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寬又一新譯：《偉大的發明》譯者序跋

【編者按】何道寬教授又一本媒介環境學的新譯著應已在出版過程中。用本書英文書名搜谷歌和亞馬遜，并無結果。用作者名搜維基百科，在其著作列表下見到意大利文的書名，可見英文版可能還未出版。此書的洞見契合當前以語言為載體的人工智能的大放光彩，也必會給相關研究帶來新鮮養分。現蒙何老師同意，將這篇長譯序提前與大家分享。

中譯者序

莊子曰：“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本書作者貝南蒂說：“有了語言，我們人就有了一個社會性場所，其他生物沒有這樣的場所。和其他動物相比，我們的天賦比如體力、速度、直覺有局限，但因為有了語言，我們爬上了食物金字塔頂端，我們能支配其他物種。”

一、 國際合作的典范之作

《偉大的發明：從洞穴畫到人工智能時代的語言技術》中譯本是中意加三國學者親密合作的產物。作者保羅·貝南蒂（Paolo Benanti）是意大利人，攻技術倫理、生物倫理、神經倫理、道德神學、人工智能，著作頗豐，且很前衛。

英譯者德里克·徳克霍夫是加拿大人、麥克盧漢思想圈子的核心人物，在多倫多大學退休后轉戰意大利幾所高校。多謝他牽線搭橋，促成中意兩家出版社快速完成版權交割，促成了中意加三國學者的友誼、互信和親密合作。

中譯者何道寬與貝南蒂和德克霍夫深入交流，很快達成共識，推陳出新，進一步揭示人類語言這一偉大發明的方方面面。

貝南蒂教授和德克霍夫教授特意為中譯本寫序，這兩篇序文是入門的向導。

一如既往，我用中譯者序介紹《偉大的發明》的亮點，同時表達我對他們的敬意和評論。這三篇序文互相發明，既有交流、又各有堅持。但無論臧否，我們都是為了擦出火花、深省細察、有利讀者。

二、如切如磋，互相發明

在中譯本序里，貝南蒂用詩人和哲人的眼光看語言：“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我認為，技術不是敵對的入侵者。相反說實在的，語言本身歸根到底是技術。更準確地說，語言是交流的技術。就這樣，靠分析語言，將其視為符號互動的工具，我們想要的是克服通常有人主張的精神與技術的對立關系。”

他接著說：“能將這些就語言進行的反思奉獻給中國讀者，令我感到不勝榮幸。語言是把人們團結起來的工具，同時又使我們非常隔閡，甚至使我們敵對。在本書里，我反思人何以為人、人之為人意味著什么、連最隱形的精神也能交流又意味著什么。我希望，在促成深厚的友誼，促進文化社群豐富多彩的交流中，我的反思能略盡綿力。”

德克霍夫中譯本序開篇即肯定貝南蒂的戰略眼光：“貝南蒂讓我們睜眼看語言，將語言視為技術，深入探討這一發明對人類的一切影響。”

他高度評價貝南蒂的書，指出：“《偉大的發明》極具深厚的人文關懷，它不是既有知識的小結，只說語言及其在人類命運中的角色；而是我們在理解未來全球范圍的認識論危機中邁出的第一步；唯有拷問該書提出的問題，我們才能克服這一認識論危機。”

他贊許貝南蒂對語言人文精神的強調：“回頭看保羅·貝南蒂有力的洞見：語言使我們‘擁有’一個世界，不同的語言不僅生成不同的世界，而且每一種語言的新發現都促使人‘擁有一個新世界’”。

他肯定貝南蒂在本書結尾時的重要補充：“作為信息機器的計算機可以高效地計算信息，但解碼其意義的任務、傳授想象力的任務則由人承擔，機器是不能承擔這一任務的。”

評述中國人的“自我”觀念時，德克霍夫發表了這樣的洞見：“中國人不僅覺得自己與環境整合——無論這環境是自然環境、工業環境、都市環境或鄉間環境，而且這樣的整合與所有人共享。這樣的整合構成地點、時間和人的認知關系。”

他肯定儒家的“時代精神”與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承繼關系：“儒家的‘時代精神’可以這樣來解讀：它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里得到延續，它還可以解釋共產主義何以在中國持續不斷地成功，而不是在歐洲或俄國成功。”

他把儒家強調安全與和諧的思想與近年中國打擊資本的無序擴張聯系起來看：“和儒家思想一致，國家的角色是確保安全與和諧，安全與和諧重于財經方面的考慮。最近中國政府的做法證明了這一點：不惜冒國民經濟下滑的風險，也要打擊大企業、房地產越界的過分投機行為。”

然而，在評述西方哲人的語言思想史時，德克霍夫卻有偏頗：“說話和書寫一直是人類關注的焦點，從亞里士多德到喬瓦尼·維科，再到馬歇爾·麥克盧漢，從沃爾特·翁、雅克·德里達再到費迪南德·德·索緒爾。然而，這些杰出的思想家并不考慮語言本身的特性，只是考慮口語傳統和文字傳統的區分。”

針對德克霍夫先生這一判斷，我作了一些補充，詳見本序文第五部分“技藝和技術的區分”。

三、 語言是技術

語言是技術，是人類發明的第一種偉大的技術。這個觀點并不新鮮，早已成為許多學者的共識。

以麥克盧漢為代表的傳播學媒介環境學派和中國的莊子一樣主張“萬物皆媒”。這個學派的首要特征是“泛媒介論”“泛技術論”。和人類學家一樣，他們認為，凡是經過人類干預的有別于自然的一切都是技術、環境、文化、媒介，這四個詞是近義詞，甚至是等值詞。

“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保羅·萊文森甚至走得更遠，在他的博士論文《人類進程的回放》（鄔建中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和以后的《軟利器》（何道寬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里，他甚至提出“前技術”（pre-culture）的概念，認為人類之前的生物體與環境互動時，已經生成有別于自然的“前技術”。這個觀點的貢獻是：為語言乃第一種技術的判斷進行鋪墊。

麥克盧漢學派的其他學者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們有：尼爾·波斯曼、德里克·德克霍夫、沃爾特·翁、伊麗莎白·愛森斯坦。他們的代表作已有中譯本問世。

發源于北美的媒介環境學派傳至歐洲，激起漣漪，本譯叢納入的意大利學者的著作就是歐洲回應的杰出代表，它們有：《數據時代》《被數字分裂的自我》和《偉大的發明》。

茲摘錄本書幾句論述，借以證明作者對“語言乃技術”這一命題所做的相當全面的考證：

語言技術制品即語言是一種發明。語言這一發明使我們能傳播難以交流的東西；語言成為印刷詞時就成了發現之發現。

語言是一種技術形式、語言制品，是人類管理復雜社會關系的解決辦法，我們建構的社會關系是我們共存的基礎。

語言如此自然，以至被視為自然而然的事物，卻為何是人類獨有的稟賦？本書意在試圖理解人的語言工具。我們提議的視角始于當代神經科學和語言學最有趣的一些觀察：語言應該被視為技術制品的一種特殊形式。

語言是一種技術形式、語言制品，是人類管理復雜社會關系的解決辦法，我們建構的社會關系是我們共存的基礎。

語言本質上是通信技術。這就是意味著粗略地說，語言必須與人類發明的其他通信技術一道歸類，比如書籍、復印機、電話機、電子游戲和臉書。

語言不能被理解為通用技術。我們根本就沒有——也絕不會相信，我們這個物種會擁有這樣的技術能力。倘若語言真是通用技術，我們就絕不需要發明任何其他東西了。

語言本身也是橋梁，連接兩位個體。有了語言，我們可以讓他人“看見”我們身上私密和難以感知的東西。有了語言制品，我們不但讓他人接觸我們的內心世界，而且我們人類還生成了社會秩序。

四、貝南蒂論語言技術的特殊用語

關于“語言乃技術”的判斷，本書作者大量使用自創的特殊用語，讀者不一定習慣，每遇困難，請參考我們為中譯本整理的“英漢術語對照表”。容我在這篇序文里擇要列舉，以引起讀者注意。

與人工制品（artifact）搭配的有：computable linguistic artifact（可計算語言制品）、computed linguistic artifact（計算語言制品）、language artifact/ linguistic artifact（語言制品）、linguistic technological artifact（語言技術制品）、printed linguistic artifact（印刷語言制品）

其他派生的用語有：language organ/linguistic organ、（語言器官）、collateral language（附帶語言）、constituent principles of language（語言構造原理）、infra-language（基礎語言）、supra-language（超語言）、linguistic technology/ language technology（語言技術）。

五、技藝和技術的區分

貝南蒂嚴格區分技藝（technique）和技術（technology），中國讀者不習慣，容我先歸納，后細說。

簡言之，技藝是“器”，是具象的、實體的；技術是“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學的。從人類發展歷程看，先有技藝（即具體的技術），到了近代才有抽象的哲學觀念“技術”。

用他的話說：技藝和技術密切相關，技術可以定義為“技藝的總和，在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一個群體踐行這些技藝，以解決其物質需要；所有的文化人類學家和少數的社會學家把技藝的總和稱為技術”。

他認為，理解技藝有四種方式、四種視野。貝南蒂將前人的視野歸納為經典的視野、目的論視野（從遠古直到工業革命）；批判理論視野；然后加上自己從技術哲學演繹出來的經驗轉移視野。他還說：

技術不能與技藝混淆：技術是很多技藝知識的研究與合理化。通過技術，科學知識成為生產要素。

至于本書的研究，我們想要凸顯技藝與技術即人工制品的世界，我們強調：技藝與技術是完成理解人性的關鍵領域，技藝與技術使我們能研究人性、更好地理解人性的特征。

如果說工業革命之前還可以說技術制品就是技藝，那么，如今技術所指的則是另一回事了，技術是超越技藝的東西。

貝南蒂對技術的批判，繼承了芒福德、艾呂爾、波斯曼、愛森斯坦的立場，容我做一簡單介紹。

美國學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拒絕技術使人類徹底改變的觀點，認為技術不能影響人類這個物種。他認為，制造工具并非人類得天獨厚的本領，直到語言符號、審美設計和社會知識的傳播出現以后，情況才為之一變；人之所以獨步天下，那不是因為人能夠制造工具、從事生產、進行勞動，而是因為人有語言的能力、有藝術的能力并善于游戲；有機體和生命的力量取代了人為的和機械的力量。他提倡技術有機論，反對技術機械論。芒福德的技術倫理觀是：技術就像失控的火車頭，我們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重新掌握技術，跳進駕駛室去駕馭火車頭。

在《宣傳》和《技術社會》里，法國學者艾呂爾（Jacques Ellul））痛斥技術至上的觀點，認為技術至上使社會失去人性、破壞了人反躬的自省和人生的質量；他反對用技術取代批判性的道德話語，反對把道德話語驅逐出公共政策。

媒介環境學派的祖師之一波斯曼（Neil Postman）和艾呂爾持相同的觀點：技術話語的自主性使它能夠自己滋養自己，這就強化了技術官僚自作主張的決策過程。在《技術壟斷》里，他死死地盯著技術的陰暗面，以免技術對文化造成傷害，認為技術壟斷就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揭示唯科學主義和信息失控的現實危險。國內一些頂尖的學者特別欣賞他的科學哲學和社會批評的犀利鋒芒，北大哲學教授劉華杰、清華科技史教授劉兵、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教授江曉原、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學教授蔣原倫密集撰文評論，其基調近乎頌揚、其肯定近乎超常。

麥克盧漢弟子沃爾特·翁（Walter Ong）有一部名著《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其副標題就點名：口頭語言、語詞和文字都是技術。

《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sabethEisenstein）近二十年磨一劍的巨著，研究印刷術掀起的傳播革命，不囿于技術革命，是一部富有創新意義的“革命”之作。

六、 各章提要

第一章“關于技術的思考”講什么是語言技術制品：從哲理上看，語言應該被理解為技術制品和技術。

第二章論“語言乃技術”比較空靈的一面，利用神經科學和語言學的最新成果。

第三章從意義、神話、意識等角度解碼語言這個世界。

第四章“書籍革命”講語言演化的重要階段：文字、印刷術、電子技術，斷言：現代性的誕生和語言技術的變革（印刷術）糾纏在一起，現代性和語言演化齊頭并進。

第五章“計算語詞”分析今天的語言轉向：語言成了一種計算語言制品。

以下是作者勾勒本書要義的幾段話：

我們提議從兩個視角去研究語言。起初，我們將語言的誕生視為技術（第一章）。語言制品的實現固然要歸因于人類獨特的認知條件，卻不是單純自發的現象；只有將其視為人類社群里開發的技術制品，我們才能理解語言。為了尋找什么條件使我們能理解這一傳播技術的誕生和功能，我們求助于神經科學、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第二章）。在第三章里我們看見。我們棲居的世界只不過是一種語言構造，這一構造始于現實、解讀現實，并使之可以交流。

第二種視角見于第四章，我們用這一視角描繪印刷術和印制品的到來所引起的變化，加工知識、理解現實和創造已知世界的方式都隨之一變。為了完成這樣的深入研究，我們用上了歷史、科學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語言制品始于聽覺發送，從手稿和印制品的過渡使我們能感覺到，這一急劇的變革如何準確地預示那個漫長時期的到來，愛森斯坦將其定義為 “永恒的文藝復興”（permanent Renaissance）。

在最后這一章里，我們想要在一場新的偉大變革的前沿相會，這一偉大變革將在此觸動語言制品。語言不再只是口語，不再只是口語詞，而是成了一種計算結構（computed structure）。這一變革的結果尚不清楚，亦不穩定。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這一章里利用我們迄今所用的那些工具。我們將陪伴讀者，用比較深入的研究穿越這場變革里的那些褶皺層；用娓娓道來和論辯相結合的方式，我們嘗試解釋正在展開的變革。選擇計算屬性（computed）一詞的目的是聚焦于我們正在經歷的變革，探索其意義，以便在這場革命帶來的變革中航行。

我們正在見證新挑戰的出現：開始把人構想為信息動物，與其他動物一道插入信息域，這是一；對一個新社會即信息社會承擔責任，而這個社會太快，人難以養成理解社會的扎實的觀念、倫理和文化根基，難以理解、管理這個社會，難以使之瞄準共同利益和發展的方向前進。許多學者覺得難以認可一個單一意義的、無可爭辯的出發點，其原因就在這里。實際上，在信息論里，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信息”一詞的許多意義，卻難以找到單一的信息概念，我們今天許多引用信息一詞的領域都難以找到令人滿意的解釋。

應當承認，從概念的角度看，信息概念的分析仍然處在令人沮喪的階段，意見分歧主導，概念表述不穩定，各自理論框架里的語境問題五花八門。

多方面的、極為有趣的辯論展開，辯題是機器創新力的有效性、真藝術家的身份和審美結果的品質。哲學家、計算機科學家、藝術史家、學者和藝術家面對一些根本的問題：何為創新？何為藝術？誰是創作者、誰是觀者？機器能創新嗎？抑或是說創新力只能是人的特征呢？人工智能系統的生成過程夠資格叫做創新的和原創性的嗎？我們如何評判人工智能介入藝術作品？我們能把區分數以百萬計“作品”的算法稱為“審美的”嗎？

何道寬

于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

2022年2月25日

本書原作者保羅·貝南蒂（網絡）

中譯者后記

本譯叢首席顧問德里克·德克霍夫教授自由穿梭于歐美學界，他獨具只眼，已經為我們物色了三位意大利學者的三本好書：保羅·貝南蒂的《偉大的發明》，伊沃·夸蒂羅利的（Ivo Quartiroli）《被數字分裂的自我》和科西莫·亞卡托（Cosimo Accoto）的《數據時代》。他還特意為這三本書撰寫中譯本序，為中國讀者盡心盡力。

《偉大的發明》深刻、前衛、哲理性強；獨特的術語紛繁復雜卻沒有索引。為幫助讀者掃清障礙，我們編輯了“英漢術語對照表”，請讀者充分利用。

其他兩種不得不做的編輯工作是：（1）注釋冗長有余的條目適當瘦身，（2）對德克霍夫中譯本序里有“過度離題發揮”之嫌的文字有所刪節。

何道寬

于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深圳大學傳媒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

2022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