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長的秋天：證監會主席劉鴻儒與他的學生們

2025年3月14日，95歲的原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駕鶴西去，只留下毀譽參半的身后評價。

?《楚漢爭》

1984年9月的一天，天蒙蒙亮，江南醫院收發室職工方培林蹲守在溫州市蒼南縣錢庫鎮政府的門口。

這個后來被王岐山同志評價為“民間金融的先驅者、金融體制改革的推動者”的傳奇人物當時僅僅32歲，他向鎮委書記黃德余闡述了創辦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銀行的強烈愿望，并拿出隨身攜帶的《溫州日報》，上面轉發的中央一號文件上寫著：

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地或有組織地流動，不受地區限制。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鼓勵集體和農民本著自愿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興辦各種企業。

方培林認為，私人創辦的銀行，自然也符合一號文件中“聯合興辦各種企業”的描述。

他還認為，作為溫州市著名小商品批發基地的錢庫鎮，有著大大小小的小商品生產工廠與批發業主，對流動資金有巨大的需求，這生意沒理由不火。

9月29日，方興錢莊掛牌開業。但在第二天，當地的農業銀行聯合人民銀行溫州支行，上門查封了方興錢莊。

自此，溫州的民間金融被迫轉入地下，方培林自嘲地說：

新中國的第一家私營錢莊，只見過一天的陽光。

（方培林以自家宅子，作為方興錢莊的營業所）

很快，一份關于方興錢莊的報告上呈至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負責資金監管與銀行改革的副行長劉鴻儒對此高度重視。

一方面，他電傳回復央行溫州支行：

對于私人錢莊，請按國務院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

但另一方面，劉鴻儒向他的老上級、一位陳姓高層領導提出：

現階段我們的金融體系覆蓋面并不完全…我們的國有銀行相當于國營企業的總會計和總出納，不得向私營企業發放貸款。這就使得私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不能通過合法渠道獲得資金支持… 這個問題需要解決，一味地“堵”是沒有用的，甚至可能導致以后的金融亂象。

劉鴻儒提出的一個設想是，既然私營企業無法從銀行借款，是否可以通過發行股份，解決體系外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口。

1985年召開的全國黨代會上，劉鴻儒結合地方金融問題與央行監管的理解，大膽地提出：

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金融市場體系。促進資金市場的形成，中國要發展股票市場，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這條建議的部分內容，被列入當年的“七五計劃建議”，劉鴻儒可能是中國金融監管體系中直面股份制改革的第一人。

（上世紀80年代的劉鴻儒）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事實上，劉鴻儒對于民間資本“堵不如疏”的猜測是完全正確的。他給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的學生們布置了一項田野調查的作業，關注浙南地區的金融發展現狀。

一名叫做程博明的研二學生，把整個暑假的時間都用于這個課題。他在結業作業中指出，方興錢莊被查封后，溫州的民間信貸走上了一條狂野的發展之道。

當地開始盛行名為“抬會”的民間互助金融，它通常以相鄰間的個人信用為紐帶，由數個家庭各出一筆錢，亟需用錢的人獲得貸款，并付給其他人遠高于銀行的利息。

程博明認為，抬會的貸款對象，通常是當地的私營業主，抬會對于當地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程博明也指出，抬會的高息經營模式，有著極大的金融風險：

隨著抬會在溫州地區的推廣，出現了名為“短會”的經營模式：入會者一次性繳納1.2萬元，第二個月由會主返還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兩者本息兩清。

這就相當于在兩個月的時間里，會主為了籌集1.2萬元的資金，不惜凈虧6000元。他們把資金規模做大后，貸款給無法從銀行借款的個體經營業主，通過高周轉、高利率獲得收益。

很顯然，在金融政策平穩、經濟快速增長的特定時期，抬會的運營還是有利可圖的。但當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更后，則很可能發生資金鏈斷裂的慘劇。

1985年，溫州九縣兩區成立的抬會個數超過千家，融資規模超過了3億元。而到1987年初，溫州抬會因資金鏈斷裂而引發社會騷亂，一大批會主因非法集資被判刑。

很多年后，劉鴻儒的另一個學生、程博明的同門師弟朱從玖出任浙江省副省長。鮮為人知的是，當時的朱從玖，還兼任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一職，主抓溫州金融改革。

吊詭的是，朱師弟發布的“溫州金改12條細則”，竟然是放開P2P的監管口子，為當地歷史悠久的民間借貸續命。

這一極富爭議的金融監管政策，間接導致了2018年的民間金融大暴雷事件，也讓年輕有為的朱從玖在副省長位置再無寸進，以至于在落馬時獲得了“十億省長”的名號。

當然，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鎖麟囊》

如果以當代年輕人的思維看，被央行系統公認為“人行大才子”的劉鴻儒，是真正的天胡開局。

1930年，劉鴻儒出生于吉林榆樹縣，他17歲參加革命工作，18歲入黨，并作為年輕干部擔任東北行政學院組織干事——建國后，這所學校先后更名為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是中國共產黨親手創建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1950年，20歲的劉鴻儒擔任該校經濟系班主任、黨總支部書記，并于1955年被選派至蘇聯，進入莫斯科大學財政學院研究生班學習，同時擔任留學生黨支部書記。

1957年11月，毛澤東和鄧小平等領導人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中國留學生，在與劉鴻儒同志親切握手時，教員同志親切地說：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

兩年以后，29歲的劉鴻儒學成歸國，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3年后，他升任央行辦公廳綜合處副處長，成為一名朝氣蓬勃的金融干部。

WG結束后，中國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分離，央行先后發布《財務管理制度》及《結算辦法》，開始工作的轉型。

此前發表《社會主義的銀行信貸問題》一文的劉鴻儒，得到時任央行行長陳希愈的嘆賞，被提拔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兼黨組副書記，主抓金融改革。

劉鴻儒是當時“銀行機構改革小組”的實際主持人，其改革集中于央行職能的獨立分離。

早在留學期間，劉鴻儒師從前蘇聯第一貨幣銀行專家阿特拉斯教授，是接觸現代貨幣銀行學的第一批留學生。作為一名科班出身的央行副行長，劉鴻儒重點確立了央行工作的三項獨立性原則：

一是確保貨幣發行權的集中統一； 二是全國要統一計劃、綜合平衡； 三是堅持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分口管理。

這套看似簡單的基本制度，讓央行不再是財政部的 “錢袋子”，得以切實履行國家銀行的核心職能。

為了確立現代央行制度，劉鴻儒不但善于爭權，也敢于放權。

例如，為了進一步分離“裁判員”與“運動員”的職能，在劉鴻儒等人的建議下，國務院于1984年1月組建了中國工商銀行，承接原人民銀行辦理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這標志著我國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分離制度確立，中國人民銀行此后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

客觀地說，劉鴻儒作為央行制度設計的主導者和改革執行的推動者，不計較部門內部“一畝三分地”的利益得失，突破了計劃經濟時期"大一統"銀行體制思維，確立了央行貨幣政策制定與監管的核心職能，推動了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型的初期探索，贏得了國內外專業人士的肯定。

對此，劉鴻儒自謙為“業務型的干部”，他喜歡從事一些研究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備課、寫文章。

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劉鴻儒先后出版有專著9部，譯著2部，主編著作20多部，發表了400多篇論文。

在很大程度上，學術研究不但磨礪了他高超的業務洞察能力，還讓他有勇氣堅持客觀真理。

例如劉鴻儒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的銀行改革，曾一度表示：

銀行體系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專業銀行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可以理解，但有的帽子很是嚇人，動輒就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我們本著實事求是、一心做事的原則，才堅持下來，并獲得領導們的理解與支持。

?《梨園春》

1978年，劉鴻儒向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系主任黃達“索要”研究生，好朋友黃達表示愛莫能助，因為當時財政金融系在冊的研究生加起來：

只有10個。

黃達給劉鴻儒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不能完全指望人大或北大；二是央行學術水平很高，可以考慮成立機構，定向培養自己的研究生。

很快，行動力超強的劉鴻儒于1981年籌建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在教育部的批復下來后，他以超前的意識、卓著的人脈再次加碼，將該研究所更名為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現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并跳出“定向培養”的桎梏，獲得面向社會招收碩士研究生的資格。

五道口學院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界的一個奇跡，它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小的研究生院，卻是最頂尖的金融研究生院。

1982年2月，五道口學院第一屆社會招收的18名學生入學，劉鴻儒擔任學位委員會主席、教授、博士生導師。

他親自主持并修訂了教學大綱，大綱中加大了西方經濟學、外語、數學等課程的教學比重，還親自開設了《金融體制改革》、《中央銀行制度》、《通貨膨脹治理》、《資本市場研究》等多門課程。

建校伊始，一切都是新的，但一切都按照最高標準來。

例如，劉鴻儒動用了一切社會關系，在全國范圍內邀請當時最好的“教授天團”授課，其中就包括：

北京大學教授陳岱孫、胡代光、厲以寧等講授西方經濟學；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達、周升業等講授貨幣銀行學； 山西財經學院教授孔祥毅講授金融史； 央行金融研究所的周林、丁鵠、甘培根、虞關濤、林志琦等留洋的專家開設前沿講座…

參與建校的黃永鑒先生曾評價道，五道口成立時師資不足，但靠著總行以及劉鴻儒等“大樹”，可以不受師資編制限制，可以聘請到最好的老師來上課。

而劉鴻儒鼓勵學生試驗探索。他把所參與的最新改革項目作為案例，在課堂上公開研討，其中就包括農村金融改革、人民銀行與工商銀行分家、人行獨立行使央行職能等。

他支持學生在課堂上發表真實的觀點，給學生帶來難以想象的激情。

一些“五道口老三屆”（1981-1983）回憶說，早期的五道口，因為沒有教材而傳授開放式、探索性的成果，因為沒有繁瑣的教務系統而施行多元化、扁平化的管理，由此鍛造了親密無間的師生關系。

（上世紀80年代，五道口學生在教室中展開討論）

1984年，蔡重直、吳曉靈等23名五道口學生把課堂討論中總結出來的六個金融改革突破口匯集成《中國金融改革戰略探索提綱》一文，因為裝訂封面采用藍色書皮，它又被稱為：

藍皮書。

五道口學生編撰藍皮書，是為了迎接即將召開的中國金融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此，蔡重直、齊永貴、波濤三名同學作為代表，連夜坐綠皮火車前往合肥。

當時他們不是受邀參會的代表，但他們自費住在會場外農民辦的家庭小旅館里，一門心思志想在上大會發言。

最終，因為黃達教授的關系，大會給了五道口學員十五分鐘的發言時間。蔡重直形容發言后的場景：

會場很安靜，仿佛有一股清新的風吹進來。

不久，中國銀行舉行的一個國際金融年會上，主持人對藍皮書進行了批判，認為這是要搞資本主義，還要在中國重開證券交易所，這是要：

回到舊中國。

在劉鴻儒的批示下，蔡重直等人接受了“先躲一躲，不要來學校”的建議，直到過了大約兩個月，事件沒有進一步擴大化時，他們才返校，并繼續折騰。

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失空斬》

如果時間定格在80年代，劉鴻儒可能會得到“現代央行的設計師”、“中國金融教育家”的兩項桂冠。

但是，人生是一條沒有歸途的河流，居于其中的人們別無選擇。

回到文章開頭的“溫州報告”，為什么搞了大半輩子央行實務的劉鴻儒，會突然強調“股份制是促進資金市場的必然選擇”？

這是因為，在1984年成功剝離商業銀行職能、取得央行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后，劉鴻儒被視為精通技術的學者型改革派，被當時的中央領導看中：

要加一加擔子。

具體地說，劉鴻儒被任命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分管財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試點，當時小組成員包括周小川、樓繼偉、吳曉靈等日后大放異彩的年輕人。

劉鴻儒認為，上世紀80年代的融資結構缺陷，導致了股份制企業頑強的復蘇。

但默許股份制試點是一碼事，同意股份流通又是一碼事。

1985年，我國出現了較明顯的銀根緊縮，國家計委（即現在的發改委）公開發文稱，“企業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籌集資金”，但沒有出臺相應的操作規范。

這一年，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凡爾霖（John J. Phelan）訪華，小平同志決定送他一張中國公司的股票，當時選定了1984年發行的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但劉鴻儒發現，這張“股票”有點奇怪，因為它在票面上規定3年后到期，按時支付利息。

因此，天橋百貨的股票，實際上是一只債券。

不得已，有關部門的同志連夜坐飛機到上海，找來了“只分紅，不還本”的飛樂音箱，讓后者成為官方確認的“第一股”。

但讓當時的金融人士尷尬的是，無論天橋百貨還是飛樂音響，都是單向發行的股票。

也就是說，企業向職工及家屬推銷，甚至政府變相攤派，才能把股票銷售出去。而買了股票之后，市場上并沒有公開交易的場所，這就是當時股票滯銷的根本原因。

例如深發展首次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股票79.5 萬股，實際上只賣出了33.65萬股，完成了發行計劃的49.9%。

直到1986年8月，沈陽信托投資公司開辦了第一個窗口交易，允許股票持有人現場交易。然后，上海工商銀行信托投資公司也在靜安區辦事處開設了柜臺交易，交易價格寫在小黑板上，供“股民”參考。而第一批股票交易者，大多是國有銀行所設立的金融機構（例如信托投資公司）。

當時負責調研的劉鴻儒回憶道：

盡管規模很小，條件簡陋，但這些新鮮玩意兒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甚至日本記者發文稱，中國出現二級市場了…

1990年春，深圳經濟特區的3個股票交易場所突然火爆起來，直接原因是深發展宣布分紅配股方案，每2股送1股，且每股分紅7元（注：當時深發展的票面價格為20元/股）。這時候，老百姓才相信，股票是能賺錢，而且還可以交易兌現的。

在短短一個月內，深發展漲幅達到了300%，半年后又漲到了900%，引起有關部門的擔憂，時任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以調查組組長的身份現場調查，并協助深圳、上海兩地政府規范股票市場。

1990年5月28日，我國推出漲跌停版制度，每天限制漲跌10%，然后又調整到5%，再調整到1%。

與此同時，印花稅與入息稅也緊急上線，規定對股息紅利超過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的部分，需要繳納10%的個人收入調節稅。

在教育老百姓警惕“無故暴富”這件事上，有關部門從來都是煞費苦心。

1990年11月，在深圳特區成立十周年大慶期間，江澤民總書記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場的實際情況后，在返京途中和劉鴻儒聊了兩個多小時，把大家擔心的問題都問了一遍。

例如江同志特意提到，股票市場的錢從哪來？股價為何這么高？股票漲價以后，誰賺誰虧？共產黨員買股票怎么辦？

劉鴻儒坦率地說，股市里95%都是散戶的錢，但這并沒有影響所有制，因為流通股只占少數，60%的股份仍屬國家和集體單位。

他也提到，合理的利潤是激活市場交易的潤滑劑，我們不能稍有問題就帶上一批政治帽子，否則誰還敢買股票、搞實驗？劉鴻儒把那段時期的調研心得總結為一句話：

股票猛跌，下邊有怨氣；股票猛漲，上面有意見；不漲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見。

另外，劉鴻儒還向總書記保證道：

請您相信，我們不會搞私有化，社會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會改變。

最后，江同志決定股市繼續試點，但暫限于深、滬兩個城市，這也是滬深兩個交易所得以快速成立的原因。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A股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體改委和國務院在深圳聯合召開了一個股份制座談會，時任副總理朱熔基提出：

股份制試驗要放開手腳搞，但也要規范，不能搞亂了 。

1992年6月，《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劉鴻儒的文章《關于我國試行股份制的幾個問題》，提出了他構思的一個股改方案：

實行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及其股本構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門審批。其中，上市公司公有股占比約60%，市場流通股占比40%。

這就是后來被反復詬病的股權分置。但在當時，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務實操作。限于當時的認知水平，只能用機械的國有控股比例來規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從而解決股市的“有與無”的問題。

至于“好與壞”的問題，則要相信后人的智慧，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現。

（1992年6月23日，《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劉鴻儒的文章）

1992年8月10日，深圳交易所發售1992年新股認購抽簽表，現場出現了百萬人爭購抽簽表的名場面，結果交易所大門打開后僅一小時，500萬張抽簽表即發放完畢。結果導致了震驚中外的“8.10事件”。

很多年后，時任深圳市市長李子彬在回憶錄《我在深圳當市長》中是這樣描述的：

當時人們對證券市場的認識還處于較低的水平，認為持股必賺，所以瘋狂搶購新股。例如有人估計，按照10%的中簽率，一張中簽表可申購1000股新股，轉手便可賺到萬余元。 在抽簽表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有傳言稱，發售認購表的組織工作不嚴，存在少數工作人員私分認購表的現象。于是，部分沒買到抽簽表的群眾聽信謠言，上街鬧事。

事后的調查表明，確實存在部分公職人員營私舞弊、私自截留抽簽表的現象。

所謂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

“8·10”事件以后，股民信心盡失，全國證券市場步入了持續三年的低迷狀態，股價超跌，日交易量最低不足億元。

而有關部門也重新審視現行股市運作體制和交易清算制度的缺陷。在當年的人代會上，18名代表提交了一個議案，建議成立專門的證券監管機構。

中國證監會的籌備，被納入監管部門的視野。

但當時的股票市場比較特殊。一方面，股票市場被認為是金融市場的子市場，由中國人民銀行歸口管理，下設金融機構管理司具體負責。另一方面，當時股份公司的試點是國家體改委主管，涉及到國家級項目的還需要國家計委規劃。此外，滬深交易所由當地政府管理。于是就形成了三個婆婆管事的壯觀場面。

“8·10事件”后，，中央決定成立專門的證券監管部門，以改變時而多頭管理、時而無人管理的狀態，由朱镕基副總理分管這項工作。

當時的人們提出了三個參考模式，即以英國為代表的自律監管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央行監管模式，以及以香港為代表的準政府監管模式。

劉鴻儒認為，英國模式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規制度，這是現階段不具備的；美國模式權力很大，但不利于當前央行分權式改革的進程。對比下來，香港模式專業性很強，又參照公務員隊伍的建設，最值得借鑒。

1992年10月，準政府機構性質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了，同期成立的還有負責宏觀管理和指導、監督證監會工作的國務院證券委員會。

鑒于劉鴻儒在股份制改革過程中的思考與探索，以及多次代表體改委向國務院做過匯報的經歷，朱镕基親自點將，讓劉鴻儒擔任新成立的中國證監會主席和國務院證券委的副主任。

1998年的機構改革中，國務院證券委與中國證監會合并，辦公室也隨即并到中國證監會。證監系統多頭管理的狀態終于結束了。

作為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利用自己的聲望與影響力，完成了證監會從無到有的初創：

1，他利用與央行的關系，租了保利大廈的兩層作為臨時辦公場所。 2，當時財政部撥款不夠用，他向國家體改委下屬的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借錢，數年后才通過監管費用補上窟窿。 3，為了體現依靠社會力量強化監管的思路，他專門成立了發行審核委員會，影響了中國證監監管的最終生態。

在任期內，劉鴻儒達成的主要成就包括三方面。

第一，他組織人手，分析了國外證券市場防范風險的經驗和教訓，編寫了股票市場的風險與管理的專項報告，確立了《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等基本交易制度。

第二，重視對人才隊伍的建設和培養。證監會定期組織各種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同時加強對監管人員的廉政建設工作。

第三，堅持證券市場的開放，拓寬國際視野與合作。

例如證監會成立后，劉鴻儒親自帶隊，成立了“內地香港證券事務聯合工作小組”，支持青島啤酒到香港上市。

工作組用了整整11個月時間，逐項討論了赴港上市的法律問題、會計問題、上市方式、交易及外匯問題。

青島啤酒赴港上市后，倒逼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步驟——例如催生了《公司法》的盡快出臺（你沒看錯，當時國內還沒有《公司法》），確立了A股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并使得國內會計制度快速與國際接軌。

1993年，除了青島啤酒，國內還有上海石化等六家企業陸續在港上市，恒生指數在年底達到了11888點，比上一年度上升了115%。同時，昆明機床股票發售時創下了628倍的超額認購，眾多海外投資者真正認可了港股的“中國概念股”。

但是，劉鴻儒在1992年上任時與朱镕基有過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劉：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干不長。 朱：你用心去做，責任不要你承擔，我來承擔。 劉：出了事哪有讓總理出來承擔的，當然我自己來承擔。

3年以后，戲言成讖語。

1995年2月，圍繞著將于1995年6月到期的三年期國債，資本市場上多空展開了博弈，雙方的分歧在于財政部是否因為惡性通脹而對國債進行追加貼息的操作。

簡單地說，以萬國證券為首的一派認為，從市場邏輯出發，國債的貼息率不會超過8%，對應的預期兌付價約為132元。

而以中經開為代表的另一派則通過特殊渠道，獲悉財政部將貼息率上調至12.98%，對應兌付價升至148.5元。

果然，在2月23日這一天，財政部宣布貼息率上調，空方主力萬國證券面臨60億虧損。

在收盤前8分鐘，沒有拿到內幕消息的管金生仍不服輸，他授意萬國證券，違規拋出2070萬口、總面值4140億元的空單，將債券價格強行打壓至147.5元，反而導致多方瞬間爆倉。

眾多眼瞅著神仙打架的散戶眼神渙散，竟然產生了小刀割屁股——開了眼了的感覺。

當晚，上交所緊急裁定當日最后8分鐘的交易無效，按151.3元予以結算。萬國證券實際虧損56億元，最終被申銀證券合并，總裁管金生被判17年。遼國發負責人潛逃，中經開后續也因違規被關停。

這就是中國資本市場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

327國債期貨事件。

在這場令人咋舌的博弈中，空方和多方展示出叢林法則的恐怖美感，雙方無下限的操作毫無正義可言，徹底戳破了早期資本市場中保證金制度、無漲跌停限制、內幕消息泛濫、監管執行松散…的制度性漏洞。

而作為國債期貨主管部門的證監會，在這起嚴重的金融事件里的反應，接近于：

鴛鴛相抱何時了，鴦在一旁看熱鬧。

1995年5月，中國證監會主席劉鴻儒宣布辭職。他以行動表明，證監會成立后的制度建設并未達到預期，但他愿意承擔系統性風險發生后，市場參與者對監管系統產生的信任危機。

這是他最后的體面與倔強。

?《文昭關》

65歲的劉鴻儒在離開中國證監會工作崗位后，閉門謝客，主要活躍在學術界。

他長期擔任五道口金融學院理事會名譽理事長，指導博士生的學術研究。此外，他還擔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兼職教授。

經濟學家厲以寧曾評價劉鴻儒：

最幸福的經濟學家是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經濟學家。劉老師就是最幸福的經濟學家，不但他影響了政府決策，他的學生還在繼續影響政府決策。

劉鴻儒笑笑，沒有回應“厲股份”的贊譽。

2000年6月，嘉實基金爆發內亂，管理層公開批評大股東為了追求利益，進行內幕交易、損害基金投資者的行為。

《財經》雜志全文刊發了《基金黑幕》一文，揭示出基金經理的違規、違法操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極限。

而劉鴻儒罕見地站了出來，面對媒體采訪公然說：

中國的基金行業只有兩歲，還處于早期發展階段，市場難免會出現問題，這就像小孩子會尿褲子一樣，應給予一定的寬容和理解，允許市場在實踐中逐步規范和完善。

聽罷劉老師的“巨嬰論”，當時有不少投資者急火攻心，哭得像個200斤的小孩子。

這個事件的小風波很快就平息了，但它至少可以推斷出兩層含義：首先，說明劉鴻儒的性格與業內人“溫文爾雅，頗有君子之風”的評價較為接近，其次，說明他的性格特征，可能與職業經歷并不完美匹配。

要知道，改開四十年多來，中國金融領域精英與梟雄輩出，投身這個競技場的角斗士，集資源、權力、財富、影響力于一身，非有霹靂手段者，不得全身而退。

“君子”劉鴻儒以發達的人脈資源，強大的師生關系建立并維持著早期的金融監管體系，但最終還是被野蠻生長的大佬玩家輕易撕碎。

在五道口學院長期深耕的過程中，劉鴻儒與早期的學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曾自豪地說，退休之后，從前的學生們經常跟他聯絡或是來看望他。他認為這背后的原因是：

我不實行家長制，通常愿意跟學生交流、討論，聽聽他們的意見和想法。而且，不管是學習還是生活上甚至在畢業以后的工作期間， 學生遇到的困難我都盡力幫助。

這種亦師亦友的特殊關系，固然有利于構建 “強大的向心力”——例如證監會初創時資金緊缺，劉鴻儒是通過自己的學生張志平，找關系借來的200萬元。

但是，亦師亦友的關系也可能導致“畏威”與“懷德”之間的失衡。

例如1990年前往深圳調研“股票熱”時，劉鴻儒的學生劉志強（當時是深圳發展銀行行長）高興地接待了他。在調研結束的閑聊中，劉行長還動員劉鴻儒稍微買一點（深發展的股票），說可以起到正向宣傳作用。

劉鴻儒嚴肅地指出：

我是管這個事的，如果買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

這則逸聞說明了兩者的師生友誼、體現了上位者的眼光，但也反映出師生關系相當和諧，沒有森嚴的等級觀念與距離感。

而最重要的是，劉鴻儒“唯才是舉”的性格特征，以及金融監管圈子的半封閉特性，可能導致師生關系的重構與異化。

例如在近年來轟轟烈烈的“金融反腐”中，陸續倒下了張育軍、朱從玖、劉連舸等金融大佬。

他們都畢業于五道口學院，都是劉鴻儒的學生，都曾擔任劉鴻儒的秘書。

張育軍是劉鴻儒任職證券委時挑選的秘書。當時證監系統與券商高管對他的評價是，學識水平極高，江湖氣很濃。

張育軍的學識水平，在他理論水平拔尖、實際操作很接地氣的《金融危機與改革》一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甚至于，這本書的語言也頗有特色，有種滄桑過后的史詩感，非常值得投資者一讀。

而張育軍的江湖氣更接近民間故事中的“匪氣”。他先后擔任深交所總經理和上交所總經理，被譽為“真正把中國證券監管搞懂弄透的人”，但他在跟券商開會時，半躺在椅子上發號施令，說一不二，霸氣外側。

2021年，被雙規的張育軍在接受調查期間，因患胰腺癌病逝，時年58歲。

（不羈正形，但才思敏捷的張育軍）

在張育軍離開證監會、外出歷練后，接替秘書一職的朱從玖，曾在當年入學后第一周就敲響了劉鴻儒的辦公室，說服對方擔任他的導師。

2024年11月，朱從玖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十億省長朱從玖）

但真正說起來，劉鴻儒最欣賞的學生，無疑是在校期間擔任五道口學院學生會主席、日后擔任中國銀行黨委書記兼董事長的劉連舸。

劉連舸被業內人廣泛認為是“具備全球化視野的專家型領導”，他為人好爽，親和力極強；他運動能力突出，滑雪技能已經接近專業級；他對于流行文化具有敏銳的把握能力，風度翩翩…

（葷素不忌的劉連舸）

直到落馬后，日本媒體發布了一則《４人目の妻が，息子の元戀人》的專題報道，簡單翻譯后大意如下：

劉連舸第4次結婚的女性是兒子的前戀人，這一被公開的事實令人震驚。 過去，劉的兒子給家人介紹了戀人，想要訂婚，劉當時以“對方的家庭條件不適合我們家”為由予以拒絕，強行要求兒子分手。但8個月后，劉宣布與這個女人結婚。 據悉，劉的兒子因此患上憂郁癥。

當時，無數吃瓜群眾都看傻了，這是道德的淪喪，還是人性的扭曲？恐怕連日本愛情動作片都不敢這么編啊。

業務能力與道德水準負相關的“秘書幫”的毀滅，這確實是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才學令人炫目，也讓精心培養他們的恩師迷失了眼。

近年來，劉鴻儒已經不再接受媒體采訪，也很少出現在學校。

所有人都知道，劉鴻儒理應是一個桃李滿天下的學者，但他的政治生命與追求，終結在與中國證監會命運交錯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

遠離A股周邊，盡管它距離財富很近，但它會讓人變得不幸。

據說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中，著名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曾這樣回憶他的好友、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

在被逮捕前夕，圖哈切夫斯基很后悔自己沒有成為小提琴家。他反復地說：我小時候多么想學小提琴，可爸爸沒錢給我買小提琴，他一直沒有這個錢，我要是成了小提琴手就好了。

也許，晚年的劉鴻儒回首起他光榮而又遍布荊棘的職業生涯之路，仿佛能聽見學生們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了一層薄薄的鹽。

啊，多么痛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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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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