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的社保困局：當靈活就業者面對制度高墻

【京東破門而入殺入外賣市場，而且宣布給外賣小哥交社保，逼得美團也趕緊宣布跟進這一措施。客觀而言，京東此舉屬于值得肯定的良性內卷，也是勞動監管部門樂見其成的好事。但是很多外賣騎手對此卻并不積極甚至并不買賬，因為他們其實不愿意交社保。】

理論上來說，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完善他們的福利保障，對他們大有裨益，他們理應支持。然而，為何仍有外賣騎手不愿繳納社保？

這是一個讓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結果，為此我們需要把審視與思考的視角，切換到外賣員的角度，并結合現行社保的制度壁壘來分析這一問題，并且一起去探求解決這一問題尷尬與困境的辦法。

首先，繳納社保需要用人單位與個人共同分擔，這無疑會增加外賣員的經濟負擔，減少他們可支配的收入。

騎手們掙錢本就不容易，一單外賣的提成也就幾塊錢，一個月要晝夜不休跑上幾千單，才有可能月入幾千，好一點的可能會過萬。這些收入對于很多外賣員來說，來就很拮據甚至都不夠花。

最現實的挑戰在于，目前的絕大部分的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社保繳費基數比較高。現在如果繳納社保，即使按照最低基數繳納，需要員工承擔的單邊費用都至少幾百、上千元。

因此繳完社保之后，對于受本來不高的外賣騎手們而言，月收入可能會出現銳減，使其生活愈發拮據，這是他們所不愿面對的不利變化。當眼前的生活維持與家庭保障，都步履維艱的時候，誰會有精力去考慮以后長遠的事情，更別說去望梅止渴般謀劃幾十年后的養老問題。

其次，外賣行業的特性決定了，這里存在一個從業周期的悖論。那就是外賣小哥的工作本身很不穩定，收入也不穩定，所以他們很難一直持續繳納社保。

根據美團研究院的調查，超過六成的騎手從業時間不足3年，而超過35歲的騎手占比不到15%。而且在算法驅動的強負荷工作環境下，外賣騎手實現15年連續工齡的狀況，近乎是天方夜譚的故事。

這種平臺零工經濟的本質特征，與現行社保制度的核心規則是存在根本沖突的。外賣騎手本來從事的就是靈活就業，職業非常不穩定，干一天有一天收入，誰也不知道能干多長時間，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就不干了。而一旦外賣職業中止，試問外賣員之前繳納的社保費用，究竟該如何處理？

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趨勢，那就是外賣和快遞行業，其實還面臨著技術替代的更嚴峻挑戰。深圳已出現無人機15分鐘3公里配送測試，京東物流分揀機器人效率超過人工的5倍。當人力配送淪為商業和生活服務的一種過渡方案，騎手的職業生涯周期或許會得到一次整體性壓縮，所以他們今后更有可能達不到社保要求的繳納年限。

此外，外賣騎手還面臨二元身份的困境。據統計，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中，70%的人來自農村，這使他們處于城鄉二元制度的夾縫之中。

因為根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農村戶籍者需以企業職工身份在城鎮連續繳納社保滿15年，才能按城鎮標準領取養老金，否則只能轉入戶籍地新農保。

而根據參考資料，2022年農村基礎養老金平均為每月174元，而城鎮職工養老金平均為每月3577元，城鎮職工的養老金待遇是農村的約20.5倍。

追求更高的退休待遇當然是人的本性愿望，但是試問有多少來自農村的外賣騎手，能夠完成在城市連續繳納社保滿15年的要求？如果最后根本就達不到社保制度要求，試問他們階段性繳納社保意義何在？

更為重要的是，社保體系中的代際利益轉移，一直在揭示深層次的公平性問題。統籌賬戶的虹吸效應，實際上加劇了現行從業者與高退休金人員之間的不公。以北京為例，企業為職工繳納的16%養老保險，會直接進入統籌賬戶，用于支付當期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這種制度安排，對于其他行業的就業人員，尚可承受也就罷了。

但是如果這種規則放到那些含辛茹苦的外賣員身上，我個人深刻地認為，是在加大對這些底層人員的壓榨和不公。我們可以說，平臺賺了這么多錢，如今吐出來一些給外賣員繳納社保，本來是件好事情。

但是這里的荒謬結果在于，平臺吐出來的利潤，并沒有全部讓渡給了外賣小哥，而是有一部分進入了統籌賬戶，這意味著讓工作生活都艱辛的騎手，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去繳費填補既有社保缺口。

說句實話，外賣騎手掙的錢在某種程度上，真的是苦累血汗錢，用這種錢去補貼統籌社保賬戶，是不是該有一種于心不忍的道德壓力。這個制度對于外賣騎手而言，有點近乎殘酷的不公。

平臺經濟勞動者作為社保資金池的重要貢獻者，本身就是一種不該出現的僵化規則，而如果最后卻因從業困境和制度壁壘，難以享受應有社保權益，這無疑是對新就業形態群體的一種制度性剝奪。

所以，解決靈活就業人員的福利保障，不僅僅是要對企業提出要求，更不在于對資本的某種道德拷問和綁架，而是要同步深刻審視反思，我們現行社保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更是需要考慮啟動社會保障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

針對各種現存問題、質疑爭議和社會的反饋，包括新業態的不斷出現，應該把對現有社保制度的改革，從補丁式修正方式，重啟到系統性重構的路徑上來。

一是要允許不同平臺、不同就業形態的社保繳納模式。鑒于外賣員面臨較高的安全風險，醫保和工傷意外保險對他們而言尤為重要，而其他險種則相對次要。2023年浙江已開始試點靈活就業人員單險種工傷保險，江蘇也在積極探索新業態職業傷害保障。這些區域性實驗，揭示了社保制度變革的可能路徑，應該在上層得到一次整體的思考研究。

其次，引入“部分權益兌換”機制，即使未滿15年的參保者，也能夠根據其參保年限按比例領取相應的基礎養老金。這種機制的實施，旨在為那些未能滿足最低繳費年限要求的參保人員提供一定的保障，確保他們在退休后能夠獲得一定的生活保障。

第三類是對于那些從事高風險、低收入行業的員工，他們所在的企業所繳納的養老保險部分，能否不完全進入統籌賬戶，或者降低進入統籌賬戶的費率比例。這樣的調整措施，是為了給這些辛勤工作甚至透支健康的勞動者，在未來的養老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積蓄。

第四，創設數字經濟特別補償基金。面對技術替代的趨勢，國家應該出臺法規，向應用自動配送技術的企業，征收“人力替代稅”，這方面可以參考法國出臺的機器人稅方案。這種征稅所獲的資金，可以統籌用于靈活就業者技能轉型與社保補貼。

京東給外賣小哥上社保的事情，也是個雙刃劍，已經引起一場圍繞外賣騎手社保權益的爭議，這或許是一個破局社保制度改革的好事。我們要看到，外賣騎手社保爭議的本質，是工業文明制度體系與數字文明現實需求的劇烈碰撞。

當中國靈活就業群體突破2億大關之際，現行社會保障體系與數字經濟生態的結構性矛盾會顯得更加突出。

這個矛盾的核心，遠非簡單的企業是否該繳社保的道德拷問，也不完全是對資本貪婪屬性的指責與糾正，而是凸顯出我們工業化時代構建的社保制度，在面對零工經濟興起時的系統性缺陷與失靈。

從長遠來看，2億靈活就業者，包括未來更多的新型業態人員，更加需要的不是道德層面的保護，而是需要社保制度層面的改革與優化。即如何讓他們從城鄉分割走向社會平權，從僵化的繳納年限走向終身的積分累計，從區域社保割據走向全國統籌。

這場改革不僅關乎社會公平，更將決定數字經濟，新型職業，以及未來科技進步帶來的社會就業形態的巨大變化，能否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和倫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