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沒有報紙？唐代就有！1903年11月6日《南華早報》出版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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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有沒有報紙？唐代就有！1903年11月6日：《南華早報》在香港創(chuàng)刊及出版。該報至今仍為香港銷量第一的本地英文報紙。

小說《基督山伯爵》中，巴黎上流社會中有個叫作波香的記者，是年輕一輩子的佼佼者。能夠躋身于上流社會的職業(yè)，必然都是比較牛逼的，波香卻僅僅是一個記者。

他的朋友阿爾貝將他介紹給基督山伯爵時這么說：這是著名的記者波香，一個法國政府恐懼的人物。他雖然在法國大名鼎鼎，您在意大利去不會聽到他的名字，因為這個國家禁止他的報紙。

有趣的是，小說《紅與黑》中，神學院院長勸告年輕的于連，盡量去巴黎生活。院長認為，巴黎有很多自由的報紙，敢于抨擊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封建保守勢力在這里相對低調，適合草根階層立足。

現在各國普遍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是非常關鍵的。而報紙以及新興的各種傳媒，就是言論自由的重要基礎。

廢話少說，我們看看中國報紙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造紙術相傳是由東漢的蔡倫改良而成。也就是說，先秦和秦漢時代的書籍主要是竹簡。竹簡不可能是有效的報紙載體，這個時代還不存在報紙。

中國最早的報紙，出現在唐代。

唐代的報紙都是官辦，類似于政府的一種公文和宣傳品。

這種報紙分為兩種，分別是：“進奏院狀”和“邸報”，區(qū)別是閱讀的對象不同。

進奏院狀級別很高，是直接發(fā)給唐朝全國40多個割據的藩鎮(zhèn)節(jié)度使的報紙。

這些藩鎮(zhèn)大多是獨立的，中央政府就編纂了進奏院狀，發(fā)給節(jié)度使們介紹中央的一些事情，比如：皇帝的重大活動，皇帝的重要圣旨，各地官員的任免，重要的軍政信息，精選各地的一些奏章。進奏院狀的作用，是讓地方節(jié)度使至少知道中央政府這些事情，借此拉攏他們。

大英圖書館藏有一“敦煌進奏院狀”殘頁，1907年由斯坦因從莫高窟帶走，運往倫敦，被認為是現存最早的邸報實物。它是唐僖宗光啟三年（887年），由當時歸議軍節(jié)度使張淮深派往朝廷的進奏官從唐僖宗的行在鳳翔發(fā)回沙州（今敦煌）的。這份進奏院狀長97厘米，寬28.5厘米，無報頭，全文兩千余字，用毛筆抄寫，內容主要是反饋張淮深向朝廷申請旌節(jié)的進度，其中也涉及一小部分鳳翔的時事狀況。

那么，進奏院狀是不是公文呢？

不是。

進奏院狀的形式比較寬泛，沒有嚴格采用公文的格式，更像是一種軍政信息的報紙。

相比“進奏院狀”，更像是現代報紙的就是“邸報”了。

邸報不是針對少數節(jié)度使，而是直接面對各級官吏，類似于今天的政府工作報紙。

邸報由中央政府統(tǒng)一制作，內容主要是天子圣旨和大臣奏折的部分摘抄，以及官員的任免消息。邸報通常貼在宮門外面，由各級官員自行抄錄，私下進行傳播。

老百姓對邸報不感興趣，閱讀者基本都是各種官吏。邸報的歷史悠久，早在漢代就有了雛形，在隋唐時代發(fā)揚光大。

唐代中央政府直接雇傭印刷鋪子，使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將邸報大量印刷，分給高級官吏。

宋代中國的文官體系更為成熟，地方政府在首都設置了辦事機構，其中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傳遞中央政府的消息。這些駐京辦為了省事，直接將邸報發(fā)回各地，再次印刷后交給當地官吏。

除了節(jié)度使等高級官員以外，知縣縣令等低級官員甚至普通的小吏，也可以通過邸報得到一些軍政消息。

一些熱心于做官的富家老爺以及知識分子，也會對邸報有興趣，以決定自己將來做官的方向。

宋代的邸報相當成熟，不屬于官方文件的范疇，而是獨立存在的發(fā)行物。

邸報最初為一月一期，后逐步發(fā)展到半月、十天、五天甚至每天一期。

邸報的內容逐步豐富起來，從單純的官方文件摘錄，到增加了一些時事內容，比如邊境戰(zhàn)爭的進展、一些官員受到的懲罰以及原因，皇帝最近的各種活動。

晚唐的文學家孫樵在《讀開元雜報》中詳細描述了邸報的形態(tài)，他當時得到的數十幅邸報，包括“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于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

夸張的是，邸報剛剛誕生就受到嚴格的新聞檢查，借此控制新聞自由。

中央政府設置檢察官，專門負責邸報內容的審核，有時候皇帝本人都參加審核工作。

總體來說，邸報盡可能的報喜不報憂，尤其對于皇帝的各種活動，都是異口同聲的稱贊。

至于負面新聞，如地方發(fā)生了災荒，哪怕是地震、海嘯這類天災，邸報都極少報道。

對于戰(zhàn)爭也是只說勝仗，不說敗仗。尤其地方民眾造反或者統(tǒng)兵大將兵變，被認為是皇帝施政不善的表現，通常不報道或者一筆帶過。

更重要的是，涉及高層尤其是皇室政治斗爭的事情，連一個字都不許寫，違者就要嚴懲。

對于各種朝廷不光彩的其他種種事情，一般不給報道。有大臣奏折中講述了很多社會實際問題，邸報只摘取部分內容進行報道，唯恐官員們知道太多的陰暗面。

明清時期，邸報非常成熟。當時各省布政使司等要害部門會在北京、南京設“提塘官”，他的任務就是及時抄寫邸報，隨后通過各種運輸方式，盡快送到地方官吏手中。

以上的報紙都是官方的，那么中國民間有報紙嗎？

也是有的，叫作“小報”。

嚴格來說，秦漢時代就有小報，只局限于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小圈子內。

小報大量的出現，主要還是從宋代開始的。

一來，宋代知識分子圈子變得很大，全國文人眾多，小報具有了較多的受眾；二來，宋代印刷術較為發(fā)達，滿街都是印刷鋪子，活字印刷術也比較成熟，具備大量制作小報條件；三來，宋代的交通比較發(fā)達，全國形式的運輸網絡初步形成。小報印刷以后也能隨著貨物到處傳播，不是局限于當地。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小報呢？

很簡單，無論是“進奏院狀”還是“邸報”都是報喜不報憂，很多重要新聞直接被過濾掉了。

說直率一些，各級官吏最關心的負面新聞，基本是看不到的。

這種情況下，小報就誕生了。

小報最初以假邸報形式出現，主要刊登國內各種負面新聞，如朝廷對外敵戰(zhàn)敗了、某地發(fā)生了大面積饑荒、某大臣得罪了皇上而受到嚴懲、某地少數民族大面積造反等等。

這些消息半真半假，但大部分是真實可靠的。

通常是印刷鋪子為了賺錢，用各種手段得到這些消息，然后偷偷編纂印刷小報來賣錢。

這些小報不會公開售賣，而是放在印刷鋪中偷偷賣，非常的隱蔽，不容易查獲。

因此，各級官員通常偷偷購買邸報，甚至連社會上的知識分子、闊佬也買來看。

中央政府對邸報極為惱怒，認為它泄露了朝廷機密，必須嚴懲。

《宋會要輯稿》記載“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實錄、會要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絡錢十萬”。

宋徽宗時代，道君皇帝倒行逆施，民間小報更是猖獗，其中很多都是曝光中央政府的丑行。

宋徽宗非常惱怒，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專門頒發(fā)詔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報，累有約束，當定罪賞，仰開封府檢舉，嚴切差人緝捉。”

然而，想要查到小報的來源非常困難，況且既然社會上有看報紙的巨大需求，查禁了這家也會有那家。

到了南宋時代，小報已經滲透到地方小城小縣中，逐步成為官不究民不管的灰色產物。

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有大臣上奏：“國朝置進奏院于京師，而諸路州郡亦各有進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達于四方，謂之邸報，所以久矣。而比來有司防禁不嚴，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時謄播，謂之小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甚者鑿空撰造，以無為有，流布近遠，疑誤群聽。”

大臣說小報妖言惑眾，其實他心里清楚小報的內容大部分為真實的。

如果小報一味編造假新聞，讀者很快就不會購買這種小報，冒險售賣者也就斷了財路。

尤其到了南宋后期，隨著政府逐步衰敗，失去對地方控制力，小報成為燎原之勢。

金國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侵，外敵大兵壓境，國家情況堪憂；南宋國內朝政腐敗，民間矛盾激化。

人人都想知道各種新聞，于是小報出現井噴時期：很多小報都做到了“日出一紙”，信息傳遞速度非?？?。如此一來，私自編印的小報在“資訊大戰(zhàn)”中反而勝出了，不僅京城很流行，而且“遍達于州郡”，宋人趙與時在《賓退錄》中記載小報“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宋會要輯稿》中也有“乞下開封府嚴行根捉造意雕賣之人行遣”等有關捉拿印賣小報者的記載，說明當時的人們輕易就能得到小報。

聰明人會將民間小報和官方邸報對照著看，從而推測某個新聞的真相。

邸報主要記載新聞的正面，也就是正能量，小報恰好相反，對照著一看就能知道事情大概的樣子。

從這個角度來說，小報是有功勞的。

好玩的是，從古至今也有所謂的“八卦娛樂報”，主要記載各地怪事。

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類，都喜歡在茶余飯后討論各種離奇的事情，古代的八卦報由此誕生。

同小報不同，八卦報同軍政沒有關系，只是刊登各種怪事，基本都是民間流傳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虛妄和杜撰的。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中則寫道：“收集奇聞軼事的愛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風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顯。印刷術使得這類著作流傳甚廣，它們是由一系列的簡短故事組成，這些故事均極盡荒唐怪誕之能事，卻個個都有其親眼目擊的證人。人名、地名、日期等等，均被準確地提供?！?/p>

八卦報有一定銷量，可惜發(fā)行者同樣不安全。

在古代，八卦報被認為是妖言惑眾，發(fā)行者是可以被判處死刑的。

說來說去，以上三種報紙也不算什么。

“進奏院狀”和“邸報”算是政府機關報，卻報喜不報憂，根本看不到什么重要的內容，還只是針對官吏。

“小報”相對好一些，卻被歷代中國政府禁止，導致無法正常發(fā)行。

中國真正的報紙是19世紀后期誕生的，距今只有200多年。

早在1815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米憐在東南亞馬六甲創(chuàng)辦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在東南亞華僑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有一部分傳入廣州。這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報刊。

到了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的1842年，洋人在香港、澳門、廣州等地先后創(chuàng)建了多份中文報紙，不過以宗教宣傳為主，也刊登一些社會新聞。比如1833年傳教士郭士立(郭實臘)在廣州創(chuàng)辦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 185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香港創(chuàng)辦《遐邇貫珍》, 1857年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在上海創(chuàng)辦中文報刊《六合叢談》, 1868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chuàng)辦《中國教會新報》，后于1874年9月更名為《萬國公報》,等等。

這些報紙主要用于傳道，也介紹一些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及世界各國的人文、史地、時政知識，至少極少內容是時政新聞。

嚴格來說，它們不屬于商業(yè)報紙。

中國最早的商業(yè)報紙，主要通過刊登時政新聞賣錢，比如1857年由孖剌報館創(chuàng)辦的《香港船頭貨價紙》, 1861 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上海新報》等。

這些報紙很幼稚，比如《香港船頭貨價紙》只登行情物價、航運消息等內容?！渡虾Ｐ聢蟆芬矊⑸虡I(yè)信息放在首要地位,廣告、船期、行情等商業(yè)信息占據了絕大多數版面。

中國第一份大名鼎鼎的商業(yè)報紙，恐怕就是《申報》了，創(chuàng)辦于上海租界。

《申報》本來叫做《申江新報》，是1872年英商美查同伍華特、普萊亞、麥洛基合資創(chuàng)辦。

上海租界很發(fā)達，新聞行業(yè)同樣可以賺錢，出現了很多報社。

隨后1882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滬報》(出至73 號改名《字林滬報》),1893年由英國商人與中國商人張叔和等在上海合資創(chuàng)辦的中文日報《新聞報》。《申報》、《新聞報》、《字林滬報》是中國商業(yè)報紙的典型。這幾家報紙在創(chuàng)辦時都有不同程度的外資背景,但辦報業(yè)務特別是編輯大權都歸國人之手,由國人主持筆政。在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中,《申報》、《新聞報》都歸國人所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國人主辦的報紙。

《申報》這些報紙則同今天沒有多大區(qū)別：《申報》在內容上形成了嶄新的特點:首先是重視新聞報道。一方面是重視獵奇性、趣味性強的社會新聞。如公開征集志怪述異的社會新聞,曾就楊乃武與小白菜和楊月樓案進行連續(xù)報道。另一方面是重視對重大事件的報道,如日本侵臺、中法戰(zhàn)爭等都派人赴現場采訪,搶發(fā)獨家新聞,還利用電報傳送新聞。

其次是重視報紙言論?！渡陥蟆氛J為要達到贏利目的,必要時也須仗義執(zhí)言,并且強調言論要有益于國計民生,因而每天均有一論說置于頭版,曾發(fā)表過談吸鴉片、聚賭、纏足之害的論說,主張禁娼的論說,宣傳修鐵路、開礦藏等“富國之策”的論說。

再次是注重文學副刊。在《申報》之前,報紙偶爾刊登一些舊體詩詞和寓言之類的作品?！渡陥蟆穭t公開征求和逐日刊登“騷人韻士”的“短什長篇”與“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且日漸綜合,開中國報紙副刊之先聲。這樣,從《申報》開始,由新聞、言論、副刊和廣告四方面內容為組成要素的中國報紙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在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中國的新聞業(yè)很發(fā)達。

除了軍閥混戰(zhàn)難以有效管理新聞界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國普遍存在租界，很多報紙都是在租界中發(fā)行。

而租界等同于外國領土，中國政府無權干涉。由此，當時中國新聞界掌握了一些言論自由，即便是封建清王朝也是如此。

對此，滿清王朝也是極度不滿的，對于進步報紙和記者百般打擊。

1903年，有革命傾向的記者沈藎，設法得到了慈禧太后要和俄國簽訂賣國密約的消息，還搞到了密約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割讓東北大量領土給沙俄。

沈藎寫了揭露密約的文章，通過天津租界內的《新聞西報》全文刊登。文章被國內外眾多報紙轉載，引起了國內知識分子甚至官員的普遍不滿。清政府處境窘迫，不得不宣布放棄簽訂該密約。

慈禧太后極端惱怒，在北京將沈藎逮捕，隨便栽贓了試圖行刺太后的罪名，判處最狠毒的杖斃死刑，不讓他迅速死去。

行刑當天，八名獄卒對沈藎的四肢和腿部輪流捶打，長達四個小時，沈藎始終未出一聲。其后行刑官以為沈藎已經斃命，下令停止，結果沈藎說“速用繩絞我”，氣息微弱。行刑官乃將其絞死。

慈禧太后殘殺記者的行為，震驚了世界。列強的知識界普遍認為，滿清王朝是非常野蠻的封建政權，遲早會被民眾推翻，對其非常鄙夷。

此時，滿清正在同英國政府交涉蘇報案。

《蘇報》本來是上海租界的一份小報紙，從1900年開始成為保皇立憲派的輿論陣地。到了1903年，聘請了章士釗擔任主筆，章炳麟、蔡元培等撰稿人，拋棄了保皇派轉而變?yōu)楦锩鼒蠹垺?/p>

《蘇報》長期抨擊滿清的各種政策，成為慈禧太后的眼中釘肉中刺。

然而《蘇報》是租界的報紙，等同于是在英國辦報，滿清王朝不敢隨便抓人。

在1903年5月，滿清政府命令上海的官員秘密抓捕《蘇報》主要人員，失敗后通過外交手段迫使租界抓捕引渡這些人。

租界政府最終抓捕了六人，本來準備引渡給滿清政府。

因記者沈藎剛被殘忍處死，列強的新聞界和知識界強烈反對，最終只能在租界審判。

其中4人直接釋放，只有鄒容和章炳麟象征性的判了2到3年徒刑。鄒容病死在監(jiān)獄中，章炳麟刑滿釋放后，租界政府頂住滿清的壓力，將其直接送到去日本的輪船。

抗戰(zhàn)時期，為了全力對抗日寇，瓦解敵人的新聞輿論攻勢，國民政府頒布了《圖書雜志查禁解禁暫行辦法》、《戰(zhàn)時新聞檢查辦法》等，規(guī)定成立戰(zhàn)時新聞檢查局，各省、市設立戰(zhàn)時新聞檢查所，重要縣市設立戰(zhàn)時新聞檢查室。就這樣，國民政府建立起了一個從中央到縣、市一級，從報刊社、出版社到印刷所、書店的新聞出版檢查的網絡，使其新聞出版檢查制度得到進一步強化，不允許出現危害抗戰(zhàn)的報紙。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我黨將新聞界作為攻擊陣地之一，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拒檢運動”，作為輿論攻擊的手段之一。

1945年，民主派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回到重慶后，寫作了《延安歸來》一書，詳細介紹了他本人到延安訪問的所見所聞。明知道該書會被中華民國書籍檢查官刪改，為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決定不送中華民國檢查。緊接著重慶的各大雜志報刊和書店都發(fā)表聲明，從此不再將印刷品送交中華民國檢查。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新聞界“拒檢運動”。

這個所謂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yè)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1945年10月1日起，國民政府被迫撤銷對新聞和圖書雜志的檢查制度，該運動取得勝利。

從此，報紙就成為我黨搞垮國民政府的重要工具之一，控制的各種官媒和地下報紙各種口誅筆伐，形成燎原之勢。

諷刺的是，到了這種地步，老蔣竟然還不知死活。直到國軍連續(xù)慘敗的在1948年 6月，國民政府才知道放縱敵人操縱輿論的可怕后果，匆匆擬定了《軍事新聞發(fā)布實施暫行辦法》(后經行政院改為《動員戡亂期間軍事新聞采訪發(fā)布辦法》)，開始管制輿論。

這還有什么屁用，短短2個多月后，三大戰(zhàn)役的遼沈戰(zhàn)役爆發(fā)，國軍一敗涂地，敗局已定。

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但戰(zhàn)時各國通常都會進行一定的控制，防止成為敵人的輿論武器。

可以這么說，蔣介石在內戰(zhàn)中犯下了很多根本性錯誤，失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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