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不動產登記：走出房地產“刮骨療毒”的第一步？

老讀者都知道，我賣房產稅的“藥方”至少賣了六年了，從2017年這篇文章起，房地產的問題我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上周這篇文章《中美兩國，都到了比拼內力的最后關頭》我又提了一遍，說得很明確了：

從發展的角度來講，高房價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活力，對產業升級造成了相當負面的影響。

從個體的角度來講，更讓年輕人對未來迷茫、對前途悲觀，在城市中連穩定的容身之所都沒有，如何建立大共同體意識，如何建立集體情懷。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各地的土地財政、地方債已經深深綁定地方經濟，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的金融風險。

終于，昨天看到了政策落地：要全面實行不動產統一登記。這可以看作是未來征收房產稅的先決條件。但注意我的表述，有了先決條件，也不意味著就要征收房產稅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不動產登記的范圍遠遠遠遠超過房產，大家仔細看新聞：

自然資源部部長王廣華4月25日在全國自然資源和不動產確權登記工作會議上宣布，我國全面實現不動產統一登記。這意味著經過十年努力，從分散到統一，從城市房屋到農村宅基地，從不動產到自然資源，覆蓋所有國土空間，涵蓋所有不動產物權的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全面建立。

這是自然資源部牽頭的，包含了農村宅基地、耕地、林地、草地、海域使用權等等，這次公布的內容包含的范圍太大了，相當于是一次全面的“摸家底”，不然沒理由等到2023年。昨天同期的一個新聞：

統一的住房登記，早在2018年的時候國家就宣布“進入全面運行階段”，我猜測肯定早就把數據庫統一遷移到國家那里，為房產稅做準備了， 但很可能因為疫情擱置了幾年，經濟又比較“脆弱敏感”，所以保守處理了。

因此，我個人判斷，這次全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不見得就算房產稅的前奏。雖然我一直賣房產稅的“藥方”，但我覺得現在經濟形勢之下，太激進的猛藥也不一定會有好結果，反而適得其反了。不是我不呼吁了，而是告訴大家近期別做太樂觀的期待了。

高調宣布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很可能跟另一個方向有關：山川湖泊等自然資源證券化，把廣大國土當成資本的“蓄水池”。或者說被粗淺理解為“資本下鄉”，這個倒是符合當前經濟形勢一個順理成章的決策。

不過我不是賣“資本下鄉”這個藥方的，這個具體內容大家可以看一看溫鐵軍老師的內容，他老人家講解的面面俱到非常詳細。我還是要賣我房產稅的藥方，既然這次大家都開誠布公地熱烈討論了全國不動產登記，不如再為房產稅加一把火。

從技術上來講，房地產信息全國統一登記老早就不是問題了。我國身份證全國聯網是在2003年，整整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就算到2018年開始數據全國聯網“進入全面運行階段”，其實也挺晚的了。要說房產信息因為“技術問題”沒辦法全國聯網，就是一個托詞。那么是誰從中“托詞”呢？比如吧，萬一發現了某某科長全國幾十套房，萬一發現了某某國企老總有小區幾棟樓，有礙觀瞻不是？

這就相當于封建王朝清丈土地。朝廷要想保證稅收，明晰的土地信息是關鍵。然而是誰想方設法阻礙清丈土地呢？當然是各地士紳大地主階級了。

著名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本來計劃有第二部的，第二部講的是張居正改革。而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的先決條件，就是清丈土地。

所以在歷史上，隆慶三年，“大明朝第一利劍”海瑞海剛峰升調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開始“一條鞭法”的試點工程。這個應天巡撫可了不得，轄區包括現在的上海、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嘉興、松江、鎮江等廣大區域，是經濟最發達最富庶的地區，也是地主階級實力最強的地區。

海瑞在這里最大的敵人，就是這里最大的地主——徐閣老徐家。后來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海瑞逼徐閣老的兒子退掉了霸占來的土地 ，然后因為得罪了江南大地主而被集中攻擊，開始了海瑞罷官1.0進程。

江南大地主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啃下了這塊，就給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打開了局面。萬歷三年（1575年），獨攬大權的張居正開始全國范圍的清丈土地工程，為將來的“稅收改革”做準備。

萬歷十一年（1583年）艱難的清丈工作終于結束，全國新增地畝1828542.73頃。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相當于大明朝直接多出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據《明會典》，萬歷六年全國的土地數目是510萬頃）。

可惜，大明朝只有一個張太岳，大明朝只有一個海剛峰。

后來的故事我在上周的另一篇文章《陽光開朗李自成》中也寫了：大明朝死就死在了東南富庶地區的稅收不上來，加一遍遼餉，加一遍剿餉，加一遍練餉，只能從北方“窮鬼”身上搜刮，給李自成加出了百萬兵源。

不是說南方沒有“窮鬼”，南方大量貧民大都依附在了大地主名下，是地主的私人財產（奴隸），基本沒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說給國家交稅。

諷刺的是，江南大地主們當年各種上書、挖坑、造謠，趕走了抑制兼并土地的海瑞。最后換來的是國家財政破產，大明滅亡清軍入關。結果多爾袞殺江南大儒如殺雞，這群人屁都不敢放一個，交稅交得比誰都乖，然后私下里寫信鼓動別人“反清復明”——我雖然惜命，但是我寫信鼓動別人反清的文字，可以流傳百年賺一個好名聲，四舍五入等于我也抗清啦！

海剛峰來了你們罵他“酷吏”“與民爭財”，李自成來了你們罵他“流寇”“大逆不道”，那好了，多爾袞來了，大家一起完蛋咯。

類比到現在，那些資本家買辦們跟“江南大儒”們都是一個尿性，平時嚷嚷著國家“不與民爭富”，美帝的鞭子下來了，跪得比誰都快。對于江南大儒和資本家買辦，路燈是他們最好的歸宿。

先罵罵人，然后我要繼續賣我的房產稅“藥方”。房產稅是一定要收的，沒有任何理由不收。全世界各主要國家都有房產稅以及財產稅，我們發展到這階段了也不能搞特殊。

憲法里規定：我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那么勞動者的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而且是累進制稅率，最多超出的部分要交45%的稅。而對于富人來說，資產收益稅通常是恒定的20%，更不要說可以通過股票交易、信托資產、套殼公司，他們有一萬種方法鉆規則的漏洞去“合理避稅”，到頭來一個高級打工仔的稅可能比資本家交的還要多。

而具體到房地產資產，多年以來房地產升值了多少，有人為這些升值交稅嗎？也正因為此，大家都發現炒房劃算。

所以誠實勞動不如資本投機，這是一個很不好的風氣。就算真的如此，你也不能到處去說……不對，國家也不應該從制度上去鼓勵啊。

從我個人來說，我支持對高勞動收入群體適當減稅，而對資產收入采取累進制稅率，這是符合憲法按勞分配基本原則的。

我開頭的那篇文章，為什么要用香港和日本作為類比呢？因為這兩家是負面的典型——一個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整體經濟蕭條，一個是高房價吸干了經濟活力，導致香港三十年產業升級停滯，完美錯過了互聯網革命的風口。

香港的經濟活力被地產資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輕人絕大多數勞動成果，都通過極高的房價被地產資本家變相剝削了。香港如野獸般的房地產業——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經濟的喉嚨，榨干了香港經濟前進的動力。

房地產行業已經牢牢地綁架了香港經濟與政治的方方面面：回歸前，香港房地產以及關聯行業增加值占香港GDP的份額在40%以上，整個區域經濟活動幾乎圍繞著房地產業而轉。房地產投資占固定資產總投資60% 以上，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產相關稅收。債券市場中房地產股占港股總市值1／3，股票和房地產價格呈現“榮辱與共”的現象。房地產和銀行業也互相依賴，房地產開發商和居民住宅按揭始終占銀行貸款總額的 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四家，全部以地產發家。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野蠻地產業下香港人民嚴重受損的生活幸福指數：香港平均房價為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 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無力購買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價房）內。而其人均住房面積僅有12.8 平方米。

高房價嚴重損害著香港的經濟活力，曾經轉口貿易中心的經濟紅利完全流入了房地產市場，而在全球貿易不景氣、中國對外交流出口遍地開花的當今，香港經濟轉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簡單，我是資本家，投資地產業回報率最高，我肯定不會冒著風險去投資新興產業；我是一個普通人，我會去創業嗎？我們活下去就已經竭盡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幾大地產商發家的基礎，地產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們將觸角伸向其他領域。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幾大家族企業，控制香港幾乎所有公用領域的局面。電力公司、水務公司、煤氣公司，幾乎都在這些地產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經濟被認為已經嚴重的卡特爾化——即幾家大的壟斷財閥掌控經濟的方方面面，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溫飽線掙扎。

回歸二十年以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香港從7000美元增長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個經濟體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質量卻絲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據2016年樂施會報告，香港700萬人口中，貧困人口為117萬人，貧困率高達17.6%。

香港最貧窮10%家庭平均月收入，從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間下降了16%。而這十年間，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長率高達60%；1997年，李嘉誠資產70億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誠個人資產310億美元，增長442%，而李嘉誠近十年來數次“分家”，子女繼承了其許多產業，李嘉誠家族資產，被認為超過1000億美元。

據2016年瑞士信貸統計，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著77.5%的財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數從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發達經濟體之首。香港連續五年蟬聯全球住宅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樓價入息比率為17倍，遠超第二位溫哥華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經濟活力受損，興新產業幾無發展，上升渠道幾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親身體會嚴重的貧富差距，仰望著高不可及的房價，這種不滿情緒日積月累，成為駱駝背上愈來愈重的稻草堆。

過去二十年中，地方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土地經濟”。我國城市開發模式，土地是核心資源，城投公司和地方融資平臺是平地起高樓，政府對他們的支持就是兩點：土地和稅收優惠政策。所以土地就是最初城投公司們的最核心資產，他們拿著這些才能去銀行貸款，逐漸走上正軌。這些土地價格一跌，城投公司是不是要倒？更可怕的是，背后那么多銀行，壞賬風險怎么辦？還不是國家給兜底。

正是“國家給兜底”這五個字，給了房地產市場無窮的信心，他們知道城投公司不能倒，銀行更不可能倒，所以房價不可能下跌。說白了這就是一個市場信心的問題，當消費者、銀行、地產商、地方政府都不認為房價會下跌，那房價就不會下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模式的影響有多深遠，土地把市場上的諸多企業、銀行、地方政府牢牢綁在了一起，這也是當前房價根深蒂固的原因。所以說想要改變房價問題，就要對地方發展模式進行深入而顛覆性的改革。

而征收房產稅，恰恰就給了地方除土地財政外一個財源的重要途徑。這樣看來國家滿意，老百姓滿意，金融風險消除了，那么是誰不滿意呢？

歷任特首里，最有希望解決香港地產困境的還是董先森的政策。董建華特首推出的“八萬五計劃”可以說是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產商。然而隨著政策的推出，香港房價持續下跌，香港有房人士坐不住了，因為他們說白了也是房價上漲的既得利益者。這時候香港媒體也跟著陰陽怪氣煽風點火——反正房價上漲是政府無能，房價下跌也是政府無能，媒體總要搞個大新聞把誰批判一番嘛，人家也要吃飯嘛。

于是一時間整個香港哀鴻遍野：漲了這么多年的房價下跌啦天要崩啦地要裂啦大清國要亡啦……更過分的是還給董特首取了一個外號叫“董八萬”。最后在香港人民抗議房價下跌的一次又一次游行中，“八萬五計劃”胎死腹中，香港樓市也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美國左翼學者大衛·哈維認為，而近年來在勞動者與資本的斗爭中，人們將重點放在了勞動市場和工作場所，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確實得到了長足的提高。然而勞動者進行再生產的領域——比如住房，卻長久未獲得足夠的關注。資本也在這一領域開疆掠地，確立了絕對的優勢。

可以說，資本對勞動者剝削的主戰場從生產領域進軍到了再生產領域——以消費市場和住房市場為最典型代表。就如我們前文所分析，房屋供給往往是由日趨投機的交換價值操作驅動，而房屋市場是榨取租金（包括土地和房產）、利息財產稅和利潤的地方。

房市也是一個以大量掠奪式活動為顯著特征的市場。勞動者可能經由在勞動市場和工作場所的斗爭，即便能爭取到可觀的薪資增幅，但他們為了在投機驅動的房市中取的房屋的使用價值，必將遭遇無可避免的掠奪——會消耗掉他們全部的薪資增幅甚至更多。勞動者在生產領域創造的成果，被地主、商人、銀行、收取傭金的律師和中介全部偷走，更不要提除了房屋供給外，醫療、教育、供水、污水處理和其他基本服務私營化和商品化。

住房問題的另一個關鍵是，對絕大多數勞動者而言，他們無力全款購房，只能通過貸款來實現，于是資本就會借助住房貸這種形式對勞動力進行控制。

很簡單的道理，類似的故事我已經聽到了至少幾十次了：我的工作很蛋疼，我的老板很傻逼，我干了五六年了沒有加薪，今年又取消了我的年終獎——但為什么我不辭職，因為我每月要還房貸啊。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勞動者往往“吃苦耐勞”的原因，房子要還貸、孩子要上幼兒園、父母有慢性病要燒錢，996就996吧，工資壓得低就壓得低吧，總比丟了工作好。

最關鍵的是他們很多人還繞不過這個彎來：明明貸了銀行幾百萬，這是比無產階級還慘的“負產階級”，但是因為有房有車有工作，偶爾還能去個高檔餐廳消費一點奢侈品，就忙不迭地給自己貼上了“中產階級”的標簽，并且還心里不平衡地哀嚎：中產階級太苦啦。也不反思一下自己，哪里配得上“中產”二字了。

所以哈維非常犀利地指出：“如果無產者通過貸款買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就成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

所以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都到了房地產市場要“刮骨療毒”的時候了。所以要清丈土地，所以要動“江南大儒”的蛋糕。

你恒大高管吃香的喝辣的，轉移了多少財富去國外，據說許家印家族信托就有六百多億規模，現在拍拍屁股不管了是不是不合適？

你銀行躲在后面就是個不粘鍋，房子間不建的好都不妨礙你收貸款，保障金用到哪去了都不知道，現在拍拍屁股不管了是不是不合適？

地方財政吃了多少年地產紅利，編制人員年年漲的年終獎、防暑費、精神文明獎不能不說沒有土地市場興旺的功勞，城投平臺攻城略地發債券，靠的就是土地優質資產的抵押，現在拍拍屁股不管了是不是不合適？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下面播報一個重要消息，我微博在禁言三十天之后，至今還沒有解封：

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大家要做好最壞的打算，請務必先關注我的微博小號@趙小萌萌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