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刑辯精細主義

作者：周光權，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四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來源：《法庭上的柳葉刀》序言。

5月13日，何兵教授發來他的書稿《法庭上的柳葉刀》清樣，囑我寫序。開始，我對這樣的邀請有點為難，作序不是我的強項。但轉念一想，何兵教授為人直率、豪爽，是多年的好友，更何況他作為行政法出身的教授，跨界深耕多年，上下求索，寫出了諸多很不錯的辯護詞，著實值得敬佩，也就不好再推脫。

原本以為序言能夠很快寫好，但如何切入比較難，加上進入5月份的研究生畢業答辯季，答應何兵教授的事情，便一拖再拖。5月22日，何兵教授發來出版社的終審稿，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回復：“東風不與周郎便！”他有點無語，又等了幾天，委婉地進行催促。我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勉強寫出若干文字，聊表對何兵教授出版新書的祝賀。

雖是書序，但也想表達我的看法：刑事辯護如果想要有前途，必須追求精細主義！自說自話的辯護，吵架式辯護以及其他“各種式”的刑事辯護，都應該消隱。

一

刑事辯護必須走向精細主義，這是來自被告人的期待。人之為人，已然不易。“人艱不拆”的說法，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少數人，最后成為被告人，進入人生“至暗時刻”，更是何等凄慘。此時，被告人對律師充滿特殊期待：他所聘請的對方所從事的職業極其特殊——能夠擺事實、講道理、判斷事態走向，并能夠清晰提出建議。

許多律師只會講自己這一個側面的道理，對于公訴和判決邏輯完全不予理會，這是不合適的。被告人顯然不想聘請一個只能自說自話的律師。自說自話的本領，被告人也能掌握。但是，被告人希望他所聘請的律師能夠說服檢察官和法官。也就是說，此時的律師，掌握著一套被告人所不具備的方法論，能夠進行論證，在后續與檢察官的交鋒中，能夠表達被告人的關切，進行多個回合的類似于網球賽的辯論，從而使得被告人的利益最大化。

我觀察，有的律師“斗志昂揚”，似乎堅信“有理就在聲高”。這樣的律師，在法庭上，除了不講法律和法理之外，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其他道理都講，法庭辯護有淪為吵架的陣勢。但是，被告人顯然也不想聘請一個只會吵架的人。論證和吵架，肯定不一樣。吵架是不需要講邏輯的，吵架能力和論證說理的能力成反比，吵架能力越強，說理能力越弱。你看看大街上吵架的“贏家”，是靠講理贏的嗎？但是，律師一定要學會理性地論證，一定要用理性的話語，做到平等對話、尊重他人、以理服人。一位優秀的刑辯律師，在展開論證的時候，一定要避免邏輯上的顛三倒四，確保自己的觀點言之成理，要有證據支撐，不能只靠臆想；還要準確歸納別人的觀點，不能曲解別人的論證，否則會導致自己的論證可信度降低；至于論證時的情緒控制，則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不能一聽到控方的觀點就天然地反對，這會導致對很多問題完全沒有辦法充分展開討論。

律師只掌握吵架技巧，不可能使當事人利益最大化。《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叫《太陽和風》，大意是：來了一個路人，太陽和風打賭說，誰能夠把他的衣服給脫下來，誰就厲害。風聽了之后，就開始使勁刮。但是，風越刮，那人把衣服裹得越緊。后來，太陽升起來了，那人覺得熱，就把衣服脫了，太陽贏了。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刑辯律師如果想讓別人接受、認同某種結論，有時候不需要強制、逼迫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不需要去吵，不需要掀桌子。善于論證，言之成理，讓別人自愿接受，比什么都重要。

我知道有的律師也同時辦理民事案件，可能會將代理民事的邏輯帶入刑事辯護中。說實話，民事代理對論證的要求不是那么高，民事庭審中說到激動處，吵架般地發泄幾句，也是可能的。但是，對于刑事辯護律師而言，在論證方面的要求往往更高、更嚴格，我覺得這可能是刑辯業務獨特的地方。處理民事案件或者對民法的適用，很多時候跟生活常識有關聯，一件民事案件處理得公平還是不公平，有時候依賴于直覺或一般人的法感覺。尤其像婚姻家庭案件的處理，在適用民法的時候，只要不太偏私，結論不要讓老百姓感覺很意外就行。雙方律師在庭上吵幾句，似乎也基本合理。但是，刑法所涉及的都是生殺予奪的重大問題，律師的任務極其艱巨，要同時說服法官、檢察官，談何容易？有的律師還肩負說服被告人的責任。被告人特別是有的被告人被定罪以后，總覺得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尤其是傳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案件的被告人）。這個時候，律師想把道理給被告人講清楚，就比較困難。這些都說明，僅掌握自說自話的本領，或僅有吵架本事的律師，不能說自己是成功的律師。

二

當下的刑事司法現狀，對律師不是那么友好，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刑事辯護在當下要走向精細主義，存在一些現實困難。但是，精細主義的方向是沒有問題的，再難也得朝著那個方向走。

比如，在刑法領域，大量存在用對“違法事實”的歸納取代犯罪構成的現象。換言之，會“整詞”。通過這種“整詞”，減輕了法官、檢察官的論證責任。律師無論如何辯護，觀點都很難被采納，從而引發錯判。例如，自從“套路貸”這個詞被發明以后，很多人認為有套路就是“套路貸”。某省的公檢法機關曾經制定了一個認定“套路貸”的裁判標準下發，其中有一條就是“有套路就是套路貸”。這個標準廣受批評。雖然放高利貸時可能有點套路，但是，套路如果無關緊要的話，根本就不是“套路貸”，也不是詐騙。很多人買理財、買保險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些業務也是多多少少有點“套路”的，但也沒有說大量的保險公司都構成詐騙。有的保險公司故意把保險條款上的字寫得那么小，根本就不想讓客戶把這些字看清楚；條文也列那么多，買個七八十塊錢的保險，保險提示條款要好幾十頁，也可以認為那就是一種“套路”。有套路就是“套路貸”，“套路貸”就是詐騙？但是，詐騙罪的判斷極其復雜，詐騙罪是定式犯，有固定的結構。還有一些詞，比如“養老詐騙”也是這樣。我覺得這些詞都很有欺騙性，只是對現象的羅列，很多司法人員經常被這些缺乏說理的詞語所欺騙。本書中的第一個案件“謝留卿等詐騙案”的指控和判決中，都有先認定被告人有套路，然后確定其構成詐騙罪的路徑依賴。但這是司法缺乏說理和論證的表現。

在這樣的司法背景下，要求刑辯精細主義，存在很多困難。但是，很多律師接受了正規的法學教育，掌握了刑法教義學原理，如果堅持和追求精細主義辯護，把那些珍珠般的原理全都串起來進行體系化思考，就能夠展示出讓法官和檢察官都很震撼的辯護要點，讓別人覺得你的論證是真的好，想不認同你的觀點都很難，那樣的辯護才是值得期待的。

三

何兵教授屬于刑事辯護領域的“一股清流”。他走的不是自說自話的路子，似乎也基本不在法庭上和別人吵架，他的辯護有相當的技術含量，走的是技術路線。這受益于他常年從事法學教育工作。他的閱讀量，視野以及見識，都使得他的論證有底氣。他能夠講出教義學上的道理來。當然，遇到一些難題，他也能夠虛心向刑法學同仁請教。

當下，有很多辯護，雖然辯護詞洋洋灑灑數萬字，但走的不是精細主義路線，徒增法官檢察官的工作量。例如，遇到一些故意殺人的案件，有的辯護詞習慣性地說，被告人童年的經歷過于悲慘，患有創傷后的應激障礙，他沒有更好的仇恨排遣的渠道，只能夠通過殺人這種方式復仇。并且說這種復仇，有著深刻的人性和社會基礎，還舉了很多歷史上復仇的故事，之后，又提到國家法律應當適當吸納一些民間的正義情感，最后說被告人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這個辯護詞沒有技術含量，文學愛好者都會這一套，無視案件基本事實，用趣聞逸事代替說理，以引證代替論證，不談實體法和程序法，辯護價值很有限，光憑被告人過去的悲慘經歷，沒辦法說服法官。

何兵教授的辯護詞極少煽情，都能夠立足于案件基本事實，通過結合證據的論證，建構一套說理體系，所提出的請求也沒有超越刑法的規定。他講刑法學上的道理，不走極端，語言表述溫和理性。他收到本書中的辯護詞，都是“好詞”。我比較看重的是，在他的辯護詞所展示的思考邏輯里，都能夠先考慮行為、后果等要素，后考慮犯罪故意等主觀要素，這跟階層犯罪論和刑法客觀主義的邏輯，其實也是差不多的。他沒有用太多的專業術語，但刑法學特別關注的問題，他都有所顧及，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把他歸入技術流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點，何兵教授在辯護過程中，特別關注是否可能有相反的觀點。刑法中好多問題都有相反的觀點，律師辯護一定要特別注意別人相反的觀點。何兵教授顯然注意到了，當他自己贊成一個觀點并展開論證時，事實上公訴人可能完全反對他的觀點，法官也可能有一套完全相反的觀點及論證。此時，自己的論證就要回應對方的關切。這一點，在何兵教授的書中有充分的展示。

何兵教授拿起“柳葉刀”，作了必要的探索，也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我也期待有更多走技術路線的刑辯律師出現，更期待中國刑事辯護業務早日實現精細主義。

是為序！

2024年5月30日于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