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普通殺人案，為何幾任省委書記未能解決，最終驚動了鄧小平？

這是《鄧小平文選》提到過的一個殺人案。

1986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青海省楊小民那個案子拖了多年，幾任省委書記沒有解決，現在處理了，處理得好。就是要查處這樣的案子，才會有震動。”

這段話，后來被載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那么，是怎樣的一樁案件，會驚動鄧小平，甚至讓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說起此事呢？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家屬院內發生一起殺人案（以下簡稱“二·二七”案）。

兇手叫楊小民，25歲，其父時任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

被害人王強，17歲，其父是《青海日報》職工，叫王水。

兩家同住一個院內。事發當天早晨，楊小民與王強在水房因小事發生口角。王強回家后繼續睡覺，楊小民回家越想越氣，戴上白色衛生帽、口罩和眼鏡，又找了把五寸長的刀子，悄悄摸進王強臥室，向王強身上連扎數刀。

王強一面呼救，一面掙扎著要往外逃，被楊小民攔住繼續刺殺。鄰居聽到呼救聲趕來時，王強已倒在血泊中，而楊小民也嚇呆了，站在原地不敢動。

王強被送醫院后搶救無效，于次日凌晨死亡。經法醫鑒定，王強頭、胸、腹、背部刀傷14處，10處深抵內臟，肺被捅穿。

顯然，“二·二七”案是簡單明了的一樁殺人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法院審理起來也無須太費周折。

經西寧市城中區法院審理，楊小民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和西寧市委也均已審核同意。

可是案件上報到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時，卻發生了讓人難以想象的變化——

省高院報經青海省委同意，改判楊小民為死緩。1982年2月，2年死緩期限一過，省高院又按法律規定，將死緩改為無期徒刑。

如此兇殘的作案手法，罪犯卻毫無理由地從死刑立即執行變為死緩，任誰都不能理解，死者家屬更是無法接受。

面對不公平的判決，王強家屬悲憤難平，連續5年到法院申訴、赴京上訪，甚至在大街上拉橫幅控訴省高院的不公。可是最后搞得傾家蕩產也無濟于事。

1983年9月，新華社記者鄧全施被調到青海分社擔任采編主任、黨組成員。接待了前來哭訴的王強家屬。王家人向鄧全施下跪，請求新華社向上級反映實情。

了解案情后，鄧全施極為震驚。他知道，這起案件牽涉到青海一眾高級領導干部，且已被擱置多年，要糾正它可謂難如登天。但作為一名有正義感的記者，他必然不會放任不管。

鄧全施安慰王家人，答應想辦法，但要慢慢來。此后，他開始不動聲色地收集“二·二七”案件的有關資料。

1984年，鄧全施將事情向社長和黨組書記作了匯報，建議進行秘密調查。

社長同意了他的建議，二人商議后決定：

一、此案要調查反映；二嚴格保密，調查過程只有社長、鄧全施和一個參與調查的記者三人知曉；三、選一位戶口不在青海的記者參與調查。

這樣一來，知道此事的三人都不是青海人，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也有回旋余地。

被選中和鄧全施搭檔的記者叫劉金桐。從1985年1月起，二人就開始了對此案的專項調查。

為保密起見，他們從不會當著外人談論案件，去調查時，也不會告訴司機去干什么，哪怕司機是非常可信之人。

之所以這樣謹慎，是因為“二·二七”案件拖了多年，幾任省委書記都沒有解決。

是幾位書記水平、能力不行，或者沒有機會解決嗎？顯然不是，而是另有原因。

鄧全施發現，青海省有一個特殊的黨政機關領導干部人際關系網。“二·二七”案件會如此離奇，就是因為有人在運作這張網。一旦他們發現新華社記者在進行調查，極有可能會反應強烈，甚至不擇手段。鄧全施他們不但要考慮自身的安全，更要保護提供證據證言的那些人。

有知情人說，青海這張關系網在全國都比較特殊。當年人民解放軍解放青海后，西北解放軍的某軍干部和一批西北革命大學干部，轉業后組建了青海省、地（州）、縣三級政權機構。他們大多來自陜北。

另外，為解決干部缺乏的問題，青海還曾到四川招聘過一批有高中學歷的女青年。這批年輕漂亮有文化的女干部，很多成為當權的陜北干部的新寵。許多人與元配離了婚，做了四川女婿。

所以，青海當年許多領導干部的家庭，是“四川婆姨陜北漢”。男人們是同鄉、戰友或同學關系，女人們則是四川同鄉、同學關系，非常親密。

他們不但有共同的利害關系，而且還有共同的生活習慣和鄉音。這樣一來，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在這張關系網中快速傳遞。

鄧全施后來發現，那些在案件中策劃密謀、通風報信、公然壓制正確意見或暗中串通作弊的法官、檢察官或黨政干部，斟酌上都有這個關系網的特殊背影。

中共中央辦公廳1985年6月23日在《轉發〈關于楊小民故意殺人案的調查報告〉的通知》中就指出：“有些地方搞封建主義、家族關系、官官相護，應引起嚴重注意。”

可是，人們是需要正義的，關系網上的人畢竟是少數，不可能囊括所有人。鄧全施他們相信，案件總有回歸正途的一天。

采訪中，江蘇揚州人、原西寧市公安局城中區分局預審股長，后來調任城中區檢察院檢察長的張維城說：

兇手的逮捕和預審，都是我和另一個同志進行的。我們認為，楊小民不殺，法律上說不過去，民憤也難平。從死刑立即執行改為死緩，大家都義憤填膺，寫好了抗訴書準備抗訴。可是上面有領導說，這是省委批準的，抗訴就是抗省委。我們是基層干部，只能服從。但王家人來找我時，我明確告訴他們，你們到北京告狀，我支持！

已離休的原省高級法院副院長蘭路遠坦率地說：

當年審理的14起重大殺人案，哪一個也沒有楊小民的犯罪情節惡劣，但那14人都殺了，楊小民為什么殺不了？我不說他們是貪贓枉法，但他們是徇私枉法、循情枉法！

鄧全施驚訝的發現，為楊小民改判死緩作出“貢獻”的那些人，后來都得到了升遷。

比如省高院的院長做了副省長，一名審判員被提升為省院副院長，還有一名審判員被提拔為海東地區副專員……

相反，那些堅持主張要執行楊小民死刑的人，有的被威脅、警告，有的被免職、調離或催促盡快辦理離退休手續。

真相讓鄧全施感到讓案件“撥亂反正”的阻力極大。可是看到王強那件被刀子戳了許多窟窿的浸透鮮血的暗紅色上衣，還有王家在省法院門前張掛血衣控訴判決不公時，群眾自發買來筆墨紙張簽名支持的5米長幅，鄧全施他們決定要努力還王強一個公道。

幾年來，王家人四處奔走上告。1979年12月16日至18日，王家連續天在省院門前張掛血衣，王強的姐姐王歡茹性格堅強、剛烈，一直堅持上訪上訴。她的血淚控訴吸引成百上千的群眾圍觀。

5年中，她們11次在省高院門前上訪求見院長，7次上京告狀，家中能變賣的東西都賣光了，生活十分窘迫。這些，讓鄧全施、劉金桐都大為動容。

調查發現，案發當天晚上，楊小民的父親害怕王家人報復，從省委辦公廳保衛處拿了一把手槍，躲到省高級法院院長家過夜。

2月28日凌晨，王強搶救無效的消息傳來，有人立即通知楊小民的父親說，人已經死了，你再躲藏在法院院長家不合適了，趕快走吧。

當時沒有手機，要傳遞信息只能通過電話。而當時的電話都要通過接線員轉接。于是，鄧全施查到了當天晚上值班的接線員，得知她不是那張個關系網上的人，就冒充她的家鄉人，偷偷到她家見了面。

接線員說，那天晚上她非常緊張，領導交代說，要保證那兩家線路暢通，隨時可通話。她不知發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那家的電話幾乎未間斷過。

青海省長黃靜波雖然也是陜西人，但他與那些老鄉不同，在對待“二·二七”案件上態度明確，愛憎分明。他提醒鄧全施，重要情節、證據，要死死扣準，文字下判斷要確切，不要讓人鉆空子抓住把柄。

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后，1985年2月6日，鄧全施他們發表了關于“二·二七”案件的第一篇稿子，標題是《青海省高級法院負責人有蓄意包庇殺人犯楊小民的重大嫌疑》。

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俞位海在簽發稿件時，專門給總社負責人附言，希望總社不要登《清樣》，以保護提供材料的干部。

4月5日，新華社又發表了“二·二七”案件第二篇稿子《青海干部群眾對一些人利用職權包庇殺人犯楊小民反映強烈》。

兩篇稿件的發表，引起上級重視，1985年7月30日，楊小民殺人案被重審，楊小民被執行了死刑。

8月16日，鄧全施等人又寫了一篇比較詳細的綜合稿，發表在新華社《內部參考》上，標題是《官官相護，楊小民殺人案被長期包庇錯判；法戰勝權，殺人犯被處決包庇者受查處》。

此稿后來被評為二等好稿和國內部當年12篇內參之一。

新華社的內參是為中央決策提供重要參考和依據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的中央工作組撰寫的《關于楊小民故意殺人案的調查報告》中，兩處提到了新華社及其內參。

其一說：“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華社、光明日報社和中國青年報社等單位，均在內部刊物上多次刊登被害人家屬的控訴，強烈要求糾正此案。”

其二說：“新華社4月5日《國內動態清樣》第69期對楊案作了詳細報道，要求重新改判。目前群眾正在急切地等待中央的決斷。”

正是由于以上大量的內部參考材料，6月13日，中央書記處召開第212次會議討論楊小民殺人案，認為：

此案搞了五年之久，青海的群眾意見很大，要盡快解決。……在這個案子的錯判和長期未予糾正上，青海省委的一些領導同志是有責任的。對那些在此案中徇私枉法的人，不管是誰，都要實事求是地予以嚴肅處理。

楊小民被執行死刑后，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派出了許多有豐富經驗的老干部到青海，嚴查在“二·二七”案件中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最終，那些徇私枉法的干部均受到應有的處理。

據報道，楊小民被執行死刑當天，西寧市萬人空巷，人們像歡慶解放一樣涌向街頭，看囚車經過，有歡呼的，有燃放鞭炮的。街道兩邊及許多房頂上都站滿了人。

人們不是僅僅為看熱鬧，也不是幸災樂禍看別人被正法，這是人們呼喚真理和正義，歡呼法律的勝利，慶祝黨中央英明決斷處理了這個長期影響青海的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