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中“余則成”的原型之一周鎬:從軍統少將到中共特別黨員

1965年，臭名昭著的軍統大特務周鎬的老婆吳雪亞來到上海市政府，點名要見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

保衛科的同志犯了難，明確告訴她，她這個身份，曹市長是不會見她的。可吳雪亞堅決不走，并說她有本東西要交給曹市長。

曹荻秋聽說此事后，帶著好奇見了吳雪亞。

吳雪亞遞上一本破舊的日記本。曹荻秋迫不及待地打開，頓時淚水浸濕了眼睛。他握著吳雪亞的手，激動地說道：

“你丈夫很了不起！”

周鎬這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什么傳奇故事呢？

• 為活命，被迫加入軍統

周鎬，又名周繼文、周治平，1910年出生在湖北羅田一個貧困家庭。

盡管家境貧困，但他父母深知，讀書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6歲時他就進私塾讀書，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1924年，他考入武漢私立成呈中學，在校期間接受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并決心終身踐行。

1927年，懷揣著報國夢想，他考入桂系武漢隨營軍官學校步兵科（后改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第七期。

當時軍校都會對學員開展“蔣化”教育和控制，周鎬對此很不滿，因在政治測驗中有反蔣言論而被開除。

離開學校后，周鎬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淞滬會戰后，蔣介石將十九軍調離上海，開往福建剿共，引發軍隊不滿。

1933年11月，蔡廷鍇、李濟深等領導十九路軍發起了“福建事變”反蔣，無奈以失敗告終，24歲的周鎬成了國民政府的通緝對象，不得已離開軍隊，只身亡命上海，后又從上海轉道返回家鄉。

不料，一到漢口就被國民黨憲兵四團逮捕，罪名是“參加叛亂”。

這是他第一次被捕（他一生五次被捕）。

也許是命不該絕！負責審訊他的竟然是一位舊友。這位老兄私心很重，喜歡拉幫結派，但做事干脆，直來直去，考慮到周鎬出身中央軍校，可以為己所用，就直接開出條件：

如果加入復興社（即軍統前身），過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筆勾銷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此時活命要緊，周鎬別無選擇，同意試試。就這樣，周鎬參加了復興社特務處，就是后來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開始了他12年的特務生涯。

可軍統這碗飯并不好吃，內部勾心斗角，相互傾軋，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陷入派系角力之中。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就在他參加軍統剛滿半年，因他有激進言論被對手抓住，漢口軍統調查室指控他是“共黨嫌疑”。

他第二次被逮捕。

好在結果查無實據。有道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被保釋后，周鎬仍在軍統任職，但命運就此改變，經此一事他得到了軍統核心成員“十人團”之一——周偉龍的賞識。周偉龍是軍統元老級的大佬，更是戴笠的結拜兄弟。有他的關照，周鎬自然是官運亨通，青云直上。

從1935年到1942年的七年時間里，他憑借周偉龍的提攜，輾轉貴州、廣東、重慶，郵電檢查，緝私、諜報、督察等等，軍統中的各個行當他都干過，先后出任了軍統武漢站站員、貴陽郵檢所檢查所所長、廣東稅警總團稽查股股長、暫編第八師少校諜報隊隊長、軍統局廣東站督察、軍統局重慶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長，并被授予少將軍銜，大受戴笠青睞。

• 受賞識，奉命潛伏汪偽政府

1940年周佛海繳獲了軍統的一部電臺，為了給自己留后路，他借此通過戴笠向蔣介石轉達了合作的誠意，自此之后軍統一直與周佛海保持著電臺聯系。

1943年初，為了加強與周佛海的聯絡，戴笠將周鎬從貴州調到重慶，秘密交給他一項任務：

潛伏于汪偽軍委會，收集情報，策反軍隊，做周佛海與重慶政府的橋梁。

于是，周鎬秘密地去了南京。自此，周鎬就在家人的視線中消失了。

為了控制周鎬，戴笠派人把周鎬妻女4人從貴州接到重慶，所有生活用品全由政府供給，并把周鎬的女兒送到他任校長的沙坪壩私立小學讀書，學費、食宿全免。名義上是照顧，實際上是作為人質。

通過周佛海的運作，周鎬進入了南京汪偽政府軍委會第六科，搖身一變成了汪偽政府的少將科長。表面上他風光無限，但內心卻極為痛苦與緊張。他整天生活于恐懼之中，在給妻子的信中說：

“……你未必相信，在南京偽軍委會工作期間，虎口之內，幸有余生，其間痛苦，一言難盡，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蔭，早喪殘生了。”

但不得不說，周鎬還是有兩把刷子的。

早在1937年南京一淪陷，軍統南京站就叛變投敵了，軍統在南京失去了組織，在日偽的眼皮底下，也不敢有大的活動。周鎬來南京幾個月，就重新建立了南京站，規模較大，下設八個組，在淪陷區妥妥的是個大站，并且在1943年底軍統南京站開始了活動。

為了完成潛伏任務，周鎬長袖善舞，廣交朋友。包括對他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地下黨員、時任汪偽政府情報局秘書的徐楚光（周鎬湖北同鄉，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步兵科同學），還有偽軍中的實力派高級將領吳化文、孫良誠、張嵐峰、郝鵬舉等，他與這些人都建立密切友好的私人關系，收集他們的情報，積極爭取他們，最終促成他們在抗戰勝利時投靠蔣介石。

在充當重慶政府和汪偽政府交通要員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也漸漸發生了變化，他看透了蔣介石“剿匪”的卑劣，十分不齒于軍人不抵抗外敵，把槍頭對準同胞的行徑。

同時在與徐楚光等地下黨員的交往中，對共產黨的好感倍增，他曾將汪偽政權中的軍事機密透露給地下黨員，也曾用手中職權的便利幫新四軍運送抗戰物資。南京站工作效率很高，成果顯著，有口皆碑，戴笠頗為滿意。

不久，周鎬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少將。

隨著日軍的投降，周鎬領導的軍統南京站，也從地下走到了地上，國民政府任命周鎬為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指揮。

也許是壓抑得太久，周鎬高調登場，卻忘記了自己曾經是汪偽政府的紅人，十足的“大漢奸”，這觸動了老蔣的軟肋，給他埋下了災禍，因為他打入汪偽政府是絕密，只有老蔣和戴笠知道。

1945年8月16日，日軍投降的第二天，周鎬就在南京高調宣布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

成立當天，周鎬就帶著行動隊抓捕了南京市長周學昌、中央陸軍學校校長鮑文樾等47名大漢奸（抓捕中打死偽陸軍部長蕭叔董），接管了汪偽的《中央日報》和周佛海控制的《中報》。

在封存了汪偽中央儲備銀行金庫和幾所大倉庫之后，周鎬又命令中山東路上的汪偽財政部、憲兵隊、汪偽中央電臺等重要機關，聽從南京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不得擅自行動。

17日，偽《中央日報》和《中報》分別更名為《建國日報》與《復興日報》，套紅標題為勝利專號，出現在南京的街頭。這兩份報紙報道了軍委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成立的消息，以及周鎬親自起草的《南京指揮部第一號布告》。

一時間，漢奸們人人自危，南京陷入混亂之中。

蔣介石讓周鎬接收南京的本意，就是讓他穩住局面，防范華東的新四軍接管，拖到國民政府軍挺進南京，可“漢奸”周鎬的行動太過火了，引發了南京城的混亂，也讓老蔣懷疑他“通共”。

此時南京無兵可用，收編的偽軍又不敢用，老蔣只得下達秘令：

南京的治安暫由日本軍隊來維持。

18日下午，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派參謀小笠原中佐到指揮部，請周鎬到日本軍司令部商談投降事宜。

周鎬一到日本軍司令部即被軟禁起來，他組建領導的這個指揮部，只存在了三天。

“周鎬事件”后，戴笠派人到日本軍司令部交涉，將周鎬轉押到自己的警備司令部，罪名竟是貪污。在獄中，周鎬試圖托關系找人幫自己說話，洗刷掉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卻到處碰壁。

• “我當共產黨，的確為不良政治所驅使”

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青島乘飛機途經南京，因雨霧，飛機撞向岱山，機毀人亡。

戴笠死后因無人再細查周鎬之事，經軍統中好友的幫忙說情，軍統局副局長唐縱同意將周鎬釋放。

出獄后的周鎬已經不是原來的周鎬了，變得沉默寡言，閑居在南京二條巷蕉園5號的家中，沒有工作，生活相當艱難。這段牢獄生活對周鎬的打擊很大，自己對黨國鞠躬盡瘁，不惜背負罵名打入汪偽政府，九死一生，卻被當成了棄子，戴笠要是不死，自己恐怕要牢底坐穿了。由此他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

正當他迷茫時，他的同鄉、同學、中共黨員徐楚光再次闖入了他的生命，策反了他，后經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的批準加入了共產黨。周鎬遂以中共特別黨員的身份潛伏在國民黨保密局中，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京、滬、徐、杭特派員，負責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及情報工作。

周鎬曾在日記中寫道：

“我當共產黨，的確為不良政治所驅使，余妻當有同感，乃商議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約相晤，恰到好處而成功。”

1946年11月，在策反孫良誠時，策反計劃被潛伏在我黨內部的軍統特務劉蘊章獲悉，報告給了毛人鳳。

周鎬第三次被捕。

由于徐楚光及時將與周鎬有聯系的黨員全部轉移，劉蘊章的告密證據不足。兩個多月后的1月21日，農歷除夕這一天上午，周鎬被釋放了。

周鎬出獄后，保密局命令他仍回上海工作，擔任佛教訓練團的組長。周鎬像什么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照樣上班下班，照樣與同事來往，當然他還是不斷地來往于京滬徐之間，秘密地為共產黨收集情報。

1947年12月30日由于徐楚光交通員呂祥瑞被捕叛變，周鎬第四次被捕，又一次被關進了寧海路19號保密局看守所。

1948年3月，妻子吳雪亞耗盡家財，在周鎬的保密局好友、少將經理處長郭旭和少將設計委員任建冰二人聯名向毛人鳳上書作保后，周鎬又一次死里逃生，走出了保密局看守所。

等吳雪亞最后一次去南京時，周鎬已離開。

1948年9月，吳雪亞便帶著孩子進入蘇北解放區。后來家人得知，周鎬此時也進入了解放區。

周鎬為了報答黨和人民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作之中。他在日記中寫道：

生命僅一線之安，此后余生，當誓為黨國人民盡忠，拼命消滅蔣賊政權。余生有幸，必達此目的也。

為此，他不分晝夜地奔波于宿遷、睢寧、沐陽、新安鎮等地，在緊張的工作之余，還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內幕寫成《蔣幫拾零》《蔣政權的黑幕》《蔣介石的龐大特務系統》等文章。

新華社和解放區電臺將他的文章播出后，由于言之有據，鞭撻有力，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反響很大，打擊了敵人，產生了很好的作用。

1948年11月13日，蔣介石點將，要周鎬持他親自簽發的“總統手令”去調查孫良誠是否與新四軍“勾結”。

根據華中工委領導人陳丕顯的指示，周鎬抓住機會，在淮海戰役的前線，成功地策動了國民黨軍暫編第二十五師（后改編為第一綏靖區第107軍）師長孫良誠部5800人的投誠。

孫良誠的投誠，使得徐州東南方向門戶大開，為解放軍進逼徐州，側擊邱清泉、李彌兵團，創造了有利條件。僅僅幾天時間，解放軍就殲滅了黃百韜部十二萬人。

• 倒在南京解放的黎明前夕

1949年1月初，周鎬又接受組織安排前往蚌埠策反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兼第八兵團司令劉汝明。

臨行前的1月4日，周鎬在日記里寫道：

“我以十二萬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

劉汝明與孫良誠一樣，也是馮玉祥的部將，曾經投靠汪偽，日本投降后，又在周鎬的鼓動下，投了國軍，但也是被老蔣當做雜牌軍。

當時，淮河一帶大雪狂飛，冰天雪地，周鎬帶著投誠的孫良誠等人一路勞頓地來到了國共的分界區淮河。

也許有預感，周鎬深知此行兇多吉少，臨上船時，他從包里掏出日記本與錢物，對警衛員谷彥生（即谷俊山的父親。南京市雨花臺烈士陵園管理局孫月紅著有《生死記憶:周鎬與谷彥生的故事》）說：

如果我三天不回來，你就把這本日記和錢物交給夫人，照顧好我的家。

不等谷彥生答話，周鎬轉身踏上小船，隨船而去。

誰知道，劉汝明就是個出爾反爾的“三姓家奴”，為求自保，索性將周鎬前來策反一事上報給了蔣介石和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

孫良誠也是小人一個，這時他也把自己投誠的責任全部推到了周鎬頭 上。

毛人鳳在得知周鎬去了解放區后，曾派人沿途搜捕，現在居然自己送上門來了，他們求之不得。

這是周鎬第五次入獄、第三次被關進寧海路19號的保密局看守所。

蔣介石得知周鎬被抓以后，對他此前愚弄自己的行為十分痛恨，于“下野”前一天，在毛人鳳送來的報告上寫下四個字：

“立即處決！”

很快他就被秘密處決，倒在了南京解放的前夕，時年39歲。

和他一起罹難的還有107軍中將副軍長兼260師師長王清瀚（中共秘密黨員）、107軍中將副軍長謝慶云（中共秘密黨員）、中共華東局聯絡部政治交通員、通訊聯絡組組長祝元福。

這一切，他的妻女一無所知。

新中國成立后，妻子吳雪亞帶著三個女兒艱難地生活，她堅信周鎬一定會來尋找他們母女。苦悶時，她就偷偷地拿出周鎬過去寫給她的信來打發寂寞。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等將來革命勝利了，將你們接到一塊過好日子……

可天不遂人愿。

1965年，吳雪亞身體越來越差，她感到時日不多，但她不想周鎬蒙冤，于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周鎬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一個國民黨軍統少將是如何轉變為中共秘密黨員的。日記的前半部分講述自1948年4月，到蘇北解放區的所見所聞，后半部分，記錄了他在淮海戰役期間不計個人風險從事策反工作的情況，日記的截止時間是1949年1月4日，正是被劉汝明扣押的前一天。

曹荻秋在解放戰爭期間曾擔任蘇北軍區政治委員，華中支前司令部政治委員，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員，與周鎬在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

經過一段時間的梳理，曹荻秋為周鎬做了詳細的證明，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于1965年11月22日向中共中央組織部送上一份報告，在報告中稱：

“周治平（周鎬在黨內工作的化名）原來是國民黨軍統局少將級特務……1946年7月周治平起義后，即同我地下工作者徐楚光建立了聯系，1946年10月由華中分局……批準為中共特別黨員……1948年底，周治平根據曹荻秋同志的指示，赴蚌埠、徐州之間策反蔣匪軍劉汝明的時候，被孫良誠出賣。1949年1月遭蔣匪軍殺害。根據上述情況，經我們研究，追認周治平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屬待遇。”

從上海回到居住的鄉下不久，吳雪亞便撒手人寰，離開這個世界時還睜著眼睛，至死她也不知道丈夫早在16年前就已經犧牲在黎明前。

幾個月后，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于1965年12月28日批復：

同意追認周治平為革命烈士，并對其遺屬予以照顧。

周鎬被追認為烈士。但吳雪亞沒有等到這個消息。

周鎬烈士犧牲后，遺骨的下落一直不明。但在紀念館中，他的遺像被高高地懸掛在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的陳列大廳內，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他的遺像前默默地悼念、追思。

他，永世活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