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總制片人徐頤樂｜中國英雄主義，讓觀眾一看就覺得對

作者 / 喬苗兒

《我是刑警》「年度必看」的含金量還在上升。

《我是刑警》11月27日登陸央視八套首播，愛奇藝同步播出，以酷云實時收視率峰值4.125%創下央視八套黃金檔歷史新高，以酷云集均收視2.8112%創下央視八套歷史新高；在愛奇藝站內連續11天熱度破萬，成為愛奇藝首部熱度破萬的刑偵大劇；更憑借最高達37.86%的酷云全端播放市占率，領跑年末劇集市場。隨后《我是刑警》在北京衛視、東方衛視以及央視一套的二三輪播出，進一步展現出傳統刑偵劇的延宕效果和長尾效應。截至1月1日，貓眼數據顯示，該劇全網有效播放量已經突破21億。

它的出現，被網友們形容為「文藝復興的風吹到了傳統刑偵」；連一貫以犀利著稱的學者、影評人毛尖談到《我是刑警》，都忍不住稱「如果刑偵劇能夠“退步到”二三十年前的水平，真是2024年的大喜事」。

可就是這樣一部播出來叫好又叫座的戲，做起來是「真難」。

新劇觀察（ID：xinjuguancha）在2024歲末采訪到了《我是刑警》的總制片人，華策克頓·寬厚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徐頤樂。對談的過程中，戲外苦中作樂的創作者們，和劇中真誠、鮮活又帶點土氣的警察形象，與35年基層刑偵奮斗歷程，和組成這段崢嶸歲月的16萬一線公安干警，無限地接近。

「互聯網時代的挑戰」

徐頤樂和其率領的寬厚文化最初接觸到《我是刑警》要追溯到18、19年前后。此前，徐頤樂和公安影視制片人郭現春合作過反映人民警察和普通市民用熱血和正義與罪惡斗爭的《橙紅年代》，這次合作令雙方增進了了解，更在項目價值判斷、精神追求層面達成默契共識和互相信任—堅持做有正向價值引領的項目。

徐頤樂是傳統電視臺出身，也是傳統電視人的素養令徐頤樂及其帶領的寬厚文化團隊擁有著這份難得的堅守。關于「正向」究竟是什么，筆者在訪談的過程中沒有繼續追問，徐頤樂卻在后續的聊天中給出了不假思索且未經修飾的答案：「我希望我們寬厚出的作品，我的孩子看了能很驕傲地說，這是我媽媽做的」。

《我是刑警》這部電視劇在徐頤樂看來是一項無比光榮和艱巨的任務。徐頤樂看到劇本時被深深打動，因為編劇徐萌執筆的劇本同時具備了「長寬高厚」四項特質，即歷史跨度長；謳歌當代生活輻射面寬廣；立意和站位高遠；傳承、信仰、文化和歷史的積淀厚。更明白《我是刑警》不是消費公安的劇，是謳歌刑警群體的劇；不是離地三尺的奇情，是土生土長的生活；不是英雄主義的個人，而是英雄主義的集體。「電視臺的工作經驗告訴我，《我是刑警》就是一塊寶藏」徐頤樂說。

俗話說「櫻桃好吃樹難栽」，《我是刑警》是寶藏，也面臨怎么挖掘如何打磨的難題。從內容本體來說，該劇隸屬傳統刑偵序列。筆者大致做過一個梳理，從誕生于1987年的第一部傳統刑偵劇《成都87.8.5》算起，近40年積累，這個垂類攢下的家底兒大概在40部，其中大部分是20世紀產物，生產日期較近的也集中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稀缺性與類型的創作難度成正比，也與收看環境密切相關。

彼時互聯網處在高速發展之初，年輕人在網絡上主動表達審美主張吸引主流關注，留下來的大多數觀眾是沉默的。到底拍給誰看？傳統刑偵風格，由于其敘事本身就是反類型的，真實性和碎片化會極大削弱懸疑感。而當時年輕人的視線又正被強情節、快節奏的硬核懸疑或本格推理「硬控」，選擇到了創作者這里，困難不亞于「電車難題」。

對于徐頤樂而言，能夠快速精準地對眼下情況綜合分析，一方面確實是劇本給的信心；另一方面得益于從業的經驗積累。她回憶，以前電視臺購入老劇版權，判斷能不能買的土辦法就是去三四線城市的發廊踩點，在發廊放的都是給顧客們打發時間的，跟著買準沒錯兒。

不僅如此，徐頤樂將作為大眾藝術的電視劇進行了三個滿足與需求的層次梳理：第一層滿足大眾消費娛樂，讓觀眾開心放松；第二層能將觀眾帶入主人公視野，體驗非凡人生并與之共情；第三層是最難的，要能夠給大眾帶來精神力量。毫無疑問，《我是刑警》屬于第三種。

這種精神力量也促使創作者下定決心。徐頤樂回憶當初跟編劇徐萌深入基層采風的過程，親眼見過那些可親可愛又生動的人，「當時就想，一定要拍出來致敬他們」

「暗號對上了」

「著相」是公安干警間流傳的「密語」，大致可解釋為常年一線刑偵工作磨礪出特殊的氣質，心懷坦蕩的普通人感覺不出，在犯罪分子眼中則辨識度非常高。「著相」也意味著資深、經驗老到。干刑偵工作著相，做刑偵劇也容易著相。

定下來堅持走傳統刑偵這條路后，考慮到與整體的傳播環境和受眾表現出來的審美偏好「不太合轍」，徐頤樂和她的寬厚文化團隊投石問路的過程變得格外謹慎，「我們都是先聊，看看“暗號”能不能對上，是不是咱的“菜”」，少說多聽，感覺不合適便不會推進至看劇本環節。

或許是做決定的過程著實不易，到了「碼盤子」階段，用徐頤樂的話說簡直是「一馬平川」。她尤其感謝做「大管家」的郭現春，在《我是刑警》中任總制作人，請來徐萌做劇本。編劇徐萌自不必說，資深的編劇，工現實題材黃鐘大呂，筆力兼顧厚重和溫柔。編劇的身份之外，徐萌還曾是中央電視臺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策劃部主任，現任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春曦工作室負責人，行業判斷力同樣扎實。資深的惠楷棟導演被推選出來，則是「暗號」對上了的默契，甚至連考慮的角度都是互補的：惠楷棟導演近年來執導了《鬢邊不是海棠紅》《延禧攻略》等備受年輕人喜愛的劇目，偏巧他早年又是《12.1槍殺大案》的攝影，更執導過《緝毒英雄》《緝毒精英》等膾炙人口的刑偵劇，屬于「天選導演」，同時打消了兩頭的顧慮。

徐頤樂說，《我是刑警》還有更讓人感動的：于和偉、富大龍、丁勇岱、白凡、李泓良……來的每位演員，不管演的角色是好是壞，都是抱定致敬刑警的精神來的。飾演秦川的于和偉在全劇一共有900多場戲，幾乎相當于傳統電視劇男女主戲量的總和。劇中秦川調任昀城后，高強度的工作導致腰傷復發，整個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樣子，被觀眾說「不像演的」，事實上也確實不是演的。

「劇組從西南轉場到東北，當時和偉老師的腰傷已經非常嚴重了，到東北后還有零下30度雪地中的打戲，他堅持不用替身，自己打自己摔」。徐頤樂回憶拍戲的間隙于和偉找她聊，說起「照鏡子時發現眼神都不一樣了，跟角色融為了一體」。于和偉也將秦川生活中可愛的一面展現出來，劇中有部分秦川和妻子何青蓮、兒子秦海正的家庭戲，他發現劇本中秦川訓兒子海正時用「重說，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嗎？」這句詞，就將這話變成了秦川的口頭禪，結局還被戳穿是誆人的，給生活戲添了不少自然趣味。

從上到下依次為：飾演宋小軍的李泓良、飾演肖慶東的王玉寧和飾演孫哲的劉喆

筆者追問了一個網絡梗：大伙兒說《我是刑警》播完，演「進獄系」的門檻又會被拔高，不像演的，也像真的。徐頤樂便又分享了另一樁趣事。她去探班駐組，發現飾演宋小軍的李泓良、飾演肖慶東的王玉寧和飾演孫哲的劉喆，沒事總愛跑一間屋里待著。雖然三人是同學，徐頤樂也納悶這仨人到底在干嘛——他們仨每天都在互換角色對戲，輪著演警察和壞蛋，每天樂得哈哈的。后來三個人變成了四個人，徐頤樂總去當觀眾，看著他們演也樂得哈哈的。

在對談的過程中，徐頤樂提到了許多次感謝、榮譽、感激，唯獨很少說苦。她更多是帶著問題思維去解決整個創作過程面對的困難，大到劇集氣質方向性的選擇、班底的搭建，細到突然下雨下雪影響拍攝如何制定應急預案。作為專業的制片人，在她看來，在整個作品的創制過程中，面對的困難會有不同層級，也自然有解決的應對之法，開山修路遇水架橋而已。困難是現實描述，苦則是情感體認，對徐頤樂而言，《我是刑警》的創制過程，記憶歸于欣慰、榮耀和崇敬。

「做中國的英雄主義」

從看到劇本，到組建主創班底，再到陸續看見拍攝后的成片，徐頤樂對《我是刑警》的信心越來越足——觀眾看到必定會愛上。底氣源于既是親歷者，又是見證者的雙重身份，某種程度上，徐頤樂和創作團隊可以算是《我是刑警》的第一波觀眾。

漫長的采風，見證戲劇從生活的土壤中生長出來；將經歷編織成文字；再由文字回轉成影像……整個過程中，徐頤樂的震撼和感動時刻都在發生：她得知，目前中國的案件偵破率可以達到99%以上，而這個數字，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投入全部職業生涯，乃至有生之年，全力以赴的結果。

因此，《我是刑警》是一部完全站在一線公安干警視角完成敘事的刑偵劇，它以大眾藝術的廣泛觸達力、深刻影響力對犯罪予以震懾：人性幽微不是作奸犯科的遮羞布，犯下罪行勢必要接受法律的嚴懲，倘若心存僥幸，公安干警就算追到天涯海角，在沒有任何現代刑偵科技設備的情況下，也會不屈不撓，直到最后一個罪犯伏法。

也正是因為《我是刑警》所承載的深厚社會影響力和現實價值，寬厚文化營銷團隊的伙伴在播出期始終以「捅破數字繭房」為第一要義，在數字時代的網絡傳播中，于密集的信息流中撕開口子，讓《我是刑警》可以被更多人看到，以實現對犯罪的震懾、對英雄精神的弘揚。

從《我是刑警》向前回溯，寬厚文化成立至今不算高產：一部都市英雄劇《橙紅年代》，一部古裝勵志愛情劇《錦心似玉》，不同的類型賽道，相通的是從生活的泥土中生發出來的活力與煙火氣。

在被問及寬厚文化的內容布局時，徐頤樂篤定地回答：「寬厚文化實際只有一條賽道，就是做中國的英雄主義」。英雄和英雄主義長存于任何類型，不論古今、長短，它可以是任何一種表現形式，但內核的追求不會變。

在徐頤樂看來，中國的英雄主義并非某種求奇求新的補白式「漂亮話」，而是身為中國的創作者將接受的教育和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行轉化，而產生的自覺表達和精神認同：藝術高于生活，但藝術永遠源于人民。

生活永遠向前，人民永遠年輕。我們也期待在蒸騰的生活中，寬厚文化能夠采擷更多的素材充盈中國的英雄主義賽道，讓更多的《我是刑警》們能夠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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