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宇｜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時不我待！

江 宇昆侖策網

黑龍江新興村老年協會

在我們祖國的遼闊疆域上，有3萬多個鄉鎮，69萬多個行政村。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絕大部分村莊實行了包產到戶，建立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這個過程中，有兩類村莊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第一類，是在農村改革的熱潮中，有些集體經濟基礎比較扎實的村莊，沒有實行包產到戶，而是繼續實行集體統一經營。其中最知名的有河北周家莊鄉、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等。這些村莊堅持集體經營，開“頂風船”，最初顯得不合時宜，一些干部還因此承受了很大壓力。但是隨著時間流逝，人們發現，這些村大部分成了當地的富裕村。如何評價這些村莊?長期以來都沒有明確的答案。直到 2021年，經黨中央批準，中央宣傳部組織，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等單位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出版，對此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指出“他們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央‘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精神的”。

這類村莊，是延續歷史沒有中斷的集體經濟的“星星之火”，其中就包括《鄉村紀事》這本書中所寫的西藏自治區雙湖縣嘎措鄉，這個鄉至今保留著人民公社制度。嘎措鄉平均海拔超過4900米，自然環境惡劣，但人均收入遠高于西藏自治區各地級行政區農村居民平均水平，在養老保障、醫療服務、社會治理等方面，也處于領先地位，是雪域高原上的“紅色明珠”。

第二類，是除了嘎措鄉這樣沒有中斷集體統一經營的鄉村之外，更加普遍的情況，即自20 世紀90年代初開始，面對“包產到戶”之后農村出現的新情況、新矛盾，全國出現了許多重新加強集體經濟探索的村莊。1991年11月，十三屆八中全會提出“逐步壯大集體經濟的實力，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不可偏離這一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點和總方向。20世紀 90年代以來，各地圍繞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探索不斷涌現。

《鄉村紀事》這本書中寫到的塘約村(貴州)、大壩村(貴州)、土古洞村(河南)、新歧村(云南)、新興村(黑龍江)，一個共同點是集體經濟一度被削弱，又都在進入新世紀之后，不約而同重新走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道路。從中原大省到東北和西南邊疆，這幾個村的自然地理、產業基礎各不相同，但它們共同的經驗證明，在鞏固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上，重拾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初心，農村集體經濟是完全應該辦好、完全能夠辦好的。

像嘎措鄉一樣始終沒有放棄集體經濟的村莊畢竟是極少數，多少有各自的特殊性;而像第二類這樣經過“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村莊，其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對全國所有村莊來說都是可復制、可推廣的，讓人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明前景。這些村莊的黨員和群眾是有歷史主動性的，向他們致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符合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既不同于蘇聯的土地國有制，又不同于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也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制基礎上自發的合作制，在世界上是具有相當的獨特性的。因此經常有人認為，中國農村的經營體制是不符合一般規律和國際潮流的，總要用這樣那樣的模式來改造和解構之。但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不斷證明，西方式現代化是少數人、少數國家的現代化，其經驗并未為世界上數十億人口所在的發展中國家所驗證，怎么能說是全人類的普遍規律呢？中國的實踐不斷突破著被西方定義的標準、規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也是這個歷史潮流的一部分。

《鄉村紀事》這本書作者在導論中的分析證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既能夠發揮統一經營的優勢，提高規模效益，又能夠避免資本主導農業的掠奪式發展，兼顧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多元價值，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可持續性，保留傳統小農經濟的積極因素。當前的全球糧食體系，是19世紀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而逐步形成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制，在逐步融入全球食品市場的過程中喪失了糧食主動權。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支撐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確保了中國人把飯碗握在自己手里，促進了農村的全面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為發展中國家走出農業發展的困境提供了嶄新選擇，代表著農業經營體制發展的前沿方向，絕不是保守和走回頭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為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能夠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村面臨的迫切問題。中國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在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比如，快速老齡化和生育率下降、部分產業產能過剩、就業壓力大、國內大循環不暢通等。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延續工業化、城鎮化單兵突進的思路，必須把視野投向鄉村。

《鄉村紀事》這本書作者把土古洞村發展的成就總結為以下幾點：青壯年在本地安居樂業;貧富差距較小，“沒有暴富的，也沒有特別貧窮的”;對村民居住地進行整體規劃;本村兒童就近入托入學，村里基本沒有留守兒童;發展村莊公益事業等。事實證明，發展集體經濟不僅能解決掙錢致富的問題，更是緩解城鎮化、工業化帶來的風險挑戰的必由之路，要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在延長產業鏈、容納就業、促進城鄉循環中的作用。這既是振興鄉村的需要，又是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需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為鄉村干部和群眾有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覺悟。《鄉村紀事》這本書作者開宗明義：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需要依靠初心的推動，不以具體的項目或任務為導向，更不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結果。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以來，就不是單純依靠下達項目、布置任務、設置KPI(關鍵績效指標)、考核績效來推動工作的科層制組織，而是依靠共同的理想信念，以及與人民的血肉聯系組織起來的，是依靠全體黨員及其聯系的群眾的歷史主動性推動事業發展的，這是黨的先進性的體現。如果領導干部喪失了初心，忘記了使命，把當干部作為一個飯碗、一個職業，只是被動地、機械地完成考核指標，不去主動思考、主動創造，成為只是精于算計個人得失、規避風險的“理性經濟人”，那就必然會產生官僚主義，失去生命力。

從《鄉村紀事》這本書內容可以看到，那些積極主動發展集體經濟的村莊，都離不開黨組織、黨員和群眾中先進分子的不忘初心。這種初心，既來自回報鄉村共同體的樸素覺悟，又來自對只有走共同富裕道路才能振興鄉村的理性認識。實踐證明，只要組織部門愿意彎下腰去尋找、培養、教育，哪個地方都能聚集一批具有這樣覺悟的先進分子，成為帶領鄉村走向共同富裕的有生力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為這符合我們的歷史傳統和中華民族現代化文明的要求。《鄉村紀事》這本書作者多次用到共同體、公共性的概念，并且把壯大集體經濟界定為公共性不斷擴大、社區黏性(團結)不斷增強的過程，我認為這抓住了壯大集體經濟的本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文明觀，即文明是建立在基于共同體的社會關系上的。資本主義無法創造高度的精神文明，正是因為資本為了榨取剩余價值，必然要建立和維護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瓦解和改造除了商品交易之外的各種社會關系，讓社會原子化、碎片化。中國農村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鄉村共同體，是具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組織，這種“多元一體”是中國鄉村共同體的特征和優勢，體現了“天下為公”的文化傳統，是家庭倫理、宗族倫理和國家倫理的融合。《鄉村紀事》這本書之所以讀起來讓人倍感親切，就是因為讀者能夠和這7個村莊的村民產生共情，想到自己曾經體驗過的那種守望相助、令人心有所安的村莊或社區。而農村建立在集體經濟基礎上的新時代的農耕文明，既繼承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天人合一、以和為貴等傳統，又能夠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做出貢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經濟是能辦好的。一說起集體經濟，總有人將其與大鍋飯、效率低聯系起來，認為人性就是自私的，集體經濟是辦不好的。這樣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鄉村紀事》這本書中這些令人信服的案例，完全可以批駁“集體經濟過時論”“集體經濟不符合國際合作社原則論”“集體經濟辦不好論”“發展集體經濟時機不到論”“集體經濟低效率論”“發展集體經濟群眾缺乏積極性論”“發展集體經濟找不到好干部論”等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

我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大鍋飯、平均主義，并不是集體經濟的本質決定的，而是當時為集中力量實現工業化使得可以用于消費的產品過少導致的。在當前的生產力水平下，完全有條件發展高水平的集體經濟。《鄉村紀事》這本書中大量篇幅，用數據、會議記錄、訪談等方式，描繪了農村集體經濟在管理、經營、核算、分配方面的具體做法，充分證明，只要建立科學規范的內部治理機制，農村集體經濟完全能夠辦好。

更加可貴的是，《鄉村紀事》這本書也實事求是地記錄了這7個村莊在發展集體經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曲折，這是有啟示意義的，一切希望發展集體經濟的村莊，都能從這些村莊的經驗教訓中獲益。《鄉村紀事》這本書寫到的7個村莊，從全國來看還是少數。或許有人會據此認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尚不可行。但一個事物有沒有生命力，是否掌握真理，不能從多數和少數來看。毛主席在中國革命低潮時寫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社會主義同以往任何社會制度不同的是，社會主義是人類發揮歷史自覺性、在科學理論指導下主動構建的嶄新社會制度，既然是創造新事物，那么必然是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少數變成多數。而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人的作用就是發現和培育符合社會進步趨勢的新事物，因勢利導，先進帶動后進，把少數變成多數。如果按照西方社會科學那種形而上學的方法論，把統計學上的相關性當作一般規律，用放任自流的態度對待農村集體經濟，就不可能跳出歷史的周期律。

經過先進分子的探索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然后再從局部推廣到全局，是“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的正確方法。由于種種原因，對要不要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在不同層面存在著不同看法、畏難情緒。《鄉村紀事》這本書的案例證明，發展集體經濟不存在想象中萬事俱備、只欠臨門一腳的所謂“合適時機”，時機都是主動創造出來的。如果消極等待下去，永遠不會有“合適時機”出現。集體經濟同其他形式的公有制經濟形態一樣，都不可能自發地在市場經濟中演化出來，需要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把勞動者組織起來，才能建立公有制經濟形態。

所以，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本來就是要依靠黨組織的積極性去主動構建的，而不是能夠等來的。發展集體經濟固然需要一定的條件，但這些條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如果“愁”字當頭，“難”字擋道，不敢“破題”，這些條件永遠不可能具備。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首先要改變精神狀態，清除各種思想障礙，激發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改變現狀的內生動力。只要認識到農村發展的形勢，認識到城鄉融合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自然會想辦法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正如《鄉村紀事》這本書中寫到的，大壩村的村支書陳大興去華西村學習之后受到震撼，激發了發展集體經濟的初心;土古洞村村支書鄭向東在南街村大受震撼，回村便組織群眾開展發展集體經濟的大學習、大討論。他們都是被前人播下的火種點燃，今天在《鄉村紀事》這本書作者的努力下，他們的事跡又成了新的火種，必將激發更多的村莊煥發初心，照亮走向高水平集體經濟的道路。

（本文系江宇為嚴海蓉、高明、丁玲合著，中信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鄉村紀事 新型集體經濟為什么行？》一書所寫的序言，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