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杭州，亞運背后中國的變與沒變

01

這幾天，杭州亞運會火炬在浙江各地傳遞。連帶著，朋友圈也被各種關于火炬傳遞及火炬手的報道給刷屏了。中間偶爾還能刷到一兩段1990年北京亞運會火炬在浙江傳遞時的舊聞視頻，看了讓人不禁感慨：時光飛逝、歲月如梭。

1990年的北京亞運會，是中國第一次舉辦綜合性國際體育大賽，受重視程度一點不亞于18年后的北京奧運會。在當時可以說是舉全國之力，受全國矚目。

就拿圣火傳遞來說吧，本次杭州亞運會圣火采集自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大莫角山，在西湖涌金公園廣場點燃，隨后在湖州、嘉興、紹興、寧波、舟山、臺州、溫州、麗水、金華、衢州等城市依次傳遞，最終回到杭州。全程都在浙江省內進行。

而當年北京亞運會的圣火火種則是由藏族姑娘達娃央宗在海拔7000多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腳下采集，然后空運至北京，在天安門廣場點燃更多的火炬，分東北、西北、中南、西南四路進行“亞運之光”火炬傳遞，整個傳遞過程遍及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程18萬多公里，參加者達1.7億之眾。

其中，中南線火炬從海南開始傳遞，經過廣東、福建、江西等省后來到浙江。在浙江省內，火炬一共傳遞了五站，分別是杭州、紹興、寧波、舟山、嘉興。從當時的影像資料看，火炬每到一地，都會引發如山如海的人潮。比如在杭州，舉行火炬交接儀式的武林廣場由于市民爭睹亞運圣火，現場被圍得水泄不通，致使交接儀式不得不推遲22分鐘進行。

與火炬傳遞一樣火的，還有韋唯、劉歡合唱的主題曲《亞洲雄風》：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我們亞洲，河像熱血流……對于很多像我這樣的85后來說，對北京亞運會本身的印象其實并不深刻，但《亞洲雄風》的旋律以及熊貓盼盼的形象，卻是貫穿童年的難忘回憶。

在那屆亞運會上，中國派出了史上規模最大的代表團，總計838人，其中運動員670人。他們在賽場上30次打破亞運會紀錄，為中國奪得了183金、107銀和51銅，獎牌數遠超所有其他國家，從此一舉奠定了中國在亞洲體壇的霸主地位。

當然，北京亞運會的影響遠不止于體育上的突破。即便放到改革開放的大歷史中，也占據一席之地。就在亞運會舉行的前一年，中國剛經歷過一場社會動蕩，因而遭到西方的集體制裁。而北京亞運會所展現出的開放、陽光、團結、合作的正面形象，為扭轉中國嚴峻的外交局面，打開了一道縫隙。

就在亞運會結束的一個月后，日本決定恢復因風波而中止的第三次日元貸款。次年，日相海部俊樹訪華，成為風波后訪華的第一位西方國家首腦，同時宣布解除對華制裁。此舉對改善當時中國的外部環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可以說，從1990年的北京亞運會到1992年的南方談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我們將南方談話視作改革開放的第二階段，那么北京亞運會既是第一階段的成果展現，也是開啟新一階段的前奏。它不僅讓當時還沒有很多國際交往經驗的中國人看到了世界的模樣，也讓世界領略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新面貌、新氣象，從而為10年后中國的全面融入世界做了彩排和預演。

02?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90年代的中國人過得依然算不上幸福。

雖然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但多數普通職工的月薪也才三五百。記得那時候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是800元，但我卻覺得好高啊，高不可攀難以觸及，甚至有些羨慕那些有資格繳納個稅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像我這樣工廠子弟眼中“高收入者”。

更重要的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國企改革，大量職工下崗，有些家庭的生活質量不僅沒有因為改革而提升，相反還大幅度后退。

中國人真正開始享受改開紅利，是在2001年入世以后。21世紀的頭十年，算得上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黃金十年”，不僅經濟上保持著每年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對外交往方面，中國也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融入到國際社會和世界市場。當時人們最愛說的一個詞，就是“地球村”。

作為這種交流的反映，這一時期，中國四大一線城市相繼舉辦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0年廣州亞運會、2011年深圳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等四場高規格的國際賽會。這其中，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無疑是兩大最為高光的時刻。

而作為緊接著北京奧運會舉行的廣州亞運會，不僅民間層面的關注度明顯不如前者，甚至就連官方層面的重視度也較當年的北京亞運會大幅下降。比如上面提到的火炬傳遞路線，就是從廣州亞運會開始，局限在舉辦地所在省份內部的。

當時，剛參加工作的我和報社負責副刊版面的前輩老師聊起這個話題，對方認為是因為這些年中國人見的世面越來越多，所以也就越來越自信和淡定了。

確實，在經歷了北京奧運會金牌榜第一的競技成功后，國人對于體育賽事“唯獎牌論”越來越不感冒，體育事業的發展重心也逐漸從競技比賽轉向全民健身。但對于舉辦地廣州來說，2010年的亞運會卻是其城運的巔峰時刻。

自從1989年超過天津，GDP總量躍居全國第三以來，廣州這個“千年商都”已經在第三城的位置上坐了20多年。站在當時的維度，面對一眾省會及津渝兩大直轄市，廣州依然可以說是傲視群雄、俾睨四方。

1989年揚州GDP超過無錫、南京，位居江蘇第二，但這是包含了泰州的成績，屬于“虛胖”。當年真正出彩的是重慶，那時候重慶還沒有直轄， 還不包含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GDP卻領先成都那么多。 ? ? ? ?

但以后視鏡的角度審視那時的廣州，隱憂其實已經初露端倪。由于未能在第一時間抓住互聯網特別是數字產業的風口，廣州此后的經濟增速便開始逐步回落。2016年，廣州GDP被深圳趕超，讓出了第三城的寶座。之后的2017、18、21年，又數度被重慶超過，未來能否保住第四城位置，依然存有懸念。

至于本屆亞運會的舉辦地杭州，那年初剛送走了臺灣媒體人陳文茜口中“杭州繼千年蘇東坡后的又一個好官”。此前十年，在其治下杭州“城市東擴，旅游西進，沿江開發，跨江發展”，市容面貌煥然一新，城市格局逐步打開，開始從“西湖時代”邁入“錢塘江時代”。但交通短板依舊明顯、產業結構仍偏傳統，諸如阿里等新興企業雖已創立，但還處于發展初期，尚不具備賦能城市的實力。

總體來說，2010年時的杭州，還是一座較為普通的二線省會城市，綜合實力跟廣州還相距甚遠，“北上深杭”的口號也還要再等很多年才出現。所以哪怕是最大膽、最自負的杭州人也很難想到，僅僅13年后，杭州會接過廣州的接力棒，成為第三座舉辦亞運會的中國城市。

03?

1990年北京亞運會召開時，父親36歲，正好是我如今的年紀。從北京到杭州，兩屆亞運會，33年光陰，兩代人已完成了更替。

在此期間，中華大地因為改革，因為開放，同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90年時，中國全年GDP才1.89萬億人民幣，折合3608.58億美元，世界排名第十，還不及人口4700萬的西班牙，僅為同期美國GDP（59631.4億美元）的6.05%。即使在亞洲，中國經濟總量也只占6.8%，而日本的占比為58.8%。

33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去年GDP超過121萬億人民幣（約合18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70.7%，分別較北京亞運會召開當年增長了64倍和11.9倍。

而作為本屆亞運會舉辦地的杭州，1990年時城區人口才將將破百萬，430平方公里的市區面積更是在副省級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一。現如今，杭州市區面積已擴大至8002.8平方公里，超過上海、南京，成為長三角面積最大的城市。城區人口逼近千萬，即將邁入超大城市行列。

可以說，正是國力的急劇壯大，城市化的狂飆突進，使得33年前需要舉全國之力承辦的亞運會，如今僅依靠一省甚至一市之力，就能辦得令世界嘖舌稱贊。

但與此同時，有些方面卻仿佛經歷了一次輪回，又回到了當初的原點。比如今天中國的外部環境，讓人感覺又有點1990年的味道。在這樣的微妙時刻，杭州亞運會來了。

毫無疑問，亞運會的舉辦令杭州城市經歷了一次脫胎換骨的蛻變。用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杭州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吳偉強的話來說，G20峰會之后，杭州開啟了“城市國際化”的新征程。對于主城區偏小、軌道交通不便、全國堵車排名高居第二的杭州來說，舉辦亞運會是擴展城區規模、改善交通擁堵、提高宜居指數的難得歷史機遇。

但如果亞運會的價值僅限于一城一地的改變，那么顯然有些辜負申辦的初衷。事實上，這屆經歷了疫情考驗，雖有延期卻最終成行的特殊亞運會，本身就像是一個隱喻：當今世界灰犀牛、黑天鵝層出不窮，但中國對于全球化方向的堅守初心不變。而“心心相融，@未來”的亞運口號，更是中國對于世界的一次溫情喊話，寄托著中國人與地球村里的其他“村民”心心相融、和合相親，攜手努力共同創造未來的美好愿望。

這個愿望能否實現，幾天后就將見分曉——當然真正的影響可能要等到多年以后回望才能看清。

作為一個經歷了改革開放黃金時代的新杭州人，我衷心期待，杭州亞運會能發揮當年北京亞運會的作用，助力中國這艘大船，繼續勇往直前，最終成功穿過“歷史的三峽”。當然前提是，今天的中國仍能保持改開初期的朝氣、銳氣、開放包容的心態，平和而不偏狹、友善而無惡意地對待這個充滿變數，卻依舊生機勃勃的世界。

多說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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