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永遠的校長，死于1962年

校長和校長最后相會在病房里。

1961年，臺北。

中國目前最牛的兩所大學的曾任校長——梅貽琦和胡適，相繼因病住進了臺大醫(yī)院。

期間，兩人常到對方的病房里互相探望，聊聊往事。

胡適根據(jù)梅貽琦的病情研判，預(yù)感年長自己兩歲的老友，可能將不久于人世。于是，在交談中，他委婉地勸梅貽琦先準備一份遺囑，不論公事、私事，立個字據(jù)，給自己也給后人一個明明白白的交代。

梅貽琦聽完，默不作聲，胡適不好再說下去。

1961年，梅貽琦在病房里探望胡適

人生無常。1962年1月病愈先行出院的胡適，竟在一個多月后的2月24日突發(fā)心臟病，走在了梅貽琦前面。

物傷同類。噩耗傳到臺大醫(yī)院，梅貽琦深感悲痛，病情加重，幾度昏迷不醒。

苦苦支撐了兩個多月，73歲的梅貽琦在1962年5月19日與世長辭。

清理遺物時，秘書發(fā)現(xiàn)了病床底下一個手提包。梅貽琦生前經(jīng)常隨身攜帶，視為珍寶，但從未當眾打開，不知道里面裝著什么東西。秘書遂將手提包封存起來。

后來，當這個手提包在眾人面前被打開時，所有人都驚呆了，隨之熱淚盈眶。里面裝的，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本，每一筆賬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說，梅貽琦沒有留下任何財產(chǎn)，所有的話都在病床上講完了，也就無需寫什么遺囑了。

胡適是公認的大師，新文化運動的巨擘，但從來沒有人稱梅貽琦為“大師”。他也從不覺得自己有資格稱什么“大師”。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平淡無奇、兩袖清風的人，在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為清華請來了眾多的大師，為后世培養(yǎng)了眾多的大師。

人們稱他，永遠的校長！

梅貽琦，1889—1962

1

1931年底，清華大學迎來了新掌門人。

在校長之位空缺了大半年之后，梅貽琦從美國回來，走馬上任。

當時而言，這不是一個好差事。在他之前，羅家倫、吳南軒兩任校長都鎩羽而歸，且留下“罵名”。

當局起初并未想到梅貽琦這名“寡言君子”，直到校長人選考察了一大圈之后，發(fā)現(xiàn)實在無人勝任，才決定請他來試一試。

梅貽琦的內(nèi)心是拒絕的，但他對母校有情結(jié)，最終決定把自己豁出去了。

政學兩界中人都知道，清華的校長很難做。

最難之處在于平衡各方的關(guān)系：教授想要自由學術(shù)和治校權(quán)力，愛國學生想要運動救亡，國民黨當局想要黨化教育進大學……

清華是美國用庚子退款辦起來的，還要考慮美國人的想法。

個中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

按時人的判斷，合格的清華校長，至少須獲師生、美使館、教育部同時認可。其條件應(yīng)當包括：

1、清華“土著”出身，有人脈和器局；
2、有美國背景，善于與美使館打交道；
3、南京國民政府不反對，政治上無問題。

梅貽琦是在符合上述條件后，獲得推薦上任的。時任教育部長李書華認為，梅貽琦是個“很誠實而肯負責的人”。

清華大學

在就職演講中，梅貽琦說出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最振聾發(fā)聵的一句名言：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他說，辦大學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研究學術(shù)，一個是造就人才。為了實現(xiàn)這樣的目標，一個是要有設(shè)備，另一個是要有教授。

“設(shè)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由此，梅貽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與大樓”論，并提出要延攬人才，尊敬在校的教授。

多少年來，大家都記住了他的“大師與大樓”論，但很少人知道，他演講的另一層主旨，是在教學生怎樣真正的愛國。

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jīng)爆發(fā)，東北淪陷，中日民族矛盾繃到極點。年輕人對政府的退讓政策相當不滿，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導(dǎo)致正常的大學教學常常難以進行。

梅貽琦在演講中專門提到，“中國現(xiàn)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guān)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guān)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則”。但是，他特別強調(diào)說：

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shù)，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wù)。

在接下來做校長的日子里，梅貽琦要面對的，正是如何在政治與學術(shù)的博弈中，將清華建設(shè)成中國最好的大學。

一代斯文梅貽琦

2

梅貽琦最大的特點是，他身上“官氣”淡薄，溫文爾雅的學者風度外顯，行事低調(diào)，待人謙和。

有人評價說，梅貽琦“像是一個偶然被放到校長位置上去的優(yōu)秀教師”。

對此，清華的教授們看得分明，始終把他當成圈內(nèi)之人。

早在1928年，清華學校正式升格為國立清華大學之時，梅貽琦就是當時的第一任教務(wù)長。而且，這個教務(wù)長是教授們投票選出來的。

47張有效票，梅貽琦得到33票，高票當選。

他的夫人韓詠華說，那時清華教授中，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為什么選中了只有留美碩士學位的梅貽琦？“我認為這是大家對他人品的信任。”

梅貽琦是天津人，在他10來歲時，家境衰落，而兄弟姐妹眾多。他是家中長兄，從小幫助撫育弟妹。1909年，20歲的梅貽琦以第六名的好成績，考中首批庚款留美生。次年入讀美國伍斯特工學院，專業(yè)是電機工程，4年后拿到學士學位后即回國。

在當時的留美浪潮中，許多人都入讀美國常青藤名校，并讀到博士才回國，而梅貽琦走了一條很偏門的道路。

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他需要趕緊賺錢，幫忙養(yǎng)活一個大家庭。一直到他30歲結(jié)婚后，仍用每月三分之二的薪水接濟弟妹們。在他參加工作七八年后，他才重返美國讀了個碩士學位。

1915年，他應(yīng)聘到清華學校教書，僅教了一學期，就告訴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張伯苓，說他對教書沒興趣，想換工作。

張伯苓對他說：“你才教了半年書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沒興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書！”當時只有26歲的梅貽琦，接受了張伯苓的勸誡，此后再未離開清華。

梅貽琦（左三）與胡適（左二）等人合影

在梅貽琦當校長的年代，中國大學的自由之風，以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奠定的“教授治校”規(guī)矩，已經(jīng)開始遭到時代的沖擊。尤其是，國民黨當局一直想要在著名高校中找到能夠代表官方意志的人物，以便實現(xiàn)政治的滲透與控制。

連幾乎與梅貽琦同時執(zhí)掌北大的蔣夢麟都說，他不信奉“教授治校”，只信奉“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毋庸置疑，這已隱然在加強校長的權(quán)力。

但梅貽琦卻把蔡元培當年在北大的作風，帶到了清華。

梅貽琦這樣形容校長的工作：“一個學校，有先生上課，學生聽課，這是主要的。為了上課聽課，就必須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類，因此也需要有人管這些方面的事。一個學校的校長就是管這些事的人。”

這是一種打趣和謙虛的說法，但確確實實表現(xiàn)了這名大學校長骨子里的服務(wù)精神。

他還經(jīng)常說，他就是京劇里的“王帽”，穿黃袍當皇帝，端坐舞臺中央，看似地位崇高，無比威嚴，但其實只是個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大學里的教授。

梅貽琦的法寶是三個字——“吾從眾”。身為校長，奉行民主，不獨攬大權(quán)，校內(nèi)大事皆由教授評議會民主決斷。他不愛說話，也沒人見他紅過臉，因此得了個“寡言君子”的名號。

曾在清華任教的蔣復(fù)璁說：“初以為辦公事他不大內(nèi)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清華在梅貽琦的手上，不僅穩(wěn)住了局面，而且增設(shè)工學院，師資越來越強大，迎來了校史上的黃金時代。

至抗戰(zhàn)前夕，已經(jīng)從當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預(yù)備學校，發(fā)展為與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國最高學府。連曾任北大校長的胡適，都說過，清華的畢業(yè)生比北大的更搶手。

梅貽琦與夫人韓詠華

3

時代卻總與梅貽琦過不去。

如我前面所說，梅貽琦執(zhí)掌清華的年代，正是學潮的井噴期。民族矛盾與學生運動強烈對沖，當局所渴求的大學秩序，隨時被沖得七零八落。

難得有梅貽琦這樣的校長，對教授不爭權(quán)，對學生則有擔當。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后，傳言軍警要進清華抓學生。

葉公超、馮友蘭等多名清華教授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對策。大家焦急地等待校長表態(tài)，但梅貽琦始終不發(fā)一言。

馮友蘭說話有些結(jié)巴，迫不及待地問：“校長，你，你，你看怎么樣？”

葉公超也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考慮此事而不說話？”

梅貽琦這才回答：“我在想，現(xiàn)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xiàn)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后的騷動。”

后來軍警果然進校抓人。

激憤的學生懷疑校方向當局提供了學生名單，遂圍攻教務(wù)長潘公旦。他們奪過潘公旦的拐杖，扔在地上，還要毆打他。

關(guān)鍵時刻，路過的梅貽琦看到這一幕，快步走到潘公旦前面，厲聲對學生們說：“你們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們?nèi)绻J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負責。”

學生被他的威嚴鎮(zhèn)住，悻悻離去。

“一二九”學生運動

在這之后，梅貽琦在集會上告誡學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lǐng)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guī)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 。”

末了，他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后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lǐng)導(dǎo)，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shù)上的獨立。”

事實上，梅貽琦并不贊成學生搞愛國運動，他向來認為，學生的首要任務(wù)是好好學習，將來才能報效國家。

學生領(lǐng)袖要搞罷課，要把學生隊伍拉到校外，他決不答應(yīng)。勸阻不聽，他就動用校規(guī)，處分學生領(lǐng)袖，甚至開除學籍。

但是，當當局要逮捕學生時，他總是通知名單上的學生立即離校，藏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風頭。他曾把一名姓郭的學生領(lǐng)袖藏在汽車后面的行李箱中，駛出城外，確保其安全。

真有學生被捕了，他也總是想盡辦法，進行保釋，絕不會坐視不管。

后來，學生們均能體會梅貽琦的苦衷。他們模仿梅校長的口吻編了個順口溜，還原了梅校長與當局周旋保護學生的應(yīng)對之策：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
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

在梅貽琦任校長之前的20年里，清華走馬燈似的換過十余任校長。期間，不乏學生驅(qū)趕校長下臺的先例。但梅貽琦卻從1931年起，至1948年底離開北平，連任了長達17年的清華校長，地位和威望無可匹敵。

有人問他：“怎么你能做這么久的校長？”

梅貽琦只是風趣地說了一句：“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愿意倒霉(梅)。”

劇照：祖峰飾演的梅貽琦，像吧？

4

歷史的吊詭在于，國家的至暗時刻，誕生了大學的最高神話，迄今難以超越。

關(guān)于西南聯(lián)大的傳說和成就，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不用我再來說這所僅存在8年的大學有多牛掰。

當年，英國的科技史大師李約瑟參觀西南聯(lián)大后，深為中國學人的水準所驚訝，并稱西南聯(lián)大等校“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聯(lián)大的實際操盤手正是梅貽琦。

西南聯(lián)大三校的校長，分別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在聯(lián)大成立之初，張伯苓就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意思是你做我的代表。）而蔣夢麟則放心地對梅貽琦說：“聯(lián)大校務(wù)還請月涵先生（梅貽琦，字月涵）多負責。”還說，聯(lián)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

這樣，聯(lián)大三駕馬車中，張伯苓和蔣夢麟實際上當了甩手掌柜，常年在重慶兼任國民政府的其他職務(wù)；三人中最年輕的梅貽琦，出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務(wù)委員會常委兼主席，是西南聯(lián)大的實際負責人。

那時的西南聯(lián)大一座大樓都沒有，卻是大師如云，精英遍地。梅貽琦的貢獻無人能比。

在抗戰(zhàn)之初，國民政府曾設(shè)想組成東南、西北、西南三所聯(lián)合大學，共赴國難，為中國的高等教育保存火種。不過，東南聯(lián)大胎死腹中，西北聯(lián)大先和后分，只有西南聯(lián)大堅持到底，“八年之久，合作無間”。為什么？

西南聯(lián)大的成功，關(guān)鍵就在梅貽琦的格局、管理能力和奉獻精神。他擔得起大學的重任，是因為他放得下的東西比別人都多。

三校合并，從體量上講就不對等。當時清華的規(guī)模最大，無論是設(shè)備、經(jīng)費，都優(yōu)于北大和南開。從人員比例看，清華、北大和南開之比大約是7：5：2。

我們知道，中國人骨子里的斤斤計較、狹隘和權(quán)斗貫穿整部歷史，從不因國難或其他困難而稍減。所以合并之時，清華人已經(jīng)覺得吃虧，而北大、南開又覺得自己將被清華壓倒，這個事，處理不好，隨時就一拍兩散。

在人事方面，梅貽琦平衡得很好，這個學校去個教務(wù)長，那個學校去個訓導(dǎo)長，各個系主任基本上匹配得很微妙。

當時，聯(lián)大師生生活清苦，清華工學院用自有的設(shè)備成立服務(wù)部，用賺來的錢補貼教師生活。梅貽琦在年終分配時，顧念北大、南開的教師，也給他們多分了一個月工資。類似公正無私的行為，梅貽琦經(jīng)常干。

即便如此，西南聯(lián)大也差點散伙。

國民政府在分配教育經(jīng)費時，不把聯(lián)大看成三所學校，而當做一所學校進行分配，導(dǎo)致聯(lián)大經(jīng)費緊張。清華有庚子賠款，但北大和南開向來指望政府撥款，這就使三校產(chǎn)生了矛盾。

最后，蔣夢麟說，不合作了，北大的經(jīng)費獨立。他希望三校拆分，有利于向政府爭取經(jīng)費。

梅貽琦也有些怨氣，曾向北大的鄭天挺說，讓蔣夢麟當西南聯(lián)大主席至少一年。意思是，要當家才知道這個一把手真的很難做。

西南聯(lián)大最終在經(jīng)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合作并維持下來，梅貽琦實在受了不少委屈。

西南聯(lián)大

國民政府明知西南聯(lián)大是三校合作，卻故意在經(jīng)費上只分一份，意在刁難聯(lián)大。至于原因，則是國民黨當局一直想控制高校，推行黨化教育。一個突出標志便是，黨、團組織開始進入西南聯(lián)大等高校，并硬性要求學院院長以上人員必須加入國民黨。

無黨無派的梅貽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委曲求全，加入國民黨，并成為中央委員。

但他仍舊奉行學術(shù)自由原則，該頂就頂，希望減少政治干擾，還大學以單純和寧靜。抗戰(zhàn)勝利后，他曾向教育部長朱家驊建議：1、大學可否不設(shè)訓導(dǎo)長？2、三民主義青年團可否不在校內(nèi)設(shè)分團？

1945年，昆明發(fā)生“一二一”慘案。西南聯(lián)大教授聞一多為死難者送葬，拄著手杖走在游行隊伍前列，并撰文號召“未死的戰(zhàn)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繼續(xù)戰(zhàn)斗。

教育部長朱家驊為此多次會見梅貽琦，開口便提清華的左派教授問題。當局的意思很明顯，即要梅貽琦免去聞一多、張奚若、潘光旦等左派教授的學校職務(wù)，甚至解聘更好。

梅貽琦壓力山大。但他始終虛與委蛇，未采取措施，直到1946年4月還續(xù)聘聞一多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倒是聞一多了解梅貽琦的苦衷，寫了長信力辭。

實際上，梅貽琦本人并不認同左派教授的觀點。他在日記中對聞一多等人的激進，“開謾罵之端”深感失望。但在大節(jié)之處，他仍盡力保護這些教授。

蔣介石曾為此事召見梅貽琦，梅貽琦主動為這些教授辯解，說他們最近的出格言行是一時沖動，原因是這些教授家屬眾多，生活非常困難，“于是愁悶積于胸中，一旦發(fā)泄，火氣更大”。蔣介石點頭，說生活問題確實至關(guān)重要。

梅貽琦對政治無興趣，但他并不傻。在最高領(lǐng)導(dǎo)人面前，把左派教授的政治立場簡單歸結(jié)為經(jīng)濟問題，旨在緩和雙方的對立關(guān)系。這是他為人善良的地方，也是他作為大學校長，守護學校、守護職員的天性所在。

梅貽琦曾說過，他對政治無深研究，但對于辦大學，他認為：

應(yīng)追隨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態(tài)度，以克盡學術(shù)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yīng)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yīng)于此注意也。

梅貽琦自任清華校長以來，就是蔡元培辦學理念的堅定追隨者。別人關(guān)心政治派別，他只關(guān)心學術(shù)自由。

然而，在動蕩的時局中，這種“超脫”的態(tài)度，常使他陷于無可奈何的苦悶之中。

1946年7月，聞一多被殺害。

梅貽琦悲憤欲絕。他一面妥善安排聞一多的善后，一面向當局交涉追查兇手，向報界發(fā)表談話，揭露特務(wù)的罪行。

為防止類似慘案的發(fā)生，他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一家和張奚若安排到美駐昆明領(lǐng)事館避險。吳晗教授思想活躍，當局曾令清華解聘吳晗。梅貽琦一面拒絕，一面悄悄地通知吳晗離去。

對于聞一多遺屬的撫恤問題，梅貽琦也盡心盡力，每年都與國民政府教育部反復(fù)力爭。在聞一多夫人高孝貞率領(lǐng)子女奔赴華北解放區(qū)后，梅貽琦依然與各方交涉，請求從優(yōu)撫恤。其為人的厚道，可見一斑。

西南聯(lián)大部分教師合影

5

1947年的清華校慶，是抗戰(zhàn)勝利后清華復(fù)校的第一次校慶。學校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后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

梅貽琦老老實實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清華人說，梅校長的酒量全清華第一。但事實上，這名老校長多次在日記中告誡自己要少飲酒。

他的好友、考古學家李濟說，看見梅貽琦喝醉過，但從沒看見他鬧過酒。

而這，可能成了梅貽琦在清華少有的快樂時刻。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

梅貽琦搭乘飛機南下。南京國民政府再三邀請他入閣，并立即公布他為教育部長，他堅辭不就，索性離開南京，暫住上海。

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此次南下，是為北方各大學想辦法，不是來做官的。

他依然屬意教育，等到實在看清事無可為，才決定出國。

他沒有直接去臺灣，而是去了美國。

在紐約，他以清華大學校長的名義，掌管了清華在美國的基金。他要保證這筆基金的每一分錢都用于清華。

他從未忘記故國。

據(jù)說，他曾托熟人向北京的清華大學表示，可以用清華基金購置圖書、儀器。但鑒于當時情勢，這個建議沒有得到落實。

他早年在南開的校友周恩來曾發(fā)表談話說：“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不知道梅貽琦是否聽到這個話，總之沒有回應(yīng)。不過，1954年3月，他的兒子梅祖彥在美國完成學業(yè)后，決定回北京，為新中國服務(wù)。梅貽琦不鼓勵，但也不阻止，尊重了兒子的個人選擇。

梅貽琦夫婦與兒子梅祖彥合影

臺灣方面曾派人到美國游說梅貽琦，讓他帶著清華基金回臺灣。他總是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

他堅持不愿拿錢蓋大樓，說清華的錢只能用于科學研究。

到1955年，他才只身回到臺灣，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就是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

而這個新的清華，成了梅貽琦最后的寄托。

在他生命的最后年頭，他生病住院，竟然連住院費都交不起。如此清廉，讓清華校友潸然淚下。他們自發(fā)捐款，交齊了他的住院費。后來，同樣住院的胡適，也偷偷給梅貽琦捐了500美元。

梅貽琦逝世后，沒有留下任何遺產(chǎn)。僅有的，是兩岸兩個清華“同一個校長”的傳奇。

正如清華老校友所說：“他在母校十幾年，雖然清華基金雄厚，竟不茍取分文。在貪污成風的社會，竟能高潔、清廉到這樣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為。只這一點，已足可為萬世師表。”

病床上的梅貽琦

他的事跡，在清華的新老校友中流傳。

西南聯(lián)大時期的清華歷史系畢業(yè)生孔令仁曾回憶說，西南聯(lián)大辦了一個附中，由于教學質(zhì)量高，云南省主席龍云送女兒龍國璧去報考，結(jié)果竟然沒被錄取。龍云很生氣，認為梅貽琦不給面子，就派他的秘書長去疏通。

誰知秘書長久久沒有行動，龍云氣不打一處來：“你還站著干什么？”秘書長說：“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龍云一聽，氣都消了，從此對梅貽琦更加敬佩。

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說過，梅先生自己從不托人情去辦什么私人的事情。

梅貽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奠定了清華的地位與校格。僅憑這一點，他已是那個年代最牛的校長，更難得的是，他的人格，讓他的校長之名臻于完美，至今讓人懷念。

著名教育家傅任敢評價梅貽琦的一段話，深得我心：

他愛學校，所以把他一生獻給了學校。
他愛國家，所以在抗日時把他的兒女打發(fā)到遠征軍去。
他愛國事，所以待人一視同仁，從無疾言厲色。
他尤其愛青年，所以每次的學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護著青年的安全。

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學校為幌子而達到了自己升官發(fā)財?shù)哪康模覀儽阒勒鎼蹖W校之不易。
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jīng)大聲疾呼地叫人愛國救國，自己卻無貢獻，或且因而有所收獲，便知默默無言地做著愛國工作之難能。
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辦學的人視辦學如做官，視學校如衙門，趾高氣揚，頤指氣使，便知一個大學校長之有禮地對待一切人們之可貴。
我們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經(jīng)愛護青年其名，出賣青年其實，或者愛護其名，放縱其實，甚至利用其實，我們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受到我們要有根基深厚的愛，育人才有著落。

1962年，梅貽琦逝世后，治喪委員會建議把梅校長安葬在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nèi)。

這個決定引起了一些爭議：如果每一位校長死后都葬于校園之內(nèi)，那將來校園不就成為校長墓地了么？

治喪委員會不為所動，仍然將校區(qū)內(nèi)一個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劃作了校長的墓園，這就是今天的新竹清華大學的梅園。

治喪委員會表示：“我們認為，以梅校長和清華的關(guān)系，不是任何一個大學校長和學校的關(guān)系所能比擬的。其他學校的校長，不可以校園做墓園，但是梅校長卻可以，因為清華和他已經(jīng)融成一體了。”

梅貽琦魂歸處：新竹清華大學梅園（新竹清華官網(wǎng)）

2005年，李敖在北京清華大學演講，說臺灣有一個“假清華”，但有一位“真校長”。

世間已無梅貽琦。

參考文獻：

梅貽琦：《梅貽琦日記（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黃延復(fù)、鐘秀斌：《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九州出版社，2011年

劉述禮、黃延復(fù)編：《梅貽琦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岳南：《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

[美]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lián)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