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藝術和生與死

今年美國大選除了最終的結果之外，最為戲劇性的當屬特朗普遇刺，除了政治意義之外，這個事件還產出了一張可能是近些年來最佳的新聞攝影——美國大選版的《自由引導人民》。經典穩定的三角結構，象征美國的國旗以及與自由女神異曲同工的振臂高呼，讓這幅紀實性的攝影作品兼具了油畫般的歷史厚重感。

之所以被稱作美國大選版的《自由引導人民》也不僅僅是構圖和意向的神似，在故事背景上，也略有呼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是為了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而創作的，構圖穩定但又蘊含著動態，色調豐富并對比強烈，寫實但同時又兼顧浪漫色彩，創造性的將自由的概念用女性革命領導者的形象展現出來，無論在繪畫的張力和意義的表現力方面，都是繪畫史上的佳作。

不過德拉克洛瓦的創造力，并非純粹的靈感乍現。據說他就深受一位前輩的影響，并且《自由引導人民》的創作也源自對這位前輩一幅畫的致敬，這幅畫就是法國畫家籍里柯的《美杜莎之筏》。畫中描繪了一只用床單當作桅帆的岌岌可危的木筏，在海中巨浪的顛簸下，承載著一群奄奄一息的水手，等待著被救贖的恐怖場面。同樣經典的金字塔式的構圖，史詩性的色彩對比，讓人迫不及待地想揭開畫面背后的故事。

《美杜莎之筏》同樣承載了一段厚重的歷史。1816年，法國政府派遣巡洋艦”美杜莎號“載著400多名官兵前往圣·路易斯港。由于缺乏經驗艦長的錯誤指揮，”美杜莎號“在西非海岸不慎擱淺，艦長和一群高級官員棄船乘坐救生艇逃生，余下150多名乘客擠在臨時搭建的木筏上，等待海洋的命運審判。

在自然的判決來臨之前，這150多人徹底被推到人性的邊緣，經歷饑餓、絕望、爭奪食物、暴動搏殺，互相蠶食，最終只有10人在人性的黑暗中幸存下來，但釀成悲劇的艦長僅僅服刑三年就了事，后來事件被幸存者揭露，引起法國內外的輿論一片嘩然。

畫家籍里柯也是得知悲劇之后，懷著憤慨的心情，四處探訪幸存者，收集資料作為靈感來源，同時也對腐爛的尸體、重危的病人等進行現場寫生，并親自在海邊研究真實的海浪和天空的特點，最后，還委托一個生還者木匠制作了一只木筏模型，讓黃疸病人做模特兒，在上面擺出各種慘狀，耗時18個月的時間終于創作出這幅極具震撼力的巨畫。

這應該就是藝術，特別是影像藝術存在的價值之一，在現實的一個切片當中，凝練一段時空當中的變化，并在人們共同的文化背景里點亮一絲意義的火種。遙想剛剛從動物群體中分離出來的早期人類，在洞穴的昏暗火光中，將狩獵的場景涂抹在巖壁之上，雖然筆觸幼稚，技法簡單，但卻固化了繪畫藝術的兩個本質——意義和趨勢。

想象一下，剛剛從樹上的生活解脫出來的智人，用他們好奇的雙眼打量廣袤草原的時候，首先看到的不是意義。在他們的頭腦中，率先處理的是生死危機的問題。當下這一刻，目之所及的畫面信息里，有用的就是兩類。其一是，當前有沒有危險，平靜的畫面背后意味著什么？要不要轉身逃跑？其二是，下一秒會發生什么？會不會竄出一頭獅子？抑或是藏著一只可以吃兩天的獵物。

前者就是作為意義動物的人面對任何一種現象都會率先作出的反應——尋找對于生存的意義，而后者則是人能夠超越所有動物爬上食物鏈頂端的獨家技能——對趨勢的預判。雖然現在我們已經不再深處險象環生的草原，不用為了生存分秒必爭，但上萬年的反射訓練，早已經把這種習慣刻入每個人的基因。

即便是知道面對的一幅藝術作品，我們依舊是不斷地在兩個問題上徘徊：這幅畫的意義是什么？畫面當中定格瞬間的下一秒會發生什么？

如果能夠很好的回答這兩個問題，就絕對有資格擠入藝術佳作的殿堂。無論是特朗普遇刺照，還是《自由引導人民》，都能夠在第一時間，給人們明確的答案，意義和趨勢，無需多言。更難能可貴的是，畫面的趨勢并不是由不平衡帶來的，而是在穩固的金字塔結構中，傳遞出下一秒即將發生的事情，真正體現出創作者對于畫面構圖和動態趨勢之間平衡的創造力。

不過，藝術本身往往不愿意被某一種框架所束縛，更別說一條、兩條的具體規則。隨著西方藝術踩著古典主義的尸體進入到現代，自印象派開始，畫家們開始不斷的突破物象的界限，最終在立體主義、抽象主義、至上主義等藝術運動中最終拋棄了對現實的擬向，昭示藝術對現實的獨立性，畫面不再是被框起來表現現實的鏡子，而是一扇通向純粹想象空間和人類精神世界的大門。

即便是能夠擺脫現實意義和未來趨勢的束縛，藝術仍然逃脫不了人類最為迷人的主題的誘惑，那就是生與死。在特朗普遇刺的照片中，生死一線之隔，在《自由引導人民》和《美杜莎之筏》中，生死對立更是直白的呈現在畫面之中。

著名的墨西哥畫家弗里達在其人生最后一幅作品中，用鮮美多汁的西瓜彰顯著世間的美好與生命力的豐腴，她甚至還嫌不夠的在西瓜上直白的寫到”viva la vida“（生命萬歲）。可矛盾的是，在她最后的日記中卻寫道“我希望離世是快樂的，但我不愿再來”，生與死，苦與樂，求與舍，交織的欲望可能才是人生的真諦。

與弗里達形成對比的是，日本俳句女詩人千代尼在彌留之際寫下”我亦見過了月，因此我跟，這世界道別“，看似滿足的撒手而去，實則也有對人世的萬般不舍。繪畫藝術的濃烈和語言藝術的雋永，都逃脫不了對生與死的冷眼旁觀和親身參與。

提到生死，總能想到馬歇爾·伯曼的這段話：”這本書完成后不久，我親愛的兒子馬克離我而去了，當時他只有五歲。我將《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奉獻給他。他的生與死使書中如此多的觀念和主題貼近了家，例如：現代世界中那些像他一樣在家中最快樂的人，最容易受到纏繞著現代社會的各種惡魔的攻擊；例如，在運動場上運動、騎自行車、購物、吃喝、搞衛生、擁抱和接吻等日常活動可能不僅是無限快樂和美麗的，而且也是無限不安和脆弱的；又例如，要維持這樣的生活也許需要拼死的英勇斗爭，可有時候我們仍然失敗了。卡拉馬佐夫說，沒有什么東西比兒童的死亡更加使他想把自己的入場券還給這個世界。但是他沒有還。他繼續在戰斗在愛著；他繼續不停的繼續著。”

藝術也好，現實也罷，最終不過都是人類復雜神經系統中泛起的漣漪，我們努力的繼續著，讓漣漪不斷泛起，又或者撒手這個世界，讓一切歸于平靜，在表達和非表達之間，刻下一段屬于自己獨特的人生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