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剖析20世紀世界歷史最大謎團的經典著作

蘇丹中心成員出版譯著《消逝的光明：歐洲國際史，1919-1933年》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初主要在歐洲進行，最終延燒至全球，由于戰爭的規模、破壞和生命損失史無前例，歐洲人當時稱其為“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但在僅僅20年后，二戰全面爆發，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也是有紀錄以來最多大規模民眾死亡的軍事沖突，而且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其影響甚至持續至今天。在短短20年內經歷兩場史無前例的浩劫，這可以說是20世紀世界歷史的最大悲劇和謎團。它因此也成為世界諸多歷史學名家爭相探究的對象。

對于1919-1939年這段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的歷史，各國歷史學者的研究非常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社會等多個領域。在這當中，扎拉·斯坦納（Zara Steiner）的兩卷本巨著《消逝的光明：歐洲國際史，1919-1933年》（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和《黑暗的勝利：歐洲國際史，1933-1939年》（The Triumph of the Dar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33-1939），被廣泛認為是對該時期歐洲國際關系史最為權威和全面的研究之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將它們描述為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國際外交的“標準著作”。

《消逝的光明》一書中文版譯著共68萬余字，已于近日由社會科學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出版。該書的翻譯工作由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成員石志宏博士獨力完成。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扎拉·斯坦納

歐美歷史最重要研究者之一

扎拉·斯坦納（1928-2020年）是生于美國的英國歷史學家，是20世紀歐洲史及美國史領域最為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曾任劍橋大學默里—愛德華茲學院（原名新學堂）代理院長，劍橋大學榮譽退休研究員，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其研究關注國際關系不斷拓展的國內與國際環境（背景），以及對外關系管理與執行的歷史比較。

扎拉在紐約出生和長大。她在1950年和1954年分別獲得牛津大學學士（只用了兩年就達到了三年學制規定的學習任務）和碩士學位，期間得到泰勒（A. J. P. Taylor，英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和柏林（Isaiah Berlin，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史家和政治理論家之一）指導。1957年，扎拉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

還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扎拉就被第一次世界大戰“鉤住”了（hooked，她自己的說法）。她的《外交部和外交政策，1898-1914》（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 1898-1914，1969年出版）以及《英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977年出版，修訂版于2003推出），在研究方法和學術洞見方面發揮著先驅的作用。

1976年，扎拉受邀為泰勒的經典著作《征服歐洲的斗爭，1848-1918年》（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1848-1918）撰寫后繼之作。牛津大學出版社設想這將是一個覆蓋1919年至1945年的一卷本，扎拉要求用10年來完成。但像許多學者所熟悉的方式那樣，一卷本變成了兩卷，10年變成了30年。《消逝的光明》和《黑暗的勝利》相繼于2005年、2010年出版。

英文原著上下兩卷封面

兩戰間隔期國際外交“標準著作”

《消逝的光明》和《黑暗的勝利》的廣度和深度都令人印象深刻，涵蓋了經濟發展和關系、武器生產、外交談判、政治和戰爭等諸多方面，而又具有同等的權威性。兩卷書總計超過2000頁，基于對世界多種語言的學術文獻和文件的可靠掌握，以清晰明了的方式表達了復雜的事件序列；文筆精彩，充滿了辛辣和深刻的判斷，豐富的細節、引人入勝的短語和諷刺的旁白，使得這一套著作讀起來同樣讓人饒有興趣。

《消逝的光明》一書完全別出心裁，它并未將1920年代概括為又一場全球性沖突（二戰）的一個失敗的序曲，而是本身具有極大吸引力的十年，在這一時期里，政治家和外交家力求重新組織一種可行的歐洲秩序。斯坦納審視了那些失敗的努力，但也審視了那些為未來的成功帶來希望的努力，其中許多通常如果不是被忽視也是被低估的。該研究表明，由于美國部分地從歐洲撤回，以及蘇聯（俄）的體制對于輸出革命所實施的被迫的和自行施加的限制，歐洲曾獲得一種平衡。歐洲艱辛獲得的這種穩定在1925年之后達到了其脆弱的限度，這甚至早于那些席卷歐洲的金融危機。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崩潰和希特勒1933年上臺之間的轉折年份，災難性地改變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的平衡。斯坦納這一內容廣泛的研究幫助我們把握這一過程中的各個決定性階段。這部巨著使得扎拉在2007年當選為英國科學院院士，并贏得了眾多評論家的贊譽。

《黑暗的勝利：歐洲國際史，1933-1939年》聚焦于希特勒上臺后國際局勢的惡化，分析了納粹德國的擴張政策，以及英法的綏靖政策如何最終未能阻止二戰的爆發。該書通過詳實的檔案研究、廣泛的視角以及對多層次因素的分析，不僅揭示了各國外交政策的內部邏輯，還展示了期間國際體系失敗的深層次原因。該書被視為研究兩戰間隔期外交史和二戰起源的權威之作，具有極高的學術影響力和持久價值。

上卷《消逝的光明》中文版譯著分為兩部

譯者素養和經驗兼具

《消逝的光明》一書譯者石志宏從南京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具有文學、科技史、國際關系史專業素養，現在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從事非洲安全、海上安全、國際關系史、中外關系史等方面研究。

其曾在江蘇揚子晚報等報社從事國際新聞編譯多年，發表譯作約500萬字。另有譯著包括《鐵三角：透視凱雷集團的秘密世界》（遠東出版社，2006年）《現代戰略戰術辭典》《英國海軍霸權的興衰》（待出版）等。

“既是紀念碑也是警告”

扎拉于2020年2月13日去世，比她的丈夫喬治·斯坦納晚10天。劍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國際史名家大衛·雷諾茲（David Reynolds）在由其撰寫、并在該校歷史系網站發布的懷念文章中說：“扎拉的兩卷本高高聳立，（它們）既是紀念碑，也是警告。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她看到光明開始黯淡。她希望這不是黑暗的又一次勝利。”

隨著大國競爭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回歸，有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說法再次引發關注。近年來中美關系、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如烏克蘭危機）、中東和亞洲的地緣政治沖突等，都讓人們重新審視全球沖突的可能性。“歷史從來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地相似”，扎拉的審視、憂慮和希望發人警醒。

《光明的消逝》一書評論集萃

“對于一戰結束之后15年里的歐洲國際（關系）史的單卷（single-volume）權威敘述……確認了扎拉·斯坦納作為（對于）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國際事務研究杰出歷史學家的地位。”——馬丁·康威，《英國歷史評論》

“扎拉·斯坦納的著作已經確保我們將不得不帶著應有的尊敬，看待那個被忽視的十年（1920年代）。她已經以其無懈可擊的學識、清晰度和同情心講述了這個故事……她的著作無疑將成為關于該時期的權威著作。”——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任何希望了解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的讀者，都應當查閱這本書，而且任何面向該時期的認真的研究者都應當購買它。因為無論是就博學（的程度）還是闡述而言，純粹就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與它相提并論。最重要的是，扎拉·斯坦納確保我們是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方式來閱讀歷史。”——英國《獨立報》

“壯麗而權威的著作……《消逝的光明》巧妙而明智地運用了通過廣泛閱讀和長期反思所獲得的各種成果……一種全新而引人入勝的觀點，鑲嵌于其對于各個主角和主題的全面審視之中。”——馬克·馬佐沃，英國廣播公司

“一種光芒奪目的敘述……人類戲劇性事件與一種寬廣的國際視角的結合，在西方、東方和大西洋的不同視角之間的轉換，這是該敘述的一種支配性力量之所在。它熔迷人的細節、平衡度、靈活多樣的節奏與內容于一爐。這是歐洲曾滿懷信心地相信它自身是世界中心的最后一個時期，斯坦納對該時期進行了長長的、充滿智慧的檢視。對于任何關切歐洲大陸的過去或者未來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扣人心弦的閱讀。”——《金融時報》

“扎拉·斯坦納已經創造出一部輝煌的著作，充滿細節而又擁有眾多發人深省的洞見。它在未來的許多年里將保持作為一部經典。對于那些研究國際商業史的人來說，它將作為一部關于該時期的卓越的背景參考指南……如果人們希望了解更多，那將會是以同一風格寫就的第二卷。”——德里克·H·艾爾德克羅夫特，《商業史》

關注我們一一揚大蘇丹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