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成為國家都城的序幕，從這里拉開

北京建都始于金完顏亮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由此肇始，北京拉開了成為全國性都城的序幕。這是北京在城市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

因為，從這時開始，北京才成為真正的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4月21日北京即將迎來建都870周年紀念。

從“薊”到金中都的歷史演進

北京最早的原始聚落叫“薊”。而之所以稱“薊”，又是因為它是依傍于薊丘發展起來的。

據已故歷史地理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人稱“北京通”的侯仁之先生論證，這個“薊丘”就在今天廣安門外的白云觀一帶。因其地勢相對較高，其上長有薊草，故而得名“薊丘”。北京早期的聚落“薊”，就是仰仗著這個薊丘和附近蓮花池水系而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

從地理形勢而言，“薊”的所在又是華北大平原的北端，“左環滄海，右擁太行”，“薊”正處在華北平原與東北、內蒙古南北往來交通的樞紐位置之上。其作用有如華北平原北部的一個門戶。所以，當“薊”成為邦國中心之后，自秦統一六國之后，一直到成為隋唐的幽州之后，每當漢族統治勢力強大，內足以壓制地方勢力的紛爭，外足以擴張、開拓疆土的時候，就一定會以“薊”為經略東北的基地。反之，每當漢族統治者勢力衰微，東北游牧部族也常常會乘機內侵，此時的薊城又會成為漢族統治者防御的軍事重鎮。

自然，這其間也會出現一些比較平和安定的局面。每及于此，薊城又會很快地發展起來，成為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經濟中心，并成為漢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物資、文化交流的良好場所。

漢司馬遷曾在他的《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寫道：“夫燕（薊）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有魚鹽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這寥寥數語，已經把薊城在民族經濟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說得很清楚了。

公元10世紀，原居于現今遼寧西北部西遼河上游西喇木倫河（當時叫潢水）流域的游牧民族一一契丹族的勢力日益壯大，并于公元916年在臨潢（今內蒙巴林左旗）稱帝，正式建立契丹政權。當它在南下吞并了“燕云十六州”之后，便正式稱國“遼”。

遼在當時設有五京：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并在唐幽州建立陪都，即南京，又稱燕京。其最鮮明的標志性建筑，就是曾立于南京城內，而今尚存的天寧寺塔。

公元12世紀初，興起于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日益強盛了起來，并于公元1115年正式建國，國號“金”，建都于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而且很快將勢力擴展至淮水（河）沿岸。于是金朝統治者便決定將首都從東北會寧府遷至燕京，并改稱中都。從此，北京作為我國封建王朝統治中心的歷史，便由此開始了。

金海陵王完顏亮何以要遷都燕京

當金朝統治的勢力已向南擴展到了淮河和陜西潼關的大散關一線，華北大平原也就轉入了相對穩定的狀態。而原先設于會寧府的上京，雖是女真族的發源之地，但顯然已難以滿足龐大帝國的需求。而燕京作為遼國陪都的所在，也已具備了建立封建國都的條件。何況，燕京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遷都勢在必行。

金中都復原圖

其實，早在金熙宗時期（公元1136～1148年），吸收先進的漢文化，改革女真族落后舊俗的政治革新工作，早已在悄然進行。而海陵王完顏亮不僅早就是一位漢文化的向往者、推進者，而且一直仰慕中原先進的物質文明和漢族文化，且還一直懷著南下一統天下的勃勃雄心。不僅如此，他是以庶長通過謀弒取得帝位的。因之，宗室中對他多心懷不滿。這也就更促使他下定決心，通過遷都以擺脫守舊貴族勢力的層層阻擾。

當然，金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人亦在主張遷都。《元一統志》載，“上書者咸言上京臨潢府僻在一隅，官艱于漕運，民艱于赴愬，不如都燕以應天地之中”。甚至還有人進言：“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世之基，陛下應修燕京，時復巡幸。”

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完顏亮在頒布的《議遷都燕京詔》中這樣說：“昨因綏撫南服，分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寧，法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權從。”而在行臺既撤之后“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于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頓于轉輸，使命苦于驛頓；未可時巡于四表，莫始于經營于兩都。眷惟全燕，實為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尸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隨即下令遷都。

金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正式遷都燕京，完顏亮率文武百官抵燕，并改名中都；改析津府為大興府、改汴京為南京開封府、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大定府。這樣，連同原有的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稱五京。

位于豐臺區鳳凰嘴的金中都城墻遺址

修建完成的中都城，城內城宏偉，“延亙阡陌，上切霄漢，雖漢阿房、建章，不過如是”；皇城內外，苑囿密布，市面繁榮，士民輻輳；城外四周也修建整齊。當時的金人還有記：“入城，道旁無居民，城壕外土岸高厚，夾道植柳甚整，行約五里，經端禮門外，方至南門；過城壕，上大石橋，入第一樓，七間，無名。旁有二亭，兩旁青粉高屏，墻甚高……”看來，建成后的中都城，還是一座環境優美、街市繁華的都城。

1990年，金中都水關遺址發掘現場。金中都水關的發現，可以基本復原歷史上金中都城內一條重要水系的發源、流經方向和位置。證實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

趙福生為前來考察的專家學者們介紹水關遺址出土情況考察。圖中從左至右為單士元、羅哲文、于杰、侯仁之、趙福生、王金魯、孔繁峙、蘇天鈞、陳旭。

不僅如此，為了斷絕女真上層貴族復辟的念頭，還于貞元四年（公元1156年）盡毀上京宮殿、宅第，乃至將原在上京的王陵，悉數遷至中都城郊外，安葬在大房山云峰嶺下。

金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不僅標志著金朝歷史開啟了新的一頁，就是在北京的城市發展史上，也是一個有著重大意義的新紀元。

金中都城在北京城市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發展史上，曾先后出現過幾個歷史悠久，且非常重要的都城。如陜西關中平原的西安，地處華北平原的北京。

西安是從先秦一直到唐代的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歷時數千年；北京則是從元代一直到現代的全國政治、文化中心，歷時數百余年，且少有變更。而金中都城正是從西安轉移到北京來的過渡性都城。它既開辟了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先河，也奠定了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基礎。不僅如此，金以燕京為都，將中原漢族都城的規劃建設、營國制度引進了地處華北平原北端的幽燕之地。且在金中都城的規劃建設中“制度如汴”，即是以宋朝汴梁城為則，在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改造而成。建成后的中都城包括外廓城、皇城和宮城，即遼南京城的方形“子母式”城格局，即皇城套于外廓城的西南隅，改建成“三套方城”的格局，皇城套于外廓城中央略偏西南，由東、南、北面形成套式，西面則是皇城和外廓城的共城墻。城內的總體布局，乃至宮闕制度都法自汴京開封。

宋朝的汴京，又法自漢、唐，金中都則法自漢、唐和汴京。在宮門作畫施彩等裝飾上，更是直接仿自汴京。在都城內外則營建的中央官署（如內閣六部、尚書省、會同館等）、內省（皇帝的近侍官署）、宗廟、祖陵、學府、寺院、苑囿、園林等均仿自汴京。

金中都城的規劃布局和建筑設計，還為元、明都城規劃布局、建筑設計開創了先例，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而內地的漢式營建程式，又通過金滅北宋后捕獲的大批能工巧匠，將漢文化傳到了北方。而中都城的東、西、南、北城門，各以施仁、彰儀、端禮、崇智命名，寓有崇尚仁、義、理、智之意，正是漢文化在這里的具體體現。

金中都皇城宮城復原圖（引自《金中都》）

不僅如此，金中都在修建過程中，雖征調了大量的兵民服役，但承擔設計的匠師亦多為北宋的人，且在建筑過程中甚至還直接拆取汴京宮殿的門窗，連汴京城內原徽宗作假山的艮岳石也被拆下運抵中都點綴御苑。

修筑完成之后的中都城，官殿弘偉壯麗，“延亙阡陌，上切霄漢，雖漢阿房、建章，不過如是”。皇城內外更是苑囿密布，市面繁榮，“士民輻輳”。

金中都水關遺址柏木樁

金中都水關遺址現狀

在治國制度上，金朝在遷都燕京之前就已作了多項改革。遷都之后則更在禮樂、儀衛、職官、文化教育等方面都進行了一系列強化改革的措施，全面采用中原的傳統禮樂、儀衛制度，“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在官職設置上，則大量采用唐、宋制度而略有調整，中央政府置“三師”“三公”“三省”，獨置尚書而罷“中書”“門下”。兩省以下的院、臺、府、司、局、署、所等，大多參照唐、宋時的設置，“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雖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元世守而不敢變焉”。在文化教育方面，如設進士、律、經童、制舉、武舉、試學士院官、司天醫學等科，“皆因遼、宋制”。在政治、經濟、生活習俗、衣冠等，亦大量同中原傳統制度保持一致的改革……

金中都遺址出土的銅坐龍（復制品）

位于北京二環西南角的金中都公園 CFP供圖

總之，自金遷都燕京，建成中都城之后，北京便成為一代王朝的正式帝都。它不僅在北京城的發展史上開啟了成為中國淮水、秦嶺以北，半個中國都城的先河，成為北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亦為元、明、清三代，多民族大一統的王朝定鼎于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文字 | 朱祖希（作者系中國文物學會特聘專家，原北京地理學會副理事長、教授。本文由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辦公室推薦。）

圖片| 趙福生、黃加佳

編輯| 張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