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昱霖拿吳秀波300萬不是犯罪；女孩收央企老總200萬“分手費”，判刑10年？

這是個既狗血又令人心寒涼的司法案例。

2017年3月，時年53歲的某央企分公司老總老劉謊稱離異，“追求”兒子同學的妹妹，年齡差距27歲的河北盧龍縣女孩小蕊。二人發生關系，分分合合在一起約兩年半。

相信“真愛”可跨越年齡鴻溝的她，想結婚；不愿離婚娶她的他，給了200萬元“分手補償費”；事后報案。小蕊被以敲詐勒索罪判刑10年。

今年8月29日，北京市高院審查后認為，一、二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足以認定，同時認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駁回再審申請。（10月31日紅星新聞）

敲詐勒索罪，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恐嚇、威脅或要挾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財物的行為。

而小蕊先被老劉欺騙，后則結婚無望，通過協商方式收取200萬元“分手補償費”，屬于民事糾紛范疇，也難言有什么不正當。

梳理一下二人糾葛。微信記錄顯示：在二人關系親密期，老劉多次給小蕊發紅包或轉賬，小蕊均不收；提出給她買房，她也拒絕。可見她無侵財故意。她要的是人，要結婚，后采取哭鬧、舉報、投訴等方式“逼婚”，是于2019年4月第一次向相關公司舉報。

而老劉不肯離婚同她結婚，出于花錢了事目的，先是2018年底，偽托成一個“重慶人”，旁敲側擊的跟她媽媽紀姨談判，夸海口給一千萬、兩千萬都行；2019年初，顯露真身，表示“重慶人”就是自己，請中間人出面，跟紀姨提出只要小蕊不纏著要結婚，愿意給個三五百萬元作為分手補償。這都是老劉主動提出的。這時小蕊也根本沒有舉報。

小蕊和她哥哥，后于2019年5月，議價式作出回應，提出600萬元的補償款訴求；并于7月，雙方形成協議，確定了200萬元的分手補償費數額。老劉也給付了。

只是，小蕊雖認可這200萬元的分數補償費，錢也照收了；但心有不忿的她，拒絕簽約放棄舉報權利，并在收錢后繼續發短信、抖音辱罵老劉妻子，及于2019年10月打市長熱線投訴。老劉報警。

因果關系很清晰：是老劉見花錢還了不了事，而報案；而不是小蕊為索要錢財而舉報。

分手補償和舉報權利，本是兩碼事。愛補償不補償，是老劉主動提出補償的；想舉報就舉報，小蕊又沒簽約承諾放棄舉報。《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并且“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所以司法機關對于老劉這種借花錢收買舉報權利及借報案壓制、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本不應給予支持。

該案不禁令人想起幾年前沸沸揚揚的吳秀波VS陳昱霖敲詐勒索案。2018年，女演員陳昱霖發長文曝光和有婦之夫的吳秀波相戀7年，結婚無望；隨后吳秀波對陳昱霖以涉嫌敲詐勒索報案。

案情包含了兩節事實：一節是被告人陳昱霖于2018年1至2月間，向被害人分兩次“索要”人民幣共1100萬元，吳秀波則要求被告人親筆書寫不公開二人關系、刪除二人照片等隱私承諾書，再付款。

另一節是：2018年10月被告人陳昱霖向吳索要錢款人民幣4000萬元。陳與吳達成分期4年支付協議后，吳在轉賬人民幣300萬元后，陳又要求一次性付清，并以進一步公開二人不正當關系等理由相威脅。

而判決僅僅認定后一節事實中，后面索要3700萬的（未遂）的行為構成犯罪；而沒認定已經支付的300萬元為“既遂犯罪”的贓款。2021年1月底，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是以敲詐勒索未遂，對陳昱霖“判三緩三”。

那么，陳昱霖通過協商、談判，拿了吳秀波300萬元“分手補償費”，不被評價為犯罪；小蕊同樣通過協商拿了央企分公司老總老吳200萬元“分手補償費”，就得坐牢10年，何談公平？

正如最高法前法官黃應生所說：一者，阿蕊不具有非法占用的目的，二者，盡管其實施舉報行為，但不具有現實急迫性，故而不屬于刑法上的敲詐勒索行為。

刑事司法本應講究謙抑性，應慎之又慎；不宜輕易越界介入到民事糾紛范疇，哪怕當事人存在過度維權之處。

而即以同案同判，統一裁判尺度的角度來說，兩案對照，對收取了200萬元“分手補償費”的小蕊課以10年有期徒刑的處罰，也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