一部分采取分散回國的辦法，有從滿洲里入境的，也有從綏芬河人境的。周恩來在中共六大結束以后又參加了7月17日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后來，周恩來從綏芬河回國，一同回來的還有羅章龍、王德三。由于晝伏夜行，又逢大雨，衣服和捆在腰里的文件都淋濕了。路經哈爾濱時，他們決定暫住幾天，進行休整和晾干文件。當時，周恩來住在天津南開學校同學吳玉如家里。羅章龍則被安排住在第三中學圖畫教師韓樂然的宿舍里。王德三是云南人，與楚圖南是同鄉，便投宿楚圖南家。幾天后，他們一同去了上海。

哈爾濱秘密接待站先后精心安排40多位代表安全赴蘇和回返接待，為確保中共六大順利召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