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奴隸制走向自由

我希望看到自由的太陽輝煌照耀，可恥的奴隸制度在地面上消滅！

——《斯巴達克斯》

內戰結束許久 之后， 曾經遭受奴役的經歷一直深深地刻印在黑人的集體記憶之中。正如一位白人作者在多年后所寫的， 黑人無法擺脫這樣的觀念， 即“白人曾經野蠻地欺壓過他們”。

他們對于那種認為美國奴隸制是少有的仁慈以及主奴之間存在著 “ 和諧 關系 ” 的說法尤其感到憤怒。 “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我們曾經是多么‘幸福’ …… ， ” 一位黑人演講家不無諷刺地宣稱， “ 難道這些紳士們把我們曾經遭受的苦難都忘得一干二凈了嗎 ?”

銘記過去的目的不是延續仇恨，而是引以為戒。

從根本上說， 黑人不僅對那些與奴隸制相關的事情 —— 鞭刑、家庭的分離、無數令人感到屈辱的規矩等 —— 感到憤怒，而且對他們曾經是奴隸這一事實感到憤怒。在訪問里士滿時， 蘇格蘭牧師戴維 · 麥克雷見到一位前奴隸， 后者說他從來沒有被鞭打過但他對自己受到的虐待表示不滿， 麥克雷為此感到很奇怪。 “ 那你受到的虐待是什么呢 ?” 麥克雷問道。 “ 我遭受了殘酷的待遇， ” 獲得自由的奴隸回答說， “ 因為我被置于奴隸制中。 ”

剛獲得解放的奴隸們想盡辦法，從各個方面力圖“拋棄受奴役的標志”，推翻白人強加于他們生活中的各種真實的和象征性的權威。有的人取了新的名字， 反映出解放在他們心中激發起一種對生活的高度期望。

一位在薩凡納的北部教師報告說，她的黑人學生中有一個人取名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另一個叫“富蘭克林·皮爾斯”，甚至還有一個叫“喬·約翰斯頓將軍”；在南卡羅來納州喬治城，前奴隸新取的名字中包括了“柏林勇士”“米切爾希望”和“偉大機會”，以及“托馬斯·杰斐遜”。許多黑人在獲得解放之后要求白人對他們尊稱“先生”或“夫人”，而不是像在奴隸制中那樣對他們直呼其名。

南北戰爭后，黑人們流行以美國建國元勛的名字來取名，以昭示自主。

黑人也利用一切機會來宣示，他們不再受無數與奴隸制聯系在一起的陳規陋習的約束，無論這些舊的規矩是大是小。自由民無視白人的監管，自由地舉行集會和宗教儀式，他們養狗、持有槍支和飲用烈性酒 ( 所有這些在奴隸制下他們都被禁止擁有 )，拒絕在人行道上給白人讓路。他們還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穿衣打扮，黑人婦女有時會穿得花枝招展，打著陽傘，用五彩繽紛的帽子和紗巾取代了奴隸時代使用的頭巾。

1865年夏天，查爾斯頓城的自由黑人占據了該城“最好的住所”，“身著彩虹般的綾羅綢緞”，在王子街上悠閑地散步， 而就在離卡爾霍恩墓地不遠的地方，黑人小學生們在那里高唱《約翰布朗之歌》。居住在鄉村地帶的白人對自由民的“傲慢無禮”和“反抗”也是抱怨不停，在白人眼中，這些行為與他們期待的黑人在奴隸制下表現的溫順與服從大相徑庭……

《約翰·布朗之歌》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一首著名進行曲，它源于對美國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的紀念。

聯邦占領軍中黑人士兵的出現也使黑人變得更加自信和大膽，但也引發了白人的抱怨。黑人士兵們猶如“黑人平等的信徒”一樣地行動起來，紐約《世界報》寫道，他們在前奴隸中傳播有關擁有土地、享有公民權和政治平等的思想。他們插手干預種植園的勞工糾紛，有的時候甚至還逮捕白人。(“看到一個白人被一個黑人小痞子抓起來……，”一位前邦聯士兵寫道，“心里真的覺得不是滋味。”)

黑人軍隊幫助興建學校、教堂和孤兒院，組織辯論社團，并在其中發表“最有煽動性的演講”等。在南部城市， 他們要求乘坐實施種族隔離的公用街車，沖著趕路的白人大聲嚷嚷：“我們現在都是平起平坐的人了”， 并對居住在像孟菲斯這樣的城市里的黑人說，他們不必服從軍隊要求歸還種植園土地的命令。

黑人演說家在慷慨陳詞

奴隸制下最遭奴隸們痛恨的有兩樣東西：沒有通行證的前提下不能旅行的規定，以及負責實施這一規定的巡查隊。

隨著奴隸解放的到來， 南部黑人人口的一半看上去都在馬不停蹄地趕路。“黑人立馬拔腿就上路了，”一位得克薩斯的種植園主回憶說，“他們好像急著想與自由靠得更近一點， 盡管他們并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好像自由是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城市似的。”

黑人們先前作為奴隸的經歷似乎對他們的行動沒有任何影響。“多爾曼的所有黑人奴隸都離開了他，”一位亞拉巴馬的種植園主報告說， “他們從來都是來去自由， 就像他的孩子們一樣。”對于前奴隸來說， 能夠做到來去自由， 實在是一種值得驕傲和感到激動的理由。“黑人對于能夠外出旅行簡直興奮得發狂，”一位白人觀察者在1877年注意到， “他們總是纏著鐵路官員，要求為他們的節假日、野餐活動、周日學校慶典和教堂奠基等各種理由增開加班車、游覽車等。”

長期壓抑苦悶的生活使黑人通過集體旅行來釋放不滿，感受自由。

重建早期發生的大規模黑人旅行活動是在種植園主、聯邦軍隊和自由民局堅決反對的情況下發生的，而這種旅行對于南部白人、許多北部人和后來的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漫無目標的移民活動”，似乎也證明了黑人將自由與游手好閑和“流浪”生活等同起來的做法。

事實上， 大部分的自由民并沒有在1865年拋棄他們的家庭種植園， 那些拋棄種植園的人也只是旅行到幾英里之外的地方。做那些長途旅行的黑人通常有具體的理由。譬如，亨利·亞當斯在1865年離開路易斯安那州的種植園， 目的是“想看一看我不需要通行證是否可以自由旅行”。(這不是一種游手好閑的行動。一群白人在路上與亞當斯搭訕， 當得知他沒有主人的時候就把他揍了一頓。)

摘自《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

作者: 〔美〕埃里克·方納

譯者: 王希

出版年: 2024-4

有些黑人拋棄了白人人口占絕大多數的鄉村縣，到另外的地方從黑人中尋找同伴。一個自由民婦女離開了佐治亞的農場，說“她不能住在黑人人數比在這里更少的地方”。戰后的“(黑人) 出走”也反映出黑人人口在內戰中出現的大量的流離失所的狀況。數千名奴隸被他們的主人當成“難民”送到得克薩斯州，此刻又返回到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而在南卡羅來納州，那些在戰爭初期離開了海島地區的黑人此刻也返回家鄉，有的時候，他們會在路上與那些從大陸逃往海島地區、此刻也在返家的前奴隸們相遇。旅行中的黑人還有相當一大批人被大大高于東部的工資所吸引，希望移居到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和其他的西南州去居住。

美國黑人密度地圖

因為各種原因，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之后，南部的城鎮和城市尤其經歷了大量自由民涌入的情形。許多黑人認為，比起鄉村地區，城市里的“自由顯得要更自由一些”。

城里有黑人的社會體制——學校、教會和各種聯誼社團——在這里雖然也有司法和執法方面的不公正，但駐扎在城里的軍隊和自由民局，可以保護自由民免受暴力攻擊，而在南部的大部分鄉村地帶暴力活動往往甚囂塵上，無法無天。“那些害怕被人攻擊的人都進城去了，”一位佐治亞立法機構的黑人議員說。

1865至1870年間，南部最大的10座城市的黑人人口翻了一番，而同一時間的白人人口增長率僅為10%。較小的城鎮曾經極力將黑人作為奴隸排斥在外， 此刻見證了來勢更為兇猛的黑人人口增長。亞拉巴馬州的迪莫波利斯是自由民局的一個區域辦公室所在地，當地的黑人人口從1860年的一人增至10年后的1000人。

19世紀末，黑人大量涌入美國南部城市

那些希望在城里找到一種不同于種植園勞動和鄉村生活方式的黑人時常遭遇極大的失望。大量鄉村勞動力的涌入沖擊了勞工市場，削減了城鎮常住居民的經濟收入，把城鎮黑人推向低工資、體力勞動的就業市場。因為無法獲得體面的住房，黑人移民通常住在蔓延在南部城市之外的棚戶區里；這些地區充滿了貧窮、骯臟和連年不斷的傳染病，黑人居民的死亡率遠遠高于居住在城里的白人居民。

南部城市的居住模式也因此發生了令人矚目的變化。內戰前，黑人和白人在南部城市中零散地居住著。重建時期，南部出現了一種新的、種族隔離的都市地理景觀：“主城區的居民主要是白人，那里有最好的建筑；而‘自由城’(白人將之稱為‘利比里亞’) 則主要由不堪入目的小木屋組成。”因為這些原因，1870年之后，移居城市的黑人移民驟然減少，南部的黑人城市人口基本穩定地維持在9%左右。

無形的種族隔離持續存在

在推動戰后黑人流動的所有動力中，與在奴隸制中被分離的家庭成員的團聚構成了最為迫切和最為強大的動機。“在他們眼中，”一位自由民局的官員寫道，“在沒有與被奴隸制打散的家庭成員團聚之前，他們的解放是不完整的。”1865年9月，約翰·德尼特遇見一位自由民，他為了找尋被拍賣的妻子和孩子，從佐治亞步行了600英里來到北卡羅來納。另外一位來自得克薩斯的自由民寫信給自由民局，請求幫助尋找“我最親愛的親人”，他附上一頁長長的名單，包括姐妹、侄女、侄兒、叔伯和岳父母等，自從24年前他被從弗吉尼亞賣出之后，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們中的任何一人。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黑人報紙一直在刊登尋人啟事，這些尋人啟事生動地證實了那些構成奴隸制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無數人間悲劇。一則刊登在納什維爾《田納西有色人種報》上的請求信寫道：

1849年，托馬斯·桑普爾將我們的女兒波利和兒子作為他的奴隸帶離了這座城市……任何人如果能夠幫助他們兩人回到納什維爾，或者告訴我們有關他們的所在地方……我們愿意以一人100美元的報酬予以回報。

這樣的請求通常是沒有結局的， 而當夫妻雙方找到了失散的一方但對方又已經再婚的時候，其結果往往是令人撕心裂肺的失望。然而， 當長期分離的親人得以團聚的時候，其動人的場面則是感人至深，令人難忘。“我希望你能看到這些從奴隸制中走向自由的人，”一位聯邦軍官在一封1865年5月給妻子的信中寫道：“男人們帶領著他們的妻子和孩子，他們的家庭被長期地拆散， 此刻得以團聚，哦！這是一種多么難得的幸福啊。我能夠在這里見證這一切，實在是太高興了。”/

圖書簡介：一部公認的史學經典，近乎“天才般的文采”講述美國人再造國家、重建社會的轉型故事；本書曾獲班克羅夫特獎、帕克曼獎、《洛杉磯時報》圖書獎、特里林獎、奧斯利獎，以及國家圖書獎入圍獎。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75萬南北方士兵戰死沙場，美國人隨即面臨修復戰爭創傷、化解區域敵意、重建美利堅聯邦的挑戰。最艱巨的挑戰則是：如何在奴隸制的廢墟上創建一個新的自由勞動體制，如何將400萬奴隸變成政治上擁有權利、經濟上獨立自主的公民，以及如何將普遍自由、種族平等和跨種族民主等新憲政原則付諸實踐。重建的故事圍繞這些挑戰而展開，錯綜復雜、跌宕起伏，歷史與未來在此時交鋒，理想與現實在此刻博弈。歷史學家圍繞重建史的書寫進行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爭論，突破舊規異常困難。方納教授的《重建》高屋建瓴，采用全新的視角，以多元史料為基礎，精用前人成果，以凝練精致的文筆，重構了這部19世紀美國的歷史大劇，忠實全面地再現了黑白美國人在第二次建國時所表現的理想、決心和創造性，同時揭示了這場偉大的美國實驗最終未能成功的現實原因和深層原因。

作者簡介：埃里克·方納（Eric Foner，1943— ），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威特·克林頓歷史講席教授（榮休），曾任美國歷史學家組織主席（1993）和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00）。在美國內戰與重建史、奴隸制史、美國政治文化史等領域中成就斐然，著述甚豐。代表作有《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潘恩與革命時期的美國》《重建：美利堅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美國自由的故事》《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和《第二次建國：內戰與重建如何重鑄了美國憲法》等。

譯者簡介：王希，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2008—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