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畢業，海歸青年，他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當“人口販子”

*本文為「溫度紀」原創內容

汪星宇很“牛”，至少他的頭銜聽起來很“牛”。

聯合國青年論壇中國青年代表，福布斯中國30歲以下精英，復旦大學本科畢業，紐約大學碩士畢業，《一站到底》世界名校爭霸賽冠軍……他身上每個標簽都離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很近。

汪星宇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參加聯合國青年論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但他的工作很“土”，不是“聽起來”，是真踩在土里。

他辦了一家連接城鄉的社會企業，叫“鄉村筆記”，在上海辦公室很難見到他的身影。他天天往全國各地的鄉村跑，調研、講課、辦工廠、建基地、帶村里孩子出門看世界……一年365天，300天都在出差，一年走過中國100多個村子，車開在山路上陷進泥里，他徒手挖泥推車，一身白衣服沾滿泥水。

汪星宇在鄉村工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他說，他在當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販子”，把城里人帶到村里，把村里人送進城里，讓城鄉“互相看見”；一公斤咖啡豆在城里值600元，在地里只值5塊錢，他想讓村民在家門口把咖啡賣出城里的價；他上了五六個商學院，還是學不會“賺錢”，但他覺得社會企業的目標是解決問題，而不是賺很多錢。

他說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他想“在鄉村創造非共性的成功”。

他一個電話“拐”來兩個合伙人，一個公務員，一個程序員，他們辭了高薪穩定的工作，和他到鄉村創業，一干就是7年。

他身邊聚了一群年輕人，他們工作時熱切而堅定，在“上班如上墳”的大氛圍中，他們對工作價值的認可高得簡直不可思議。

當下，“離職博主”成為熱門賽道，《毫無意義的工作》被廣泛討論，“花香蕉的錢就只能請到猴子”“打工而已沒必要”……網友的自嘲中，透露出城市青年對工作意義的解構和普遍迷茫。

在汪星宇身上，是否有某種解困的答案？我決定去見一見汪星宇，看看他所謂的“在鄉村創造非共性的成功”，究竟是什么。

?p?歡迎點擊視頻觀看、轉發汪星宇的故事。

01

開往中緬邊境

汪星宇邀請我去鄉村筆記的研學基地，地點在云南瀾滄改新村。

要去改新村，最近的交通樞紐是距村子15公里的景邁機場，高鐵站則在200公里外。景邁機場目前只開通了到昆明、芒市和貴陽三條航線，航班很少。我到昆明轉機，一天只有一趟航班到景邁，晚上11點左右到達。

晚上11點左右的景邁機場 溫度紀拍攝

汪星宇形容景邁機場“像個大巴車站”，果不其然，下了飛機就能看到機場出口，鄉村筆記瀾滄項目負責人梁妙琳（大家更多叫她的昵稱“卡卡”）在那里等我。

卡卡說，每一位來訪者她們都會接機，“不然怕你們半路后悔跑了”。

她的擔心來自親身經驗，去年4月她第一次到改新村，也是夜里11點到，人生地不熟，坐上接機村民的車，沒有路燈，沒有其他車輛，車子在寂靜黑暗中一路坑洼顛簸，從地圖上看，開往方向還是中緬邊境，把這個1999年生的姑娘驚得心里七上八下。

改新村毗鄰中緬邊境 圖片來自地圖軟件截圖

卡卡玩笑著說，自己在這里一年多，車技飛升。“之前這條路還有兩個大坑，現在已經填好了。” 如今大部分路已修平整，還有一段顛簸的土路，卡卡稱之為“越野”。

和路上的荒涼相比，我們的目的地看起來很時髦。卡卡把我送到研學基地的民宿，兩排單層的白色建筑，一間咖啡廳，庭院里有遮陽傘和木質露營椅，像座度假別墅。民宿內部按照研學宿舍的標準而建，有雙人間和四人間，配置和城市里的經濟酒店相當。明天，它們將迎接一批報名鄉村筆記調研活動的客人。

第二天，客人到來前，汪星宇風塵仆仆地從杭州出差轉來。他穿著白色T恤、白色運動褲、白色板鞋，背黑色雙肩包，戴金屬框眼鏡，高高瘦瘦，比起創業7年的老板，看起來更像大學里的學長。

他向我們介紹，改新村有近2000畝成片咖啡地，近20年咖啡種植經驗，但此前交通閉塞，村里狀態十分原始，“人和豬都住一起”，直到現在還時不時停水停電，周邊沒有咖啡加工企業，咖農采摘了鮮果就直接出售，收益很低。

改造前的改新村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公斤咖啡鮮果大概能做400克的咖啡粉，能做30杯美式，在上海能賣至少600塊錢，但在地里，只值5塊錢，不到城里的1%。”汪星宇經常講這個例子，作為城鄉差距的縮影。

他說，這里的咖農種了十幾年咖啡，自己卻從沒喝過，甚至不知道自己種的是什么。“我們給一位老奶奶喝咖啡，她喝完‘戴上痛苦面具’，說這東西這么苦，它一定很有營養吧？”

鄉村筆記在改新村建了“改新咖旅莊園”，把村里廢棄小學改造成研學基地和咖啡廳，把城里人帶到村里研學，讓咖農采摘的咖啡鮮果在家門口賣出城里的價格。

咖啡師、保潔、民宿店長……鄉村筆記在這里創造了50多個就業崗位。咖旅莊園5月18日剛開業，兩個多月接待了1000多名旅客。暑假研學項目火熱，民宿在這期間一直都是滿房狀態。

除了接待游客，他們的基地也是村里的公共活動場所。剛組建的文藝隊在大廳排練民族歌曲合唱，孩子們自由出入玩耍。大孩子癡迷打籃球，基地的籃球場上，下著雨也有孩子打球的身影，小一點的在室內玩玩具，看見卡卡和其他成員，大聲招呼著“姐姐來陪我們玩呀！”

鄉村筆記也給孩子們組織免費活動，看電影、看書、運動會，但他們發現，有些活動參加的孩子越來越少。

這次，他們邀請了對鄉村感興趣的研學者，一起到村里孩子家訪問，了解孩子們真正需要和想參加的是什么。

02

“讓城鄉互相看見”

我跟著汪星宇帶的隊，來到12歲的劉玉梅家。她在上小學五年級，村里小學被撤并，每周日要到15公里外的鎮上小學住宿，周五放學再回家。她告訴我，學校的宿舍像教室一樣大，一間住28個學生。

她說她想成為一名化妝師，六一兒童節學校表演時，她看過化妝師幫同學化妝。她喜歡畫畫，美術總是拿100分，不過她家里沒有彩色筆，只能在學校畫。她在家也不愛畫畫，因為周末要幫家里照顧2歲的堂弟、種地、做飯，空閑時，跟其他小伙伴打球、跳皮筋。

玉梅的父母離了婚，各自在外，她跟著爺爺奶奶長大。提起父母時她一臉迷茫，既不知道爸爸在哪兒，也不知道媽媽在做什么。她的床頭放著一只熊娃娃，是媽媽好幾年前送給她的生日禮物。

汪星宇帶隊到玉梅家家訪 溫度紀拍攝

這是改新村孩子的常態。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兒童，單親家庭也占了不少。2002年生的本村咖啡師彭夢喜告訴我，村里人結婚得早，他的同齡人孩子都好幾個了。許多人婚后出去打工，見到外面的世界，又選擇離婚，孩子只能跟著爺爺奶奶生活。

村里生活有自由快樂的一面，但城市依然是孩子們的向往。三年級的魏梅說，她沒有什么煩惱，除了買新衣服，也想不到其他愿望，但她最羨慕的人是在瀾滄縣城工作的姑媽，因為她可以天天進城。

進了城想做什么？她說，想吃薯片，雖然村里小賣部也有薯片，但“城里的薯片更美味。”

調研隊伍里，有個上海寶山來的男孩，和劉玉梅一樣12歲。趁著暑假，媽媽帶他千里迢迢來看農村長什么樣。他走村路時穿著鞋套，把球鞋保護起來，和村里光著腳丫滿地跑的孩子對比鮮明。

汪星宇經常看到這樣直觀的對比：“有研學需求的很多是國際學校的孩子，家庭條件一般都比較好，和村里反差更大。”

眼前的反差刺激著汪星宇的工作，他說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問他理想是什么，他沒有任何猶豫：“人生而平等”。

1992年，汪星宇出生在當時的上海南匯區，童年是和雞打架、釣魚釣蝦、在院里挖沙子度過的。他曾自稱“上海鄉下人”，得到的回應常常是：“上海沒有鄉下。”

2011年，他考入復旦大學，學習國際政治，后來又到芬蘭交換、到美國游學，在紐約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在國外學國際政治時，外國朋友問他“中國是什么樣的”，他答不上來。中國有北上廣深，但北上廣深能代表整個中國嗎？他想到中國的鄉村做田野調研。

他和名噪一時的“耶魯村官”秦玥飛在一次會議中相識，受其影響加入公益組織，在湘西幫農民賣土特產。但他很快發現，這事沒那么簡單。

產品的品控、物流，都是他難以掌控的環節，農民的自主性也沒有被激發，“我幫老鄉賣臘肉，他們嫌我挑肥揀瘦，說這只豬是為你而死的，你得為它負責。”

汪星宇開始思考，自己所做的真是老鄉們需要的嗎？他決定摒棄“我來幫你”的心態，以“我想了解你”的心態與鄉村共處。

改新村的孩子們在研學基地參與活動 溫度紀拍攝

2017年9月，他和兩位合伙人聯合創辦了鄉村筆記，開始做鄉土研學項目，帶城里學生到鄉村去，讓城里人“看見鄉村”。湘西的山村、甘孜的藏區、紅河的梯田、菏澤的戲班……他們住到老鄉家，設計出文學采風、社會調研、戲曲表演、建筑設計等課程。

高一曾跟著汪星宇到湘西研學的小楊，從此對鄉村有了更多關注。這次瀾滄改新村的調研，他和汪星宇又見面了。他告訴我們，2022年，他考上海南大學，選了當年增設的新專業：鄉村治理。

在帶人進村的過程中，汪星宇和村里同齡人聊天，聽了許多這樣的故事：十三四歲輟學打工，后悔沒有好好讀書。他們告訴汪星宇，以前不知道世界上都有哪些工作，打工也是跟著老鄉走，等知道了，為時已晚。

這些故事匯聚到汪星宇這里，觸發了鄉村筆記的教育公益項目。他想讓鄉村孩子“看見城市”，于是成立自己的公益品牌，到鄉村學校講授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他還組織“城市職旅”，每年假期，從全國各地遴選鄉村孩子，免費帶他們到城市體驗不同職業，既參觀高樓大廈里的互聯網大廠，也到菜市場賣一天菜。

7年過去，他已經走遍了全國300多個村子，帶領4萬多名青少年和1萬多親子家庭到鄉村，資助了上千名縣鄉孩子到城市。

03

碰撞

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人來人往”，汪星宇開始覺得不滿足。

“這是路過鄉村，而不是扎根鄉村。”

他把鄉村運營也納入公司的業務范圍，在全國各地鄉村做“一二三產業融合”。他們在安徽績溪擁有了一個預制菜加工廠，瀾滄改新村則是他們的第一個整村運營項目。

鄉村筆記在改新村運營的民宿 溫度紀拍攝

參與鄉村運營，汪星宇發現最要緊的，是解決鄉村人才缺乏的問題。要幫助更多城市青年到鄉村創業，他決定在廣州、成都兩地建設青年共創空間，為有志于鄉村振興的青年提供辦公、交流、展覽、社交、學習的場所，做城市里的鄉村振興孵化器。

“所有工作都是基于一個目標，慢慢長出來的。” 汪星宇說。

他的創業歷程聽起來一環扣一環，邏輯通暢，現實中卻充滿磕磕絆絆。

2017年他剛創業時，在上海租一個LOFTER，團隊5個人住一窩，工作睡覺都在一起。后來發現不行，這樣一群人根本不睡覺，沒日沒夜地工作，身體和精神都撐不住，找到一個共創空間作辦公室，才分出上下班。

一畢業就創業，沒有資源沒有人脈，為了宣傳鄉村筆記，他印了傳單和名片到處發，見人就說“鄉村筆記了解一下”，還曾因為在中考考場門口發傳單，被城管拉到城管大隊。汪星宇評價當時“就是非常草根的狀態”。

在高原上的鄉村，一邊講課一邊吸氧的汪星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好不容易把鄉土研學和城市職旅都做成，眼看公司步入正軌，新冠病毒來了。

汪星宇說，當時最崩潰的是收了研學費用，做好了出發準備，突然被疫情困住，只好取消行程。一次又一次，費用收了又退，收了又退，“退了得有好幾百萬”。

他對當時的團隊坦誠了公司運營情況，成員紛紛尋找其他出路。2020年，本已發展到約20人的團隊，又減少到6人。

汪星宇把這6個人都拉到自己家里，“也不知道要干嘛，每天白天拍段子，晚上做直播”。后來他們想到通過直播“云研學”，公司才勉強活了下來。

到了做鄉村運營階段，他們更深地參與鄉村生活，從城市帶來的現代性與鄉村的原始生活方式無可避免地發生碰撞。

瀾滄是少數民族自治縣，改新村主要聚居拉祜族和哈尼族，村民的生活方式原始而充滿“松弛感”。很多村民沒有時間概念，合作工作時“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這里“一年300天，一半時間在過節”。村民愛喝酒，前一天晚上喝完，第二天一早還要喝酒“回魂”。哪怕是語言不通的陌生人路過，淳樸的村民也會邀請對方到家里玩，拿出水果來招待。

卡卡剛來時，有次工作結束，村民遞給她一瓶“礦泉水”慰問，她感激地擰開，發現瓶蓋是開過的，正覺得奇怪，就聞到了酒香，原來老鄉遞給她的，竟是用礦泉水瓶裝的酒。

我在改新村時，正碰上村里過火把節。濃黑的夜晚，還有村民在家聚會，開著卡拉OK設備引吭高歌，整個村回蕩著他們的歌聲。汪星宇和團隊成員怕影響民宿客人休息，急得上門溝通，但對方已經喝得醉醺醺，好不容易約定到晚上12點就不再唱，歌聲卻一直持續到凌晨1點。

但火把節是村民非常重視的節日，他們必須理解這樣的狂歡。在尊重原住民風俗和帶來現代改變之間，他們必須慢慢找到平衡。

汪星宇覺得要承認自己能力有限。“我們一直只是在摸索，還沒找到鄉村振興的正確答案。只有當我們不再討論鄉村振興，鄉村才算真的振興了。”

汪星宇去鄉村講課，當地老師在臺上語調激昂地介紹他是“全國鄉村振興青年先鋒”“福布斯中國30歲以下精英”。他在臺下尷尬地笑，搓著雙臂問攝影師，“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他說，他身上的名校標簽和各種榮譽，讓鄉村筆記得到了更多關注，但這同時也成了一種壓力，讓他感到自己“德不配位”。“因為之前沒有其他人做這件事，我就顯眼了，其實我們做得沒那么好，雖然我們一直很努力。”

04

創造“非共性成功”

有人說，汪星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名校畢業生，海歸青年，參加江蘇衛視益智答題節目《一站到底》，奪得世界名校爭霸賽冠軍。這些履歷本可以為他創造一個物質更豐富的未來，但他選擇了一條“土”路。

汪星宇不以為意，把這些評價當作自嘲的笑話講給別人聽。

他應對“同輩壓力”的方式是，完全不看別人，只關注自己的目標。“比起讓自己變得‘更厲害’，我更想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加溫暖的人。”汪星宇說。

讓他感到工作意義的時刻很多，曾經參加城市職旅的學生考上理想大學，給他發來長長的“小作文”感謝和鼓勵他；曾經到鄉村研學的學生大學選了“鄉村治理”專業，暑假來鄉村筆記幫忙；帶涼山孩子到城市體驗后，涼山的英語老師見到他就哭了，說以前從沒人聽英語課，出去回來后學生開始認真學英語……

甚至是更微小的事，比如改新村的孩子跑到研學基地玩耍，隔著玻璃窗對他們比一個心。

改新村的孩子給鄉村筆記成員比心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汪星宇說自己上了五六個商學院，“還是學不會賺錢”。直到第一次給員工發工資，他才意識到自己創業了，在此之前，他覺得自己像在做一個社團，大家聚在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把在農村創業看作一場巨大的田野調查，“做成了也是一本書，做敗了也是一本書”。一切見聞和實踐，都是他學習的過程，這學習甚至并不為了什么結果，求知本身的愉悅也足夠讓他享受。

他曾經花100天，每天直播和網友分享書籍。即使現在凌晨2點睡覺，早上7點起床，到處出差，工作電話不停，他每天還是會擠出1/4的時間看書。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希臘小廟，相比權力我更愛好智慧。”他喜歡沈從文這句話。

他說，世界的排位是稀缺的，如果所有人都追求同一種價值，必然有人受到擠壓，永遠追趕不上。只有離開單一的價值評價體系，創造“非共性成功”，才能為世界祛魅，變得更加多元和包容。

但汪星宇現在也想賺錢，目標不大，至少要讓團隊繼續運轉。現在他有了100多位員工，“團隊變大了，成本也會變大。”

汪星宇和團隊成員在改新村合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他身邊聚集了一群與他相似的年輕人。他的合伙人之一本來在上海當公務員，他一個電話過去：“辭職吧，跟我一起創業”，人家就真的請了個長假，陪他開車1600公里到湘西踩點調研，回來就辭了職。

瀾滄項目剛動工時，找不到合適的負責人，廣東江門人卡卡自告奮勇，獨自跑到這個邊境小村“開荒”，成了孩子們口中的“卡卡姐姐”。

梁宏偉是團隊的商務負責人，曾做著奢侈品直播運營的高薪工作，他跟我說：“要是為了待遇，我就根本不會來這里了。”

汪星宇希望鄉村筆記的成員不僅僅是“打工人”，而是像社團或合作者，各自有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在合拍的某段路上一起前行。

告別改新村，坐上回程的飛機，城市在我眼前縮成小小的一粒，在地面時我們很難注意到，擁擠的城市之外，大地廣袤而遼闊。

撰寫 I 鄭璇真

*文章版權歸「溫度紀」所有

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系后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