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 | 我是中國文化講習班的首屆學員——我與中國文化書院

“紀念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四十周年”

郭齊勇 口述 楊永濤 整理

一九八五年年初，我受蕭萐父老師的派遣，到北京參加由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首屆中國文化講習班。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學習、交流中國文化，聆聽一些前輩師長們的演講。中國文化書院是由北京大學馮友蘭先生與張岱年、朱伯崑、湯一介先生發起，聯合北京地區的學者們組織的一個民間性質的組織，這個書院是現代中國書院復興的開端與樣版，其成立很有意義。

右起：湯一介先生、?燕城先生、樂黛云先生與筆者

湯一介先生、龐樸先生等老前輩當時還是壯年，在講習班講學的學者既有國內的老中青三代，也有國外的著名學者。授課的專家有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金克木、虞愚、鄧廣銘、侯仁之、何茲全、袁曉園、季羨林、吳曉鈴、陰法魯、戴逸、李澤厚、湯一介、龐樸、寧可、王堯、丁守和等先生。在后來又有海外學者杜維明、成中英先生等參與。中國文化講習班的學員是自愿報經書院同意，來這里聽課的，也有各單位推薦來參加學習的。這個講習班的導師了不起，學員也是學有專長的研究者。比如武漢去的學員，除了我本人之外，有當時在湖北大學執教的馮天瑜先生及華中師范大學的嚴昌洪先生。我們常常說，我們是中國文化書院“黃埔一期”的，很自豪。當時，我們這些學員在北京的住宿條件一般，但是大家都刻苦地學習。我們住在中央團校的一個地下室，睡的是學生們用的高低床，馮天瑜先生跟我們都住在一起。

我記得開學典禮的時候，湯一介老師讓馮天瑜先生作為學員的代表講幾句話，老師的代表當然是梁先生等前輩學人。梁先生講話的時候目光炯炯有神。他一上臺就講：“我七十年前就說過，我們未來的世界將是中國文化大興于天下的世界。中國文化大興于天下一定會是一個現實，我七十年前就是這個主張，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主張。”這段話把我們的心弦震得直響！那季節春寒料峭，但我們的心卻是火熱的。

那時，我與友人為搜集、整理、研究熊十力先生而拜訪過梁先生。我發現，梁先生并非是一個迂腐守舊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具有真性情的、追求獨立自由人格的現代人。他反對的是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以絕對二分的心態，全面否定孔子儒家和釋迦佛學的粗暴做法。張岱年先生等都親自給我們上課。可見，當時的老師們都是北京的一些最有名的中國文化的大家。在此之前，中國的傳統書院沒有任何復興或被重視的跡象，而在八十年代文化熱之中，書院回歸了，它是帶有民間性質的、自由講學的機構，這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創舉。在書院中舉辦中華文化講習班也是一個創舉，在那里能夠聽到各方面相互矛盾的、相互沖突的一些看法。文化講習班的這些老師們所講課的基本立場，我覺得還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啟蒙理性和文化上的保守主義，這兩者的結合。與英國的文化保守主義一樣，它自身也是有政治上的現代化主張，民主政治的訴求。這與傳統文化的復歸看上去是有矛盾的，有張力的，但是這兩者卻能夠結合起來，很有意思。英國保守主義的政治訴求當然是對自由、民主等普遍價值的訴求，在文化上也不意味著要丟棄傳統。

筆者拜訪梁漱溟先生

在我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中，傳統文化是一個封建主義的、過時的、落后的、保守的存在。而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學者們開始討論的主軸和基調雖然是西化，在政治層面上，有自由、民主的訴求，也主張個性獨立，但在文化層面上則有回歸傳統的聲音，試圖對傳統文化進行多層面的創造性轉化。后來，林毓生先生也來到中國文化書院講學，并出席學術會議。他主張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觀點也很受歡迎。

湯一介老師、龐樸老師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核心人物，他們運籌于帷幄之中。湯老師把海內外的名家都請到這個書院，給我們上課，我們前所未有地享受到跨文化、跨國界的思想盛宴，接受“腦力震蕩”。通過授課，提高了我們的見識。授課導師里不僅有“老古董”，也有新派、洋派的專家。講課內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典籍及代表性人物，每位老師都獨立地講他們個人的思考，可謂異彩紛呈。有講佛教文化的專家、有講印度文化的專家，總之，“儒、釋、道”，“中、西、印”，“馬、中、西”各方面的專家都有。

特別是關于中國文化的一些討論，參與講習的導師也有不同的意見。像包遵信先生是全面批評中國文化的，他主張向西走，全盤西化；像李澤厚先生倡導的是西體中用的主張。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其他看法。張岱年先生、石峻先生則是講得非常平實，很有道理。在湯老師感召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科研機構與高校的文科老專家們都到這里來給我們授課，晚上則是學員們互動討論的時間。我們作為學員受益匪淺，真的是非常感動。我對中國文化的許多反思與新認識也拜中國文化書院的師友們所賜，因此，我很自豪地說我是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首屆中國文化講習班的學員。

右起：蕭萐父先生、龐樸先生與筆者

作為中國文化書院第一期的學員，我后面也參加了書院的一些活動，也成為中國文化書院相關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湯老師等北京方面的專家也跟蕭老師的關系非常密切。后來，一九八七年，我記得是當年的重陽節吧，中國文化書院又組織了討論梁漱溟先生思想的會議，會議在香山召開，梁漱溟先生也親臨會場，我陪蕭老師前去開會。后來，一九八九年我和蕭老師參加中國文化書院主辦的紀念五四運動的會議，一九九0年是關于馮友蘭先生思想的學術研討會，我們也參加了。后來，中國文化書院也舉辦了很多的活動。前面所說的幾次會議，我都是陪蕭先生一起去的，我們師徒一起參加，都發表了論文。

透過中國文化書院成立之初的相關活動來看，中國文化書院已經成為當時溝通傳統與現代、東方和西方的重要的橋梁，所以我們對中國文化書院是很有感情的，我們也積極參加了這些活動，彼此的感情日益深厚。湯一介老師也讓我們來組織一些活動，我們向湯老師學習，在湖北也辦了類似于北京的中國文化講習班。那是一九八五年年底，我們在蕭老師的組織下在黃州主辦了一個盛大的熊十力學術思想討論會，那是一個規模很大的會議，一些名家都來了，杜維明先生等許多海外專家也都跋山涉水趕來了，那是他們第一次到湖北，長江在黃州地段上沒有橋，過長江還需要擺渡。我是協助蕭老師辦熊十力思想的會議，同時，蕭漢明學長協助蕭老師辦講習班。那時候，湖北當地的文化學者以及鄰近幾個省的學者們就到這里來參加中國文化講習班。這也可以說是順應當時文化熱，學習中國文化書院的做法。

由于湯老師和蕭老師的密切聯系，北大和武大也經常聯合舉辦一些活動。我記得那個時候湯一介、王元化、姜義華、朱維錚先生等北京、上海的學者，武漢地區的章開沅、蕭萐父、馮天瑜先生等都在一起組織了很多文化活動。當時，在全國有一個中國文化的學者協調會，來組織一些傳統文化的會議，并確定各個地區研究的重點。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文化討論的基調是批評傳統的，是追求西化的，基本價值是追求自由、民主等訴求。當時的主流訴求還是面向啟蒙的。當然，“啟蒙”本身具有復雜性，蕭老師認為，中國文化的“啟蒙”有中國文化內在的根芽，自由、民主這些訴求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創造性地啟導出來，因而，他特別重視明清之際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思想家，他們代表著傳統中一些面向現代性的理念，所以，他很推崇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在蕭老師的感召下，武漢地區的傳統文化討論和研究的重心以明清之際的中國文化為主，并以開放的交流理念，中西互動，古今交融，推進了一些學術會議和學術沙龍的開展。湯一介、朱維錚先生等都到湖北來過，并參與了我們主辦的中國文化討論的活動。后來，華中師范大學舉辦過一個關于中國文化的大規模會議，我們也參加了。

在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中國文化書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一些列活動反映了那一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活躍氛圍，體現了老一代學人無私獎掖后學的精神，滲透出中華文化持久而渾厚的生命力，以及如何推進中華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豐富性、復雜性。我本人也積極參與了上面提到的活動，獲益匪淺，我始終感謝蕭老師，湯老師，感謝中國文化書院。我作為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個班的學員，作為書院“黃埔一期”的學員，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