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霍英東親自押船運送物資，被13毫米機關(guān)炮打穿船體鋼板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在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的率領(lǐng)下赴朝作戰(zhàn)，由此，“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戰(zhàn)爭正式打響。

此戰(zhàn)，中國人民志愿軍為和平而戰(zhàn)、為正義而戰(zhàn)，徹底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最終取得了偉大勝利。

能達到這個結(jié)果，不僅有一線官兵的英勇作戰(zhàn)，同時也離不開全國人民的支援，除此之外，海外華人華僑對抗美援朝的支援更是難得可貴。

這其中，霍英東先生的貢獻尤為巨大。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際，我國還處在一窮二白的狀態(tài)之中。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新中國成立，至此，我國結(jié)束了自清末以來近百年的戰(zhàn)亂。

但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內(nèi)的經(jīng)濟情況卻很不樂觀。

首先是工業(yè)基礎(chǔ)，當時的我們的工業(yè)基礎(chǔ)幾乎是零，尤其是重工業(yè)，別說什么汽車、飛機之類，就連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造起來都十分困難。

別的不說，單說鋼鐵產(chǎn)量這一項，別說跟發(fā)達的美國相比，當時我們連印度都不如。

印度在1949年時，鋼鐵產(chǎn)量分別為134.7萬噸和163.6萬噸，而我們當時則只有15.8萬噸和24.6萬噸。

至于GDP，當時我們也只有印度的一半左右。

經(jīng)濟發(fā)展與工業(yè)水平出現(xiàn)如此糟糕的情況，自然是有原因的，蔣氏政權(quán)執(zhí)政期間，農(nóng)業(yè)基本停滯不前，而工業(yè)也只是輕工業(yè)有極小幅度的增長，重工業(yè)完全是進展為零。

加上戰(zhàn)爭的破壞，以及蔣氏政權(quán)各級官員大肆中飽私囊，更加劇了這一情況的惡化。

而這就導致，在新中國成立之際，我們的財政極其困難，工商業(yè)也處在崩潰邊緣，總之就是“一窮二白”。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讓不少人對于是否出兵援朝都持保留意見。

畢竟當時國家真的太窮了，而出兵援朝是需要大量的軍費支持的，所以很多人都不同意出兵朝鮮。

但正所謂唇亡齒寒，最終，毛主席力排眾議，決定必須要打抗美援朝這場立國之戰(zhàn)。

而在中國宣布出兵援朝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然不會無動于衷，除了在戰(zhàn)場上不斷向我志愿軍施加軍事壓力外，在經(jīng)濟上也沒少出“陰招”。

因為美國知道當時的我們經(jīng)濟薄弱，所以，只要全面封鎖和制裁中國，那么就會在戰(zhàn)場上讓我志愿軍陷入被動。

基于這個原則，在1950年12月2日，美國商務部就宣布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并且還揚言，“任何一個中國士兵能用到的東西，都不能運到中國區(qū)”。

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不僅如此，在同年的12月8日，美國馬不停蹄的又頒布了《舊金山執(zhí)行港口管制法令》，該法令就規(guī)定：無論何種貨物，經(jīng)由美國口岸轉(zhuǎn)達中國旅順，大連者，均需卸下。

除了自身小動作不斷外，美國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拉攏其他盡可能多的國家參與到對中國的經(jīng)濟封鎖和制裁之中。

比如，當時美國聯(lián)合英、法、墨、菲等國組成了所謂的“額外措施委員會”，就是專門干制裁中國這種事兒的，據(jù)統(tǒng)計，前后一共有多達45個國家加入其中，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

禁運的戰(zhàn)略物資范圍極多，高達300余種，甚至包括紡織品和廢棄的橡膠，黑鐵皮等物資，統(tǒng)統(tǒng)在禁運范圍之內(nèi)。

面對全面禁運，我們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必須想辦法找到一個能打破禁運的窗口，而當時的香港，就成了一個最好的選擇。

而霍英東以及眾多愛國華僑，正是借助香港這個窗口援助物資的。

抗美援朝打響之后，隨著戰(zhàn)事的不斷推進，前線各種物資也開始匱乏起來，武器、彈藥這就不說了，醫(yī)藥、橡膠乃至制作汽油桶的黑鐵皮樣樣都缺。

尤其是醫(yī)藥物品，如止痛的嗎啡、消炎的盤尼西林以及外傷用的繃帶、藥棉等，都缺乏到了極點、

在這種情況下，我軍后勤部門就派人秘密前往香港采購，物資購買倒是不算太困難，但難就難在怎么運回來。

在我軍出兵朝鮮后，英國政府為了表示對美國的支持，也出臺了相關(guān)禁運條例，其中就包括13類物品禁止從香港運往中國內(nèi)地。

如此一來，層層關(guān)卡檢查之下，自然就讓物資怎么運出去成了問題。

不僅如此，國民黨海軍還會在沿途海域進行攔截，他們深知這些物資對新中國來說有多重要，所以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物資運回大陸。

所以，當時有很大一部分香港商人不愿意接這種單子，哪怕運費很高也不行。

比如在1950年12月時，我后勤部門的工作人員就遇到了這種問題，當時采購了一批包括藥品，橡膠、黑鐵皮等物資，并把運費提高了三成，但依舊找不到有人愿意接單。

物資運不回去，就會極大前線的作戰(zhàn)，而就在我方后勤人員無計可施之際，霍英東站了出來。

1950年的12月，霍英東在了解到這批物資是運往大陸后，在明知道這一路上將會面臨種種困難的情況下，還是毅然決然的接下了這個重擔。

霍英東當時旗下有一家玉記船廠，擁有大小船只多艘，靠著這些船只，從當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左右，霍英東就運送了6000余噸黑鐵皮以及其他多種物資，而這些物資，對當時的朝鮮前線幫助極大。

而從1950年到1953年這三年時間里，霍英東幾乎每天都忙碌于向大陸運送物資，據(jù)他回憶，這段時間是他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時間，白天聯(lián)系貨物并拉貨，到了晚上裝船運輸，由于太忙，每天只能睡幾個小時。

之所以在晚上運輸，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當時英國人的排查極其嚴厲，盡管霍英東沒少上下打點，但白天還是沒辦法運輸。

而即便是晚上，危險系數(shù)照樣很高。

霍英東就回憶，當時開船后最怕碰到盤查或者攔截的，為此他不得不事事親力親為，在安排貨物裝船的同時，還要安排巡邏船只探明前方狀況，確認沒問題后才出發(fā)。

不過，就算是安排得再周密，還是發(fā)生過意外情況。

有一次在運輸過程中，船只剛離開港口就碰到了港英政府的巡邏船，好在霍英東已經(jīng)打點過了，勉強過關(guān)。

但沒走多久，又碰上了英國軍艦。

英國軍艦不同于港英政府的巡邏船，他們一旦碰到往大陸運送物資的船只，根本不會留任何余地，輕則截停船只檢查搜捕，重則便是開炮。

這一次就是如此，在遭遇英國軍艦后，對方毫不客氣的就將霍英東的船只逼停，最終，船上的10名船員全部被抓。

還有一次，運送船只遭遇到了美國的軍艦，美國軍艦連逼停搜捕都省了，在確認是向中國大陸運送物資的船只后，當即就對著船只猛烈開火。

不僅是美、英的軍艦，包括遇到國民黨的海軍，更是危險重重。

曾經(jīng)有一次，霍英東的船只經(jīng)過萬山群島海域時，就遭遇了國民黨的海軍，對方也是毫不客氣的開火射擊，由于對方火力極猛，以至于船體上的鋼板都被對方的機關(guān)炮給打穿了。

盡管遭遇過一次又一次危險，但霍英東并沒有放棄，依然堅持向大陸運輸各種急需的物資。

黑鐵皮、橡膠、輪胎、西藥、棉花、紗布等物資，通過霍英東的船只不斷的朝著大陸輸送，而這些物資，都為抗美援朝取得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chǔ)。

有人可能會說，霍英東在運輸這些物資的時候，大陸這邊不是也有運費結(jié)算給他嗎？他這是不是也算是為了利潤才這么做呢？

實際上這種看法，實在是太小瞧的霍英東先生的愛國情懷。

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開始，香港的經(jīng)濟就開始進入到快速發(fā)展階段，各行各業(yè)也逐漸活躍，其中，尤其是海上貿(mào)易也繁榮起來。

在這種市場整體向好的情況之下，霍英東先生如果只是為了單純的賺錢，那么機會有太多了。

并且，這些機會中不乏有那種既安全又不擔風險的方式，至少不用擔心路上遭遇各種盤查以及軍艦的攔截，更不用擔心船只和貨物被軍艦炮轟。

此外，當時我國大陸正處在一窮二白的階段，加上各種因為抗美援朝導致物資消耗極大，所以運費自然就沒有太高的空間。

以1950年霍英東先生運送那批黑鐵皮來舉例，當時他就算過賬，哪怕運費提高了三成，但這一趟下來，別說賺錢，還有可能會賠錢。

所以照這么去看的話，但凡是一個“正常”的商人，都不愿意做這種風險既高、利潤還低的生意。

但霍英東先生并沒有去計較這些，依然堅持干了這種看似不“精明”的生意，冒著各種危險，自己又親力親為，源源不斷的向大陸運送著各種物資。

此等情懷，堪稱國士。

不僅是霍英東先生，在抗美援朝期間，還有許多海外華人華僑慷慨解囊，用各種方式來對祖國進行援助。

如香港大成行總經(jīng)理陳祖沛先生，就帶頭捐了10萬港元，并積極組織香港工商界人士去籌集汽油、柴油、卡車、藥品等共價值120余萬港元的物資，不僅如此，他還冒著生命危險，親自押送這些物資至天津港。

另外，從1950年的10月到1951年的7月期間，僅旅印華僑的抗美援朝捐款，就達到印度幣2萬7千6百多盧比，折合人民幣1億3千萬元（舊幣）以上。

正是這些雪中送炭之舉，為抗美援朝提供了堅實的后盾，也為最終的勝利做出貢獻。

時至今日，抗美援朝已經(jīng)過去70余年，這場立國之戰(zhàn)的勝利，不僅有廣大志愿軍官兵的英勇作戰(zhàn)，更有如霍英東先生一樣的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他們的拳拳愛國之心，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