貸后催收風控猶如擺設，互金協會該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呢？

按理說，互金協會發布《催收公約》以后，應該做到組織、引導和督促會員貫徹國家關于互聯網金融的相關政策方針，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以及監管部門發布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規范經營行為，而對于我們看來，互金協會不僅沒有做到，甚至還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因為我們看到，很多被投訴比較多的P2P平臺以及金融機構都是他們的會員，甚至于有的爭議比較大的金融平臺還是他們的常務理事單位。其次，互金協會還有著另外一項職責，那就是積極收集、整理、研究互聯網金融服務領域的風險案例，及時向會員和社會公眾提示相關風險，但目前互聯網金融行業存在最大的風險就是“催收”，但我們沒有看到互金協會履行職責督促相關金融機構委外催收信息明確化，規范催收行為的相關舉動，反而看到的是《催收公約》成為了一紙空文。

近年來，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在滿足部分人群消費性、應急性借款需求的同時，也存在通過暴力、恐嚇、侮辱、誹謗、騷擾與債務無關人員、騷擾債務人就職單位等等，讓一眾人感覺到非常無語，因為在2018年3月28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都已經發布了《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其中主要針對不當催收、信息保護、外包管理等當前債務催收最突出的問題劃定底線，而至今已經過去五個年頭了，至今我們仍未看到《催收公約》起到的任何作用，因為至今債務人接到的催收電話依然在刻意隱藏身份信息、所屬催收機構信息，騷擾與債務無關人員，利用虛擬電話以及106短信運營商提供的通訊信息服務威脅債務人以及他們的親屬好友。

而我們之所以認為《催收公約》猶如擺設，主要還是依據其中涉及到的從業機構實施債務催收外包，應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審慎選用外包機構這一規定，因為，如果按照這條規定執行的話，債務人接到的催收電話不僅信息明確，而且對于債務人催繳也有明確的依據，而至今我們看到的是，這些給債務人打電話的人誰，這些威脅與債務無關人員又是誰呢？這一點互金協會難道就沒有一點點責任嗎？

大家一定不會忘記“分期樂”給很多債務人的“陣痛”，在相關公益投訴網站上，“分期樂”被投訴高達6萬余件，其中大多部分投訴都涉及到了暴力催收、陰陽合同、委外催收身份不明，涉嫌將客戶信息提供給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而就是這樣的一個金融平臺，不僅是互金協會的會員，甚至還是常務理事單位，據了解，目前互金協會的會員費是普通會員含（監事）一年是20萬元，關聯性會員一年10萬元，互金協會理事一年55萬元，常務理事(含副會長）75萬元，也就是說，“分期樂”的常務理事單位存在“購買”的嫌疑。

其實，更多的是，大家不了解的是，這些每年高達幾十萬元的常務理事在互金協會運營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話語權”，是否能左右互金協會的正常運作呢？

而自2018年3月28日發布《催收公約》以后，這些常務理事、榮譽會長、理事、會員的金融平臺是否左右了《催收公約》的實施呢？如果沒有的話，為什么至今的催收仍然身份不明，在債務人接到催收電話時為什么拒絕提供身份信息，為什么又拒絕提供自己所屬公司基本信息，難道他們真的認為僅憑他們在電話中嘴上說他們是合法合規催收公司的，這就能成為事實嗎？

說實話，督促監督金融平臺貸后風控催收是互金協會的職責，而至今催收行業存在威脅債務人、暴力催收、非法交易債務人個人信息的行為，我認為這是互金協會“失職”所導致。

5月15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再次在北京召開“催收國家標準研制與催收業務規范健康發展”工作會，來自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專業催收機構等十余家行業代表性從業機構參加此次會議。

而這次，互金協會能不能履行到自己的職責，能不能讓債務人接到的催收電話信息明確，而不是到底是誰打的電話都不知道呢？

互金協會這次會議之后，負債人以及與債務無關人員的個人信息不再像以前幾乎在“裸奔”的狀態呢?

其實，我們最想知道的是，在每年掏幾十萬元會員費的常務理事單位（金融平臺）面前，能不能做到保障負債人以及普通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呢？

值得關注的是，我們現在很希望互金協會公布這幾年，他們對于互聯網金融行業監管、金融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保障、信貸風控催收合規化做出來的成果，我們更希望互金協會能發布一下，他們成立這幾年的成果，因為這是我們的知情權利，也是作為中國公民對其實施監督的權利。

大家覺得互金協會能公布他們成立這幾年的治理成果嗎？他們能做到在每年掏幾十萬購買會員或理事的金融平臺面前做到公正公開公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