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人與西方人的不同

胡適說:東方人見人富貴，說他是“前世修來的”；自己貧，也說是“前世不曾修”，說是“命該如此”。

西方人便不然，他說，“貧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結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

他們不是爭權奪利，他們是爭自由，爭平等，爭公道，他們爭的不僅僅是 個人的私利，他們奮斗的結果是人類絕大多數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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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說的有道理么？
“好死不如賴活著”不正是很多人的寫照么？

如果是天災尚可以安慰自己無可奈何，可是面對人禍，很多人也會秉持著認命的態度，不敢去站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
“槍打出頭鳥”“明哲保身”看似充滿智慧，其實不過是懦弱，唯一學會的是順從。

當然，從朝代不斷更迭來看，“反抗”也是存在的。

但這種所謂的“官逼民反”式的起義不過是魯迅筆下的想做奴隸而做不得的被逼無奈。

就連窮苦人出身的朱元璋當了皇帝，也不過是在有限的范圍內減輕一些老百姓的負擔，在制度上從未有所突破。

歷次起義莫不是利益與權力的重新分配和洗牌。看起來朝代更迭不斷，實際上卻沒有進步，相反的是，權力越來越集中，管控的手段越來越“高明”。

在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國從1215年的《大憲章》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前后歷時400多年，權力才終于被關進了籠子里，制度上的改進總是伴隨著法律的完善。

關于東方人與西方人的差異，有的人說東方人靈活，西方人死板較真。

可就是這種較真精神，才有了以規則為上的風氣。

科學需要較真，法律需要較真，制度需要較真，自身的權益也需要較真。

從東西方的文化源頭其實就可以發現未來的發展方向。

古希臘哲學追求世界本源，先秦諸子百家也更為關注現實中人，也就是倫理關系。

一個朝著科學前進，一個朝著道德前進。

前者誕生偉大科學家，后者則容易滋生偽君子。

先秦時期也有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法家，可法家并不是強調今天的法律，而是想的如何用法更好地治人，讓人聽話，服從。

當然，靈活或許也能帶來一些好處，比如增加“人情味”，或者因為領導一句話，超越時間、空間限制，完成某項大任務。

還可以讓人永遠處于“贏”之中，房價高怎么了？換個角度，房價高證明中國人有錢，全部房價加起來，買下整個世界或許都不成問題，這不還是“贏”嗎？

蘇格拉底說:做一個痛苦的人，強過快樂的豬。

他顯然沒有我們老祖宗的智慧，正所謂難得糊涂，糊涂了，就不較真了，不較真了，就看不到周遭的一切，看不到周遭的一切，自然就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